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之間，被打進的一根根楔子#

作者回憶童年時，成人的聚會總把孩子一併納入。鎮上提神社（Booster’s Club）或義消的秋日野宴上，五十加侖的大鍋燉著雞肉牛肉，農用水槽裡冰著一瓶瓶啤酒，當中也為孩子備著橘子汽水、奶油蘇打與沙士。夜裡大人玩起把酒瓶頂在鼻尖、擲斧中靶的把戲，孩子玩到睡著，被裹進毯子放上汽車座椅——直到睡著前，他們都參與其中。那是一個成人「享樂」不等於「擺脫孩子」的年代。

之後幾代成人，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於自己與青年之間拉開了很大的距離。我們在兩代之間打進了一根根楔子：

• 把學校從鄰里中抽離。
• 把童工法執行到超出保護兒童的程度。
• 揚棄了在他國行之有效的學徒制。
• 一千戶人家中有九百九十九戶裝了電視，親子相處的時間大量流失於「映像管」。
• 就業條件先把父親從教養角色中抽離，如今也抽走了母親，且未為其母職做任何調整。
• 普遍的分區管制（zoning laws）與拙劣規劃，使新社區不再有青年與成人頻繁、隨意、非正式相遇的場所。

作者並不把戰後青少年的失控歸於「放任主義」這套新潮意識形態，而歸於老派的「疏忽」。父母對孩子的關愛與擔憂並未減少，但精神上的焦慮無濟於事。當爸媽都不在家、而住處所在的區域又無人留意孩子的動靜時，問題便出現了。

魔鬼的工坊不只藏在無所事事的雙手裡，同樣藏在一個了無生氣的鄰里之中。

沒有青年容身之處的「社群」#

當住宅區淪為孤立家庭生活的場景、當人們找不到理由走出家門上街，他們便轉往別處尋求社群與交流。對許多人而言，職場成了最現成的替代品。同事興趣與生活方式相近、接觸遠比與鄰居容易，於是社交慾望結晶為一套職場儀式：慶生、午餐聚會、咖啡時間、辦公室派對、公司保齡球聯盟，在在補償了住宅鄰里失落的社群感。許多員工覺得辦公室比家更舒適——環境宜人、有人善後、工作上的麻煩不如家庭問題那般沉重，而且「好戲都在這裡上演」。

但與昔日的住宅社群不同，職場這個替代社群裡沒有孩子的位置。父母滿足於工作所提供的社交形式，等於又在兩代之間打進一根楔子。家庭正在喪失它長久以來的一項功能：把年輕成員連結到一群曾構成孩子世界、並對其成長貢獻良多的朋友、親戚與鄰居。如今留給青年的遺產是孤立——美國孩子與真實的人相處的時間愈來愈少，看電視、聽音響、講電話的時間愈來愈多。

另一種愈來愈多人滿足於其中、社會科學家也公開讚揚的社群，被稱為「個人社群」（personal community）、「解放的社群」（liberated community）或「網絡」（network）。它不以地點界定，而以單一個人累積的關係界定。

作者對「網絡」論的吹捧者提出尖銳批評。

作者特地重讀一份嚴謹的網絡研究中關於兒童的段落，發現論點散落各處（如同多數網絡研究，並無聚焦於兒童的討論），基本結論是：孩子限制父母的活動（對母親遠甚於父親）；育有兩個以上孩子的職業婦女難以結交與維繫朋友；無子女的夫妻能住得離城市娛樂中心更近、有更好的房子；妻子的居家心情因配偶在場而提升、卻因孩子在場而低落；無子女的成人享有更好的情緒與士氣。

訊息很清楚：孩子與「個人／解放社群」的更充分實現並不相容。而這訊息已被接收——自願不生育（這項相當晚近的美國理想）已被超過一成的已婚人口擁抱；婚姻與家庭教科書正以 childfree 取代 childless。住宅鄰里被「絕育」後浮現的兩種社群——職場與網絡——都對孩子充滿敵意、無其容身之處。一個無法把世代統合進一個整合社群的社會，長遠來看究竟能有多少存續力？

