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第一部對第三場所（third place）的描繪是性別中立的——男性與女性都能從非正式公共生活中獲益。然而這種「去性別化」的描繪，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最多、最好的第三場所，往往是男性或女性「單一性別」的聚點，而非兩性共處之所。第三場所的樂趣，主要是同性結伴的樂趣；它的作用，與其說是促成一個男女不分的世界，不如說是維繫了各自分立的男性世界與女性世界。

性別隔離既是第三場所的起源，也是它至今魅力與益處的基礎。歐洲中世紀，已婚婦女聚在洗衣場，丈夫們則聚在小酒館。一個世紀前的紐約，勞動男性群聚於酒館，妻子們則坐在自家門階上閒談。美容院之於女性，正如理髮店之於男性，都是社交機構。歷史學家阿利耶斯（Philippe Ariès）指出，今日第三場所的習慣與社群連帶最強之處，正是地中海一帶「固執的男性」之鄉——成年男性最成功地抗拒「家庭的拉力」，每日為與同性相處保留時間。

屬於女性的第三場所#

「第三場所？天哪！我連第二場所都沒有！」——這是某些家庭主婦對本章主題的反應。

當妻子幾乎被困在「一個地方」時，丈夫卻還需要「第三場所」，這份不對等自然引發怨懟。美國文化中那些刻板的聚點——從雜貨店圍爐到西部酒館，從旅館咖啡吧到撞球間與會所——壓倒性地屬於男性。一位年輕妻子曾贈我一首詩，道盡這份心情：男人需要他的「第三場所」去喝一杯、對哥兒們吹噓、卸下偽裝；那麼「正如夏娃出自亞當的肋骨」，女人也同樣需要一個第三場所。

男性主導第三場所傳統的原因不難理解：

• 母職角色：男性的第三場所不僅與女性隔絕，也與整個家庭隔絕；女性的聚會卻幾乎總是帶著孩子。如路易斯（C. S. Lewis）所言，女性的世界「從不像男性的世界那般徹底地陰柔」。永遠「在崗位上」的女性，較少飲酒、喧鬧或遠離家務責任。
• 父權對女性結社的偏見：研究者萊斯曼（Alexander Rysman）發現，「父權社會憎惡女性的團結」。他考察了英語裡 gossip 一詞的演變——原意是「教父母」（God sib 的縮寫），後來窄化為「家中的女性友人」，終於沾染上今日的貶義。男性的「酒伴」之意溫暖友好，女性的用法卻偏敵意。
• 成本顧慮：女性手頭的錢向來比男性少，又慣於由男性買單，同時掛念家用與預算。一部倫敦俱樂部史指出，歷來幾家女子俱樂部都不興旺、清冷而毫不光鮮。

兩性分立並不要求「雙方各有一個避退之所」，只需要其中一方有個地方能「逃離」另一方。

由男性擁有那個分立空間並不神秘：多數社會（也許全部）由男性主導，群體存續更仰賴男性的協作與情誼，而育兒禁錮的是女性、不是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極少對此抱怨。她們曾抗議英國咖啡館排斥女性（啤酒館從不如此），也曾對美國酒館發動強烈攻勢——但只在特定歷史節點：當工業勞動殘酷到足以把男人逼向酒精、而全家的存續又仰賴單一男性微薄的收入、且毫無社會福利作為安全網時，女性才不得不反對酒館。如今許多女性主義者把矛頭指向商業界的純男性俱樂部，理由充分：交易在那裡敲定、人脈在那裡建立、事業在那裡推進——全都把女性排除在外。

在美國，純女性或女性主導的第三場所並不多見。女性雖比男性更有閒暇，卻把時間用於其他形式的交往：她們更可能擁有「最好的朋友」（且多半也是女性）；她們是更踴躍的參與者，正式志願團體的會籍更多；她們使用高爾夫與網球設施多於男性。女性也更能適應電話這種有限的互動形式——然而再方便的電話，恐怕也不及昔日女性「身邊有人圍繞」的快樂。

茶會、網球與電話，補償著現代妻子被逐出社群的處境，卻遠遠不夠。當男性圍繞工作、通勤、商務午餐與商會建立起社群生活時，女性卻被剝奪了早年那種輕鬆、非正式的關係。社會學家史雷特（Philip Slater）說，婚姻「欺騙了今日的年輕女性」——它剝奪了她的社群生活。住進典型的美國郊區，女性便失去了求學時每天自動聚集的人群與群體。在工業化之前，被逐出社群是一種懲罰、一種流放；今日，畢業加上婚姻，對不外出工作的女性而言就意味著流放。

