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歷史轉捩點 ── 在那之後，美國的非正式公共生活（informal public life）開始衰退。戰後，無論在戰勝國還是戰敗國，人們都以前所未見的規模退回自己的家中。德國人因整個社會秩序被戰爭摧毀、別無所剩，只能躲進小得可憐的家庭單位；美國人則是不願、也無力維繫或建造足以承載社群生活的城市棲地，於是當周遭世界逐漸失去家園般的特質時，我們同樣躲進了住宅與圍籬圈起的院子裡。

孤立的傾向，許多嚴謹的學者早已記錄在案，向來存在於美國人身上；但我們的群居天性同樣存在。小鎮把這一切表露無遺：有人充分利用那種能讓個人認識並享受眾人的棲地，也有人選擇放棄這個機會。然而戰後，連最愛群聚的人也受挫了，彷彿有一股協同的力量正在關閉這個社會的非正式公共生活。

現有資訊顯示，我們大概已經失去了世紀中葉所擁有的一半隨性聚會場所 ── 那些承載著輕鬆、非正式、卻具社會凝聚力之交往的場所，而這種交往正是社群生活的基石。老社區及其咖啡館、酒館、街角小店，敗給了都市更新、高速公路擴張，以及輕忽宜人而完整之住宅區重要性的規劃；而較新的住宅區則在負面分區法規（negative zoning codes）下發展，這些法規禁止一切能承載在地居民非正式聚會的場所類型。

與非正式公共生活核心場景同步衰退的，是對公共事務更普遍的興趣流失。

制定憲法的那一代與當代美國人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此：殖民時期的先輩深切關注公共福祉，我們卻不再在乎。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空洞卻又「對等」── 社群對個人無所付出，個人也對社群無所付出。

分隔、孤立、區隔化與無菌化，似乎成了都市成長與都市更新的指導原則。

棲地會逼出改變的渴望嗎#

不適合的棲地會點燃逃離的渴望。私人地產提供了人們所能負擔的「壯麗孤立」，在對照公共領域的破敗之後，看起來加倍誘人。但不適合的人類棲地，是否終將點燃改變它的渴望？我們究竟能不能解決美國的「場所問題」？

帕特里克・戈德林（Patrick Goldring）描繪過我所見最陰暗的當代都市生活圖像，並援引大量證據，但他仍深信社群終將獲勝。他寫道：

我相信人類對真實社群與尊嚴的本能，能挺過任何加工處理，並在危機中重新主張自己。遲早，那看似無可阻擋、為組織而組織、邁向螞蟻般非人化的趨勢，會出現一道剎車。

令人振奮的是，以史家衡量時間的尺度來看，這個「人造美國的爛攤子」是晚近才製造出來的。一般人還沒看穿「場所問題」，仍傾向把惡劣都市設計帶來的苦難歸咎於其他因素。例如，現代生活的空間組織為婚姻與家庭生活帶來巨大困難，但夫妻與父母仍傾向把這些源於不利棲地的問題歸咎於個性與關係。

過去我們之所以能補償規劃者的短視，是因為我們所擁有的多數非正式公共生活，其實是空間使用者對空間規劃者的勝利── 我們只是接管了為其他用途而建的場所與空間。新環境真正革命性之處，不在於它的高速公路迷宮，也不在於那些覆著煙燻玻璃外皮、笨重的矩形摩天樓，而在於它對使用者改造前所未有的抗拒。

但隨著規劃者的手愈來愈沉重，人們對其濫權的容忍也愈來愈少。美國即將到來的世代，將比我們更懂得人類有機體如何適應棲地、環境又如何適應有機體的需求 ── 這是一門他們將被迫接受的教育。而這些教訓不是由寫文章或寫書的人傳授，而是由人們在惡劣設計的環境中努力享受生活的經驗所教導。

這已經正在發生。全美最好的一些都市棲地，正是透過草根努力、為反抗都市更新方案的粗暴與平庸而保存或修復下來的。憑著研究這個題目所站上的視角，我預期美國人的觀念與態度終將在至少三個面向上改變，每一項都有利於非正式公共生活、乃至社群本身的發展與再發現。

回歸便利#

「就算我有第三場所，我也沒時間享受它。」

這是欣賞第三場所價值、卻傾向把這些怡人小機構歸入步調較慢之往昔的人常有的回應。要再投入時間心力去建立一個第三場所、乃至更廣的社群生活，這念頭確實令人卻步；時間與精力，正是太多人所匱乏的商品。

但美國人終將明白：都市生活的快速與慌亂並非源於現代性，而是源於糟糕的都市規劃。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被佈置得如此拙劣，以致人們被迫放棄最基本的承諾，才能應付由此而生的種種複雜。

對當代美國社會最可笑的誤稱之一，就是說它是「便利文化」。 便利之所以在我們生活與廣告中反覆出現，正是因為對它的需求如此迫切。唯有把瑣碎的便利與根本的便利混為一談，我們才能自我欺騙。在真正便利的文化裡，生活必需品就在住處附近、步行可達；歐洲訪客不會像對我們這樣驚呼：「天哪，你們做什麼事都得開車！」