「無處可去，無事可做」：萊維敦的青少年#

萊維特（Bill Levitt）的萊維敦（Levittown）是青年被排除於現代社群之外的清楚範例。社會學家甘斯（Herbert Gans）在一九五〇年代末觀察了最早入住的三千戶家庭：成人對社群高度看好，三分之二的六年級生也喜歡此地，但絕大多數青少年覺得萊維敦是「絕境鎮」（Endsville）。

這個社區一如眾多美國郊區開發案，是為帶著小小孩的年輕父母而設計，青少年被忽略了。場所的貧瘠與壓抑很快轉化為對成人的敵意與對成人財物的破壞。許多父母固守一種觀點：孩子不在校不上工時，就該待在家——這強化了父母作為道德監護人的角色，卻無視青少年探索更廣世界的旺盛活力。

放學後，正值群聚本能特別強、冒險慾極大、亟欲逃離家中無聊的年紀，這些孩子卻被要求「待著別動」。他們的選擇寥寥：看電視、午睡、做功課。可供聚集的少數地點——泳池、購物中心、保齡球館——對多數人而言都太遠；在萊維敦，距離問題更被加倍放大：少有青少年有車，也無其他交通工具，蜿蜒的長街常使直線一哩變成步行兩哩。

成人維持著一個青年被排斥到「沒人認識他們」的世界。研究期間，關於青少年的離奇謠言在成人間流傳並被廣泛採信——有傳言說四十四名高三女生懷孕，甘斯一查，懷孕的只有兩人，其中一人還即將結婚。兩代之間的疏離既讓這類謠言可信，也帶來敵意：萊維敦的青年逐漸普遍厭惡成人，從事相當程度的破壞，並開始大量飲酒。

提防「排程者」#

佛羅里達一座濱海小鎮，一棟一九五〇年代中為童軍而建的屋子，在六〇年代初改為對所有人開放、早到晚開的青年中心。乒乓與撞球桌是主要活動，一九七〇年加設的露天燈光籃球場立即大受歡迎。

這裡成了鎮上青少年的會合點：不上學的早晨，孩子們在門前等開門；籃球場加設後，連大人也開始來打球，孩子與成人經常同場較量。年紀更小的孩子組成忠實觀眾，連度假或探親的外來青年也覺得這裡迷人——本地人雖視之為「自己的地盤」，卻不至於刁難新來的孩子。督導者認為這裡對青年品格有正面、甚至「療癒」的效果：這是個人人被接納、「年輕小伙能在同儕面前一展身手」的地方。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這裡不再是青年的第三場所。七〇年代間，館內設施逐步對一般、非結構性的使用關閉，改為開設收費課程：給願意付費一起運動的女士，或給滿懷舞蹈或奧運夢的孩子的母親。它變成今日典型而名不副實的「社區中心」，把那些有閒暇卻無處可去的青少年拒於門外。青年痛恨這些課程與「奪走他們地盤的那一小撮有權者」，卻只能把憤怒與挫折硬生生吞下——畢竟，這世界屬於成人。

有人說美國中產階級在音樂、藝術或文學上不會有偉大貢獻，其唯一的才能是「組織」。如今這項可疑才能對兒童活動全面入侵：孩子的遊戲幾乎被徹底改造成成人主導的「兒童運動」，非結構性的青年據點淪為犧牲品。「組織化兒童」（organization child）的時代已全面降臨——孩子三歲進幼兒園起，接下來十五年的生活被緊密排程，從舞蹈課到柔道課、從游泳到騎馬，把本該是樂趣的事當成例行公事一板一眼地完成。