主婦是「過度分區、除了私人住宅別無他物」環境的受害者，這種環境遠離社會其他機構。但正如戈登所言，敵意的物理環境並非唯一問題。現代婚姻中的求偶、擇偶與婚姻歷程，已幾乎不再關乎夫妻以外的任何人——這對配偶不再「受宗教、財務、社群與家族考量的左右」，卻也因此失去了昔日由親族與社群提供、用以補償隱私較少的內建支持。社群管不到的事，便漸漸不再關心；許多人在今日社會裡孤獨，並正確地感到無人在乎。

正因現代婚姻與其他機構、影響相互隔絕，夫妻住所的位置與周邊環境才變得至關重要。今日的伴侶需要一個能促成「可由自己掌控、最重要是隨手可得」之非正式交往的居住環境——而現狀恰恰相反。近幾代的女性運動，正始於數百萬妻子被丟進郊區住宅區、遭受意外而不該承受的社群流放；當她們的女兒在父母的不快與「太過自我封閉的家庭幽閉症」中長大、決心避開同樣的陷阱時，運動便獲得了動能。它既基於新的抱負，也同樣基於失落的連結。

男性場所的消失#

第三場所是工業社會的產物——在這種社會裡，工作場所與家分立，並成為佔據性的「前兩個場所」。如今淪為可憐的「老三」，但它曾經是老大。

男性結盟與男性領地都在美國社會衰退。無論公私領域，能傳達清晰「陽剛感」的場所所剩無幾；男性昔日避開女性聚會的地方正快速消失。

家中的男性聖域已不復存在。 當更多人口住在農場與小鎮時，空間遠比後來都市化所容許的寬裕。空間的奢侈，加上大量手工勞動職業，使住宅旁衍生出各種男性退避的角落與附屬棚屋——在那裡男人可以穿著髒污的工作服自在度過一天的尾聲，而不必像進客廳那樣沐浴更衣。鄉鎮生活讓位給都市後，附屬棚屋不再常見，男人轉而退守地下室一角整修零活；地下室常可從屋外直接進入，三兩好友便能不驚動家人地造訪。然而隨著爐具改良、廉價地磚與壁板問世，地下室被改造成招待親友的娛樂空間——那一角男性領地也終遭收回。家於是成了單一的「異性化」場景：男人得穿好一點的衣服、淨化用語、講究新禮儀，無處可逃、無望可逃。

屋外的男性領地，則因地域、地位與人口而異：各階層的男人都有酒館，從簡陋小店到橡木鑲板、酒保穿制服的精緻版本；城裡人退守撞球間或高爾夫俱樂部，小鎮人則奔向林間的狩獵與釣魚小屋。

雪茄煙與髒話，曾是一整套男性行為模式的一部分，其功能在於「確保已取得的男性領地」。這些舉止標誌著男人身上的「動物性」與對文明虛飾的拒斥，並不適合男女混雜的場合。隨著純男性場所減少，男性間興起一種「新的細緻」（new delicacy）——中產階級男性可以一生有意無意地避開那種粗獷領地，尤其是依職業驅力剪裁社交生活的事業型男性。這未必使他們更體貼女性，卻削弱了他們享受傳統男性群體那種無拘情誼的意願與能力。

男性聚會中傳統的粗鄙，不僅有「擋開女性」的功能，更有「強化男性間連帶」的功能。

男性的粗俗會隨著彼此尊重而收斂嗎?恰恰相反——越熟，通常越「不堪」。那些把對話維持在純淨層次的男人，彼此並不自在，也不太可能成為好友。

當男人滑入一種鮮明的陽剛談吐與舉止時，會在彼此身上喚起累積的男性共同經驗，一種共同的傳承浮現，幾乎立即催生親密。透過採用獨有的男性姿態，世界各地的男人證明自己是「自己人」，從而贏得同性的信任。這種底層的男性風格是一種「最小公分母」現象，讓男人能迅速跨越階級界線而團結——也因此，它在地方與全國危機、需要大規模集體行動時，一直是社會存續的關鍵。

那麼，男性第三場所為何衰退？當代女性運動既不能歸咎也不能歸功，因為「因」不可能跟在「果」之後——純男性領地與持續的純男性結社，早在女性主義近期高漲之前就大致消失了，而且當時並不被視為一種損失。