我們把一切真正的便利都犧牲給了糟糕的都市規劃，卻試圖在小事上補償，因而博得便利的虛名。然而塑膠信用卡、自動販賣機咖啡、電動開罐器、冷凍即食餐之類的便利，對解決社會根本的不便毫無助益。它們省下的時間，是用品味、辨別力、自律的退化，以及重要社交儀式的流失換來的。

對多數人而言，工作不再是苦差 ── 工作有其連貫與簡單，所需之物隨手可得。倘若住宅區也能具備同樣的特質、倘若「生活」和「生產」一樣被看重，幾乎每個人的人生都會單純而豐盈得多。在美國，生產活動的領域安排得還算妥當，社群與家庭生活的領域卻嚴重失序：工作世界完整無缺，下班後的時光卻被擴張、蔓延、四散所困擾。於是許多人發現 ──工作容易，生活艱難。

步行可達，是有活力社區的共同分母#

讓必需品都在輕鬆步行可達的範圍內，是有活力社區的決定性特徵與共同分母。當在地居民對社區的使用僅止於吃、睡、看電視（全在自家屋內），便利就無從產生；但在步行即可取得郵票、乾洗、雜貨、雜誌，或一份甜麵包加一杯咖啡的地方，私人住宅之外便會有生活。

步行帶來汽車交通所排除的人際接觸。人們因此認識自己的商家與鄰居；在眾人之中，合得來的少數得以彼此發現。社區（如同小鎮）從來就不是「一個大家庭」，其真正的好處在於：它讓那些注定彼此重要的人，能輕易地相遇與結交。寡婦與單身女子找到一起購物、午餐、打橋牌的伴；業餘技工與木匠遇見同好，捲入彼此的計畫，既互助又互樂；撲克牌手、丟馬蹄鐵者、打高爾夫的人，透過在地的耳語管道得知彼此的存在，自此自由發展。

在這樣的環境裡，個人擁有一個「控制閥」：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決定要與社區有多少往來與牽涉，偏好完全不參與的人也可以如願。

汽車普及之後，那種除了房子別無他物、被「消毒淨化」的社區大量出現。這種「空無社區」之所以存在，只因人們指望汽車滿足住家無法滿足的一切需求與渴望。最終，對汽車的過度依賴造成了少有人能忽視的生活品質惡化：通往無菌社區命脈的高速公路與次要道路日益壅塞；空氣被汽車每年排放的上億磅一氧化碳污染；車禍奪命牽動每位市民；汽車的價格貴得離譜。

當汽車的代價開始逼近房子、當愈來愈多老社區為拓寬公路而被夷平，人們終將領悟：一個根本不健全的系統，換來的只是不斷增加的犧牲與不斷下降的生活品質。當我們最大的便利被看清，正是因過度依賴而成為支離破碎、極不便利之生活的根源時，情況才會開始改變。

偶有研究宣稱，問卷顯示居民並不想要共享的生活，理由是他們在幾乎一切社會與個人事務上都缺乏共識。

但社會科學家也和常人一樣容易本末倒置。所謂共識，往往是互動與牽涉之後的結果，而非之前的前提。當人們被湊在一起，他們會發現許多值得喜愛、依戀、改變想法的事物；當人們被隔開（這正是無菌式開發對他們做的事），他們的共識程度又有什麼意義？

自助的極限#

自助書（self-help books）在美國大行其道，書店甚至許多藥房都為它們闢出專區。它們是沒有社群之人的勵志文學，向社交孤立到無力抗拒的人提供建議與保證。

這類文學對生活在破碎社會、缺乏統一社會中那種值得信賴之日常支持與指引的人，確實可能有用。但另一方面，它傾向美化造就其市場的那種處境：它教人相信美好生活、幸福、滿足從來不是集體的成就，而是個人的成就。掏錢買「你很好」這套建議的是個人，被推上萬物中心、被告知自己「掌管」幸福的也是個人。這類文學掩蓋了一個事實 ── 個人對生活的享受、經驗的品質與廣度，深受周遭群體生活品質的影響。社群歸屬常被描繪成「自我實現」的阻礙，而非通往滿足的途徑。

蓋兒・富勒頓（Gail Fullerton）觀察到，我們近來取得的多數自由，其實是「截肢式的自由」（freedoms of amputation）。她進一步說明：被切斷了滋養先輩、賦予他們身分認同的初級群體之後，大批美國人正在尋找有人告訴他們「自己是誰」或「應該成為誰」；視財力與見識程度而定，他們或報名承諾培養「個性」的課程，或投入某種治療。但多數人尋求的是一個可接受的標籤、或一套支配他人的祕訣，而非認識自己。

對個人無止盡且過度的吹捧、以及「美好生活是個人成就」的觀念，會勸阻、貶抑集體努力，並掩蓋一個事實：許多美好而必要的事物，唯有透過集體努力才能達成。讀者很容易被誘導去相信：集體努力的每一次失敗，都是個人自由的一場酣暢勝利。