精神醫學界近年偵測到兒童憂鬱症發生率顯著上升——這頗耐人尋味，因為孩子向來看似對憂鬱免疫。但作者反問：免疫的究竟是「孩子」，還是「童年」本身？當孩子能自由閒逛鄰里、追隨自己的興趣、依自己的心情而非成人排定的時程來安排活動時，對抗憂鬱的解藥，或許本就內建於童年的結構之中。

過度組織化還帶來其他惡果：

• 為了把孩子「趕離街頭」、關進更「安全」的場所，我們任由公共空間進一步惡化。長遠目標本應如撒迦利亞所描繪的耶路撒冷——「城中街上必滿有男孩女孩玩耍」；那時公共領域對成人也將是安全的。
• 排程者所提供的，從「為社區所有孩子」窄化為「庇護自家孩子、使其遠離模糊的同儕群體或青年文化」。
• 組織與排程是強大的武器。作為管理階層的中產階級不加批判地接受「組織化活動較優越」這一信條，無需任何證據；正是這種盲信，讓有私人資源與設施優勢的少數人，得以連公共設施也侵占大半。在那座佛羅里達小鎮，社區中心被排程者篡奪，意味著最需要這地方的孩子被永遠拒之門外。

族裔紐帶的消解：波利亞俱樂部#

兒童最好的第三場所，是有成人在場的場所。要找到這種仍能讓各年齡層一起同樂的、正在消失的地方，得去那些仍對抗「美國生活方式」這股強力溶劑、維繫著代際紐帶的族裔聚居區。各族裔來到美國時，典型地為求生存與立足而結成互助社群，中央位置的聚會場所是最早興建的建築之一。無論西語裔、日耳曼、希臘、義大利或其他族裔，緊密社群的形成與最終消解，都遵循相似的軌跡。

波利亞俱樂部（Polya Club）是一群俄裔流亡者於一九三〇年代中所建的大型社區廳堂。落成時許多人嫌它對六百來人太大，二十年內卻得加蓋側翼。原有的舞廳、餐廳、酒吧與遊戲室之外，又添了寬敞的等候休息室。

一九六〇年代還隨父母去過波利亞俱樂部的孩子，帶著一身不會被全然抹去的價值與記憶。但對最近幾代而言，它已不復存在：建築仍在，孩子卻不再被允許進入。會員數在六〇年代中達到約一千三百人的高峰後急遽下滑，到一九八〇年只剩約一百人。描繪俄國農民、鄉野與東正教教堂的神祕壁畫與掛毯，被換成了美國港口風景；遊戲室裝了電子保齡球、幾台電玩與點唱機；酒價不再因會費補貼而最低廉。再無營火、吉他與合唱，常客也少有生氣——進來、找位子坐下、生根直到離開。

一名年輕人重返這個童年最美好的場景，問一位倖存的創始會員「發生了什麼事？」對方總結道：年輕一輩到遠地、甚至外州工作，週末也回不來；他們不在時，別的人——愛爾蘭人、英格蘭人或其他——搬了進來；年長會員陸續凋零，沒人想維持這地方。「現在不一樣了……如今這些傢伙只是去那兒喝酒、聽點唱機裡的爛音樂。他們就是不懂怎麼玩樂了。」

青年酒吧#

二十年前，全國的政治領導層接受了一個有趣的觀念：無論涉及人類發展的哪個面向，成年都在生命中大致同一點達到。結果是飲酒年齡的大幅降低——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五年間，五十州中有二十八州調降法定飲酒年齡，多數從二十一歲一口氣降到十八歲。那些曾警告「年齡變動應緩慢、審慎、並密切監測影響」的人，事後被證明是對的；近來許多州又重新調高了飲酒年齡。

飲酒年齡驟降後不久，青年酒吧蔚為風潮。它不僅服務遠為狹窄的年齡層，也提供與昔日大不相同的酒館體驗——傳統酒館原是連結各世代、鼓勵年輕人放下青春期較幼稚習氣的重要機構。年輕男子年滿二十一歲首次進入老練酒客（多半比他年長許多）的圈子，標誌著告別少年文化的過渡。青年酒吧的出現，使這項成年禮消失了。