「在一起」的現狀#

二戰後，政府為一千三百五十萬退伍軍人提供零頭款的郊區住宅，伴侶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的理想得到了最佳的物理場景：在遠離姻親與舊識的安靜郊區，夫妻可以實現「在一起」的婚姻夢，免於昔日被認為「困擾」婚姻的外人侵擾。

然而「在一起」成效如何？大量且持續增長的證據顯示，這個理想根本上有缺陷：夫妻過度封閉於彼此、與其他成人缺乏親近頻繁而非正式的接觸，是一種掙扎著求存、卻難以克服自身缺陷的不穩定狀態。

• 1981 年，近兩百萬對美國伴侶在婚姻之外同居。
• 早在 1960 年代中期，全國 2% 至 5% 的已婚夫妻定期參與換偶。
• 單人家庭的增長率預計是所有家庭的兩倍；二十出頭仍單身者的比例急升。
• 受過大學教育、最有選擇權的女性，是美國女性中最不可能結婚的一群。
• 美國離婚率領先各工業國，自 1960 年來翻了一倍——頻繁到一位觀察者半開玩笑地說：「美國對婚姻制度的貢獻就是離婚。」

許多專家面對伴侶式婚姻的失敗，鼓勵「更多的在一起」，這在某種意義上沒錯：研究顯示美國夫妻平均每週僅有二十分鐘的直接溝通，三十多歲的夫妻每年僅花三十至四十小時於性生活。但伴侶式婚姻強加的「在一起」，往往超出許多夫妻能利用或享受的限度，同時抑制了與其他成人的刺激接觸。許多婚姻撐不下去，更多則靠那個受歡迎的「居家逃離」——電視——勉強維繫。

作者的核心論點：婚姻無法承載目前強加於它的全部「在一起」；每位伴侶都需要與其他成人——尤其是同性——保持規律的連結。

第三場所在兩性關係中的角色#

多數第三場所是性別隔離的，有些絕對如此，有些則程度不一。這些歡快放鬆的機構，遠比想像中更常在兩性間豎起屏障、延續社會生活分為男女兩個世界的古老分工。然而其最終效果並非分裂——性別隔離的第三場所，反而以幾種重要方式支撐了配偶間的異性關係。

• 減輕現代婚姻危險的孤島性。如米德所述，伴侶式婚姻要求「每位配偶成為對方的一切」——床上床下都好、是好廚師好母親好妻子好滑雪者好談伴好會計，誰都不該從別人身上獲得滋養。與愉快的人規律相聚，能減輕這份壓力。生活更充實的人，對婚姻期待更少，也更享受婚姻。
• 增添生活滿足的「量」。與同性同伴一起放聲大笑、卸下拘謹，其樂趣是婚姻與家庭生活無法提供的；少了兩性混雜帶來的低度壓力，社交放鬆更徹底。即使全心奉獻丈夫與孩子的女性，也最可能在女性友人中感到放鬆。正因如此，許多懂得放鬆的英國人反對廢除「女士專屬」酒吧的《性別歧視法》。
• 提供社會支持與連結。與朋友網絡連結良好的妻子，不會像孤立的妻子那樣任憑丈夫擺布；男性亦然。能在婚姻之外仍是「一個人」、保有一定的自主、不被視為理所當然——這些都有益於一段能走到底的婚姻。這不是「魚與熊掌兼得」，而是「不讓蛋糕變成走味的碎屑」。
• 激發對異性的興趣。男人在女性群體的談論中最像「性對象」，女人在男性對話中亦然。同性群體鼓勵成員以情慾眼光看待異性，卻不鼓勵他們真的如此對待眼前的真實之人；同時，這些群體也提供從異性關係中退避、喘息與對照的空間。

米勒（Stuart Miller）評論當代同性親密之死時指出，「多數美國人會告訴你配偶是他們最好的朋友」（男性比女性更常如此宣稱）。這種前所未有的「配偶對個人的壟斷」，使婚外的潛在關係沾染上罪惡感與不安：當一個男人想晚上「跟哥兒們出去」時，他不會直接去，而要先問妻子社交行程是否允許——他沒有任何「隱含的自由社交時間」，除非經妻子協商核准。