鼓吹自助、宣揚「健康取決於個人」，還會消解不適合之都市棲地所蘊含的政治潛能。倘若人們更充分地理解，自己的許多問題既非自己造成、也非自助所能解決，而是源於「人造美國的爛攤子」，那麼個人問題很快就會變成政治議題，製造不適棲地者也會承受推動環境補救的壓力。

自助文學與療法的意識形態是一種「適應」的意識形態：淡化根本問題，轉而強調個人化的求生模式。它最強的吸引力在於承諾立即見效，但這帖藥是個人的，且更可能遮蔽病根而非攻擊病根。然而，美國人長期培養出的「凡事靠個人解決」之偏好，終究必須面對它的極限。隨著美國都市處境每況愈下，受苦者將愈發認清自助的限度；一旦如此，一整套關於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的全新期待便會重新浮現。屆時，「私人公民」（private citizen）這個徹頭徹尾的美式矛盾語，將讓位給關懷公共、具公民意識的個人 ── 我們的希望正繫於這樣的人。

場所的力量#

實質環境的暴虐力量，正緩慢地向美國人顯露。長久以來，我們享有相當程度的「場所決定論」豁免：我們被賜予了豐沛的空間可供使用、濫用、然後棄之而去。高居全國之冠的地理流動率顯示，多數人藉由頻繁搬遷，逃過了住在缺陷棲地的長期後果；頻繁搬家也讓我們得以推託，不必深入投入某個特定地方、或關心它的缺陷。連社會科學家都傾向把他們鑽研甚深的人際關係，當成漂浮在大地之上的東西。事實上，那些關係是被接地的、被容納的、被迫安放在現成的實質舞台上，而舞台會影響它們的品質。

知名環境心理學家羅傑・巴克（Roger Barker）曾以絕妙的簡潔道出此一立場：被問到如何解釋人類行為時，他說自己只需知道當事人身在何處 ── 若這人在教堂，他就「演教堂」；若在郵局，他就「演郵局」。

經驗發生在適合它發生的場所，否則根本不會發生。當某些場所消失，某些經驗也隨之消失。

我曾以「成套的朋友」為例說明這點：透過規律地投入某個第三場所，個人會與聚集於此的幾乎整群人成為朋友，被這些關係的廣度所溫暖、豐富。破碎的世界因而變得較為完整，這種與生活更廣的接觸，增添了人的智慧與自信。在別處，個人傾向更狹隘、更策略性地挑選朋友，通常侷限於同一職業與社會階層之內，於是失去了廣泛交往的好處。隨性的社區則供給個人在自己選擇之外的朋友與熟人 ──個人在不自覺、甚至違背自身偏好的情況下受益。

幾年前，自選串珠項鍊曾流行一時：女人買下鏈子，再依負擔能力逐顆添上昂貴的珠子，我因此看過許多只串著寥寥幾顆珠子的項鍊。當時我讀到一個比喻：個人的人生，是由每天反覆造訪的情境與場景一顆顆串起來的。許多人脖子上那少得令人尷尬的珠子，在我看來正象徵著當代都市人每天造訪之場所的匱乏。我也想到，住在小鎮者的「人生項鍊」上，珠子比汽車郊區的居民多了多少。一般美國人更常被無聊所困 ── 日常經驗之鏈上的珠子太少了。

建築界流傳最廣的軼事，是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二戰期間國會大廈遭納粹轟炸後的舉措。據說他去問議員們：在修復時，不是想要什麼特色與裝飾，而是要不要改變議事的方式。當他得知他們無意更動議事程序，便宣布該建築將原樣修復。邱吉爾的推理是：人先塑造環境，環境再塑造並控制人。環境是一股暴虐的力量，但人類正日益成為真正的暴君，因為環境愈來愈是由人所形塑的。

我最近向五、六十人的聽眾談非正式公共生活。我問：住在郊區的美國人，是否有自由在傍晚披上毛衣、去鄰里酒館找朋友？全場響亮地答「是」。我問：較小的孩子能否拿著零錢走到街角商店挑口香糖、糖果或漫畫書？又是響亮的「是」。我問：大一點的孩子放學後能否順道去麥芽飲料店坐坐？聽眾依舊答「是」── 他們對美國的「自由」遠比對它的「環境」更了解。我原盼有人能意識到：這些人都無法前往一個並不存在的地方，也無法擁有一種不再可能的經驗。

我們賴以度過一生的環境，不是一間陳列著無數被動可選之場景與經驗的自助餐廳；它是一股主動、專斷的力量，依其被塑造的方式增添或扣除經驗。

當美國人開始領會這個教訓，通往規劃者辦公室的路，將比通往精神科醫師躺椅的路被踩得更頻繁；當這個教訓被學會，社群或許將再度可能，並在第三場所豐沛的新生中，日日被慶賀。

若說我有一個訊息想留給那些對郊區死寂街道、對「商業帶」上塑膠般的場所、對擁塞而冷漠之「市中心」感到絕望的人，那就是：事情不必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