作者一位同齡人的回憶說明了傳統酒館的教化作用：在以「交談」為主、沒有彈珠台與撞球的 Schultie’s 酒吧，他常是全場最年輕的人。和吧台的人交談，他深感自己閱歷之淺，於是開口前再三斟酌、多半傾聽；而當他發言並被認真對待時，便是一種被接納的記號。

他也在那裡「學會喝酒」：他本只會牛飲、喝到吐、喝到不省人事；年長者卻能讓啤酒擱在一旁好幾分鐘，談興正濃時甚至忘了它的存在。那些人教他——或至少試著教他——如何放鬆。他學會在生理上與酒瓶分離、像成人而非嬰兒那樣喝酒，也學到飲酒過量者地位低下、討厭的醉鬼會被趕出去。

調查一座小城的公共酒吧（於飲酒年齡調降時期），36% 的場所由青年酒客主導，所有被觀察的青年酒客中有三分之二待在顧客全為年輕人的酒吧——青年湧向自己的場所，其中「青年崇拜」自我延續，而許多其他酒館則散發垂死機構的氣息，本該成為它們「新血」的客源被更積極經營的青年酒吧抽走。

青年酒吧的一項後果，是讓許多人相信酒吧「主要是給年輕人與單身者的」。婚前光顧這類男女混合飲酒場所的年輕女性，婚後往往強烈反對丈夫繼續上酒吧；而男女雙方也更傾向把酒館文化體驗為生命週期中「一個過渡階段」，而非適合各年齡層、可靠提供陪伴與生動交談的無害雅集——昔日的成人兄弟會，如今更可能被視為「逝去青春最後的遊戲圍欄」，是該與飛盤、足球鞋一起收起的東西。對美國酒館作為第三場所的潛力，傷害已然造成。

「特別為兒童而設」的失敗#

成人歷來透過空間上的圈限來維持對青年的控制。在都市化與工業化改變社會結構之前，家庭與社群提供、監看並共享孩子成長的空間，這種監看隨意而非正式，鮮少是有意識的。都市化與工業化後，新的工作條件要求成人在漫長工時中擺脫子女以最大化生產力——孩子必須被弄到一邊去。

時間愈拉愈長的義務教育成了圈限與監看兒童的主要解方。法律要求的並非所有可受教的孩子都受教育，而只是把他們交給其他成人監看；今日學校一如從前，念茲在茲的是「清點身體的位置」而非心智的發展——學業進度只是零星查核，身體位置卻每天清點數次。

認為「特別為兒童而設」的場所真能服務兒童，是另一個迷思——其首要動機其實是把孩子從成人不想要他們出現的地方移走。儘管失敗率驚人、且其指定使用者（孩子）並不想要，這類場所仍不斷被製造出來。

只要有人費心去監測「特別為兒童而設」場所的使用情況，結果通常指向：這個基本構想可能根本是錯的。青年確實該有方便取得的休閒與交往出路——美國規模最大的休閒機會研究（艾森豪總統設立的戶外休閒資源檢討委員會，歷時四年、產出二十七卷報告）最重要的結論之一正是：休閒不該主要與「休閒區」綁在一起，最重要的休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孩子能否走路或騎車上學、沿途接觸環境？下午有沒有可釣魚的溪流，還是都被埋進混凝土涵管？鄰里是否保留了一片樹林供野餐、散步與孩子充滿想像的冒險遊戲，還是被開發商全占了？對這些提問，政府與開發商充耳不聞。

作者在一面社區中心牆上見到一句青少年塗鴉：「BEAM ME UP, SCOTTY. THIS PLACE SUCKS!（史考特，把我傳送上去，這鬼地方爛透了！）」一個理想的地點與場地，似乎為了「方便維護」的目標而被犧牲——很少開放，開放時也只供少數特定群體使用。當青年用塗鴉或破壞糟蹋一處設施，成人傾向納悶「這些孩子有什麼毛病」，卻鮮少自問：這設施有什麼毛病？