在一場對舊秩序的顯著翻轉中，中產婚姻裡的女性如今反而比男性更有培養友誼的自由；女性地位與收入的提升，更增強了她們的獨立。妻子如今更容易離開丈夫，而當她們離開時，男人往往不只失去伴侶，也失去唯一的密友。最終，曾經豐富的「在一起」關係容易患上幽閉症：丈夫變成乏味、過度熟悉、不再有趣的人；關係的排他性對性生活產生腐蝕——情慾吸引仰賴那些性接觸所要跨越的「差異」，當差異被稀釋，個體便失去性的鋒芒，關係趨於無聊。一位性學家形容男性結盟是一場「重新加油」（refueling）的操作：它滿足男性需求、重振他對異性接觸的胃口；許多女性憑直覺明白這點，雖思念「跟哥兒們出去」的男人，卻正確地感到自己才是最終受益者，並對毫無親密男性連帶的男人感到隱隱不安。

陽剛與陰柔，是使兩性彼此有趣、相互吸引的外表、舉止、眼界與態度的風格；它們在同性結社中被滋養與補充。 否定成人同性結社充分份量的婚姻，只會留下一排排曾是社群、如今孤立的住宅，並讓婚姻情誼的歡樂淪於沉悶。

男孩女孩湊在一起#

男人成不了「女孩們的一員」，女人也成不了「男孩們的一員」。我見過自以為闖入純男性圈子「無傷大雅」的女性——她沒看見閃爍的警示燈，沒察覺氣氛的微妙轉變與談話的收斂。男人或許盡力讓她賓至如歸，但「花園裡有了異種的麥子」，全場立刻警覺。人們強烈不願放棄自己的性別身份，也不容他人放棄；闖入異性群體者，反而摧毀了他或她想分享的東西。

第三場所對異性「接管」具有一種少被男性領會的免疫力，尤其當男性堡壘初被女性攻破時，男人總覺得「全完了」。這份悲觀，部分源於男性對自己第三場所抱持的極度保守——一個男人可能容忍住家頻繁重新裝潢、政治極進步、性觀念極開放，卻期望他的第三場所原封不動；最細微的改動都被解讀為衰敗的徵兆。

性別混合並非對「第三場所所賴的同性結社」的普遍威脅。第三場所結構鬆散——這正是其特徵——所以在近身接觸與互動的層次上，強制整合根本不可能。

伴侶與第三場所#

在婚姻關係中，第三場所往往是個棘手的問題。許多已婚者沒有第三場所，或因配偶要他待在家，或因自認該為婚姻責任放棄它。中產美國人對於配偶「該被允許」多少外部社交生活，並無清晰規範，丈夫還傾向為「跟哥兒們的夜晚」感到內疚。

「優質時間」的概念已用於親子關係，卻從未用於夫妻關係。

育兒已太過「兼職」，卻被允許更兼職；婚姻生活卻不容有任何「兼職」成分。成年與成熟本該帶來的獨立，幾乎換不到一絲擺脫「對配偶永久問責」的自由。「成功的在一起，鑰匙或許就在於分開的時間或交往的對照」——這觀念在美國幾乎聞所未聞。

除了「過度限制雙方外部接觸」的問題，還有「伴侶作為一個整體，是否適合第三場所」的問題：撇開私下的關係品質，他們在公眾面前如何？兩人是否是一支好的社交團隊、一對「有趣的伴侶」？敏銳的人常注意到朋友在配偶在場與不在場時的差異——配偶不在時往往判若兩人。丈夫可能視妻子（與所有女性）為「愚蠢」或「孩子氣」，對她的話一概以敵意回應，藉貶低她來支撐自尊；妻子則可能過度在意丈夫給人的印象，不斷糾正、替他道歉、批判性地監看他的一言一行。中年男性以這種壓迫下的被動著稱：妻子在場時他不試圖風趣、有趣或享受自己——他點頭、等待時機。對這些男人，遠離妻子與其慢性否定的第三場所，是雙倍珍貴的，是恢復尊嚴的機會。

那根壓迫性的舌頭，在第三場所最具破壞性，因為那裡最主要的活動正是「高品質的交談」——它仰賴各種個性無拘的交鋒，最易被那些行使「糾正、批評、當眾貶損配偶之特權」的丈夫或妻子澆熄。舊時的禮儀勸阻當眾的夫妻鬥嘴，如今卻已常見，正如許多伴侶在社交聚會中令人倒胃的相互溺愛。婚姻關係並非第三場所交談的禁忌話題，但談論它需要優雅、機智與分寸。