在購物商場裡接受「基礎訓練」#

當購物商場（shopping mall）開始遍布都市地景，開發商與經營者驚訝地發現青少年幾乎一開幕就「入侵」了。會對此感到意外，正顯示美國人多麼漠視兒童發展的生態——稍有留意的人都該知道，整齊劃一的住宅與「負面分區」的住宅區什麼都沒留給孩子，他們根本無處可去。如今模式已牢固確立：青少年待在商場的時間，多過家庭與學校之外的任何地方。

起初青少年與商場的親近曾令經營者憂心——青少年不同於幼童，向來會「作用於環境」，無法指望他們原封不動地離開，且偷竊風險更大。但「沒有什麼比增加利潤的承諾，更能激起原本對青年的興趣」。委託研究帶來好消息：一份給商場經理的指南解釋，青少年不僅該被容忍、更該被鼓勵造訪，因為「絕大多數青少年支持與商場管理層相同的一套價值」。

讓青少年與商場經理結為「歃血兄弟」的共同人生觀是：人活著的終極目的就是「賺錢、買東西，而生命中其餘幾乎一切都是用來服務這兩個目的」。人並非「天生愛購物」，而是從小、持續地被教會的——從消費主義的幼兒園（電視兒童廣告），進階到「郊區物質主義的大學」（購物商場）。這所學府提供雙主修：消費力與被動性。它培養不出湯姆.索耶與哈克.芬，只培養出在商場裡閒晃、見面、看人、走動的「商場鼠」（mall rats）。

半世紀前，商場年紀的孩子在搭建俱樂部小屋、跳貨運火車找刺激、整天在林中打獵釣魚煮野味、為「引人來追」朝大人扔甘藍菜、自組球隊、戴上拳套解決紛爭。今日商場那套「見面、看人、走動」會把他們無聊到難以忍受。問題是：今日青年是否正被制約成——不去在一個充滿問題的環境中主張並確立自我，而是被動地去適應一個已被安排妥當的環境？

有人指出，商場提供了當代許多美國家庭所缺的溫暖與結構。這種仿冒的關懷（「我們為你打理一切！」）補償了老派母職的失落：對訪客行為的控制溫和而堅定，氣候宜人、沒有壞天氣、沒有令人不快的提醒。青少年只需守規矩、適應「大型人造環境的方式」，爸媽便樂於祝福——哪個父母不贊成一個由「負責任的成人」看顧、幾乎保證孩子不會惹麻煩的地方？

但作為青年聚集之地，商場其實乏善可陳：

• 它替消費主義與「被動接受高度受控環境」提供基礎訓練，並維繫「美國是以兒童為中心的文化」這個迷思。青少年在商場並不與成人互動，雙方只是維持和平共存；下層階級的青少年實質上被篩除，商場鼠依年齡與社會階級被區隔。
• 一旦有替代選項，商場的吸引力便褪色——例如在有海灘文化的地方，十六歲以上者視逛商場為無聊幼稚的消遣。青少年通常很快就「玩膩」商場，到青少年後期只剩服飾店與唱片行還令其上癮。
• 它離青少年的家不夠近，開門不夠早也不夠晚，活動與發展機會太少，推銷的價值並不可取。它吸引青年的程度，恰與其他據點被從地景上清除的程度成正比。作為青年消磨閒暇之處，它聊勝於無，但也僅止於此。

直到幾年前，許多地方電視台每晚會在節目間插播一句公益提醒：「現在十一點了，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裡嗎？」對那些缺乏青年聚集場所、青年與成人接觸被封閉在家庭孤島之內的鄰里，還有什麼訊息比這更貼切？十一點商場早已打烊，確實有理由為孩子擔心。早一代的父母或許不喜歡孩子像閒晃的浪人般泡在街角商店，但至少他們知道孩子在哪裡，而孩子也有個地方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