我們因此回到本章主軸：第三場所的作用是分隔兩性，而非把他們吸納進平等而無差別的共同參與。性別身份從不被遺忘，任何規律舉辦社交聚會的場所，不是由同性結社主導，就是由混合結社主導。當兩性平衡交錯、注意力主要放在彼此身上時，情慾興趣便會主導——這類場所或許自有其魅力，但它們不是第三場所。當代最佳的例證，是男女混合的酒吧或雞尾酒廊：上一代妻子因「烈酒之惡」勸阻丈夫上酒吧，這一代妻子卻因另一理由不喜歡——男人的酒吧已讓位給男女「親暱」的混合場所，這正是今日已婚女性不願丈夫獨自上酒吧的主因。

那麼伴侶共享社交場合的機會何在？它們與第三場所有何不同？從夜店、與友共餐、看電影戲劇、與合得來的伴侶串酒吧、受邀到家作客等傳統模式，可見至少兩點差異：

• 結構性更強：吸引伴侶的活動——晚餐、戲劇、夜店表演、跳舞——都高度結構化，行動方向毫無疑問。一旦遇上問題（店關了、想看的電影沒上映），伴侶比同性群體更難商定替代方案。唯有在青春期，男女才相當自在地「廝混」，用無結構的時間去熟悉異性的世界與方式。
• 傾向「升級」自己：伴侶在外人面前露面時傾向盛裝，這讓他們的外出比造訪第三場所更「特別」。盛裝時人會更注意自己的舉止——男人更像紳士，女人更像淑女；為了顧及伴侶，個體既打扮得體面些，也表現得比平常好些。

若要與其他人放鬆到堪比第三場所同性結社的程度，伴侶通常需要自家的私密與安全：邀請密友來訪、尤其在夜深愉快疲憊之際，伴侶才可能接近第三場所那種放鬆。但無論我們對自己強加了多少「在一起」，對多數人而言，最極致的社交放鬆，仍在於沒有配偶監看、無須為顧及異性而修飾談話的同性群體。

同居#

婚姻之外的同居如今普遍且被接受，它既非道德墮落，也非社會開明，而更多是「對婚姻的憂懼」——基於密友的經驗、與父母不快的家庭生活，以及婚姻的不可預測，年輕人對走向聖壇懷有一份有理由的恐懼。

在一個仍珍視婚姻（儘管有種種問題）的社會裡，同居遠非理想安排：它不像婚姻那樣把人連結進社群生活，且常對自身的未來充滿不確定。對女性的不利人所共知——她更可能包辦家務卻平攤房租，且隨歲月流逝比男性更快失去吸引力。對男性的代價則更微妙：

• 多數男性向來樂於婚前與愛人同眠，過去只是女性少有同意。從前單身漢生活在男性同伴中，由此孕育出年輕男性的團結；一旦愛人同意同居，「兄弟幫」便失去一名成員——昔日是婚禮拆散這些幫派，如今同居則使它們根本無從形成。
• 老練的軍人對此尤其敏感。他們懷念昔日「可靠的營房生活」——「手錶錢包擱在櫃上，回來還在原處」，弟兄們在營內營外彼此照應、一同進城。他們鄙夷新一代的「六罐族」（six-packers）：簽退、買一手啤酒、趕回營外與同居女友共處的人；對他們而言，男性結盟毫無吸引力。

男性靠同居在床上所得、在責任上所逃，要以「對女性日增的依賴、與更廣支持群體日減的連結」來償付：他犧牲了第三場所及其昔日提供的支持，換來一座建在鬆軟流沙上的「第一場所」。同時，與他同居的女性未被孩子拴住，並警覺於婚姻未必到來——她們比妻子更傾向尋求、滋養處境相似的女性同伴。於是，當男性的團結衰退時，女性的團結反而增長。

男性結盟的傳統大概與人類社會生活一樣古老，其後果之一便是男性在「建立強固同性關係」上的優勢，而第三場所對這種男性連帶的形成與維繫都至關重要。男性情誼與第三場所在我們社會中一同衰退並非巧合——這已發生在多數中產男性身上，並似乎注定也將困擾勞動階級男性。作者最後寫道：若有朝一日男性這項「更快、更易、跨越更大社會多樣性地建立同性關係」的優勢徹底喪失，他不會意外；若「姊妹情誼」終有一日樹立起更好的典範，他也不會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