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納未能解決的診斷#

社會學家萊納（Max Lerner）在 1957 年的《作為一種文明的美國》中提出一個尚未被解答的問題：人們對小鎮的鄉愁，其實不是想念小鎮本身，而是尼斯貝（Robert Nisbet）所說的「對共同體的追尋」（quest for community）——渴望一個可被掌握、完整一體的生活單位。關鍵不在於小鎮能否復興（它顯然不能），而在於美國生活能否演化出另一種完整的共同體來取代它。這就是歐登伯格（Ray Oldenburg）所稱的「美國的場所問題」（the problem of place in America）；若不解決，美國的生活只會更加紛亂破碎，美國人的心靈也將持續不安而難以滿足。

數十年過去，萊納的診斷被一一證實。問題未解，生活更加破碎，沒有任何新形式的完整共同體出現，而美國人並不快樂。

郊區：看似共同體的失敗實驗#

二戰後迅速增生、看似新型共同體的，是汽車郊區（automobile suburb）。一千三百多萬名退伍軍人取得免頭期款的獨棟住宅資格，建造與裝備這數百萬個私人領地，也讓美國工業找到了軍工生產之外的主要出路。但人們並未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郊區或許滿足了退伍軍人對安全、有序、安靜避風港的渴望，卻鮮少提供其父祖輩曾擁有的「歸屬感」。**光有房子，構不成共同體。**典型的郊區排斥任何超出一致房屋與街道的結構或空間利用。有人觀察道，郊區「不過是個人向外伸手去抓取四散的社會生活碎片的基地」——它號稱兼具城鄉之長，實則切碎了個人的世界：

「一個人在某處工作，在另一處睡覺，在別處購物，在能找到的地方尋找歡愉或同伴，卻不在乎這些地方中的任何一個。」

典型的郊區住宅極易拋下：人們最珍視的東西都能隨遷帶走；沒有當地酒館或街角商店可道別，因為根本沒有這些地方。鄰里既不為「家庭走過生命週期」而設計，反而往往更鼓勵搬離而非久居。落地生根的機會微乎其微。

對家庭、孩子與青少年的侵蝕#

作為婚姻與家庭生活的場景，郊區為這些制度帶來了惡名。到了 1960 年代，郊區主婦的形象已是「無聊、孤立、沉迷於物質」；沒有車可逃離的主婦，正是「在美國孤獨」的縮影。負擔得起的人則以「瘋狂排程症候群」來掩蓋寂寞——某位輔導員指出，富裕社區的主婦們用大量活動掩飾普遍的孤獨，「網球之所以這麼紅就是這個原因，大家都跑出去打網球。」

當父母都靠每日逃離郊區換取些許共同體生活，孩子卻更被切斷與成人的連結。對典型的郊區青少年而言，家提供得更少，鄰里則一無所有。歐登伯格認為，青少年訪客是檢驗一個鄰里活力最快最好的測試：來到郊區的青少年很快就像籠中動物——踱步、悶悶不樂，第二天就拚命施壓要父母離開。他們無處可逃去與同類相聚，周遭只有陌生人的房子和空無一人的街道。社會學家理斯曼(David Riesman)曾委婉描述郊區帶給居民的，是「一種漫無目的、瀰漫的、低調的不快」——他極力避免使用的那個詞，其實是無聊。

為何失敗仍能成功#

家庭與城市之間的疏離日益加深，觀察者對成因看法不一：

• 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美國中產一旦有能力處理對外界的恐懼，便向內退縮；「與法、德不同，美國的都市中產階級迴避咖啡館、宴會廳這類公共社交形式。」
• 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現代都市發展扼殺了曾構成城市的核心關係，結果「家庭的角色像肥大的細胞一樣過度膨脹」，試圖填補空缺。

有趣的是，這場爭論的「亮點」在於：同一套解方能同時醫治家庭與城市的大病。

有些國家每週停播一晚電視，好讓人們維持外出、彼此往來的習慣。但這招在美國恐怕無效——桑內特會說中產家庭基於對公共領域的評價仍會待在家裡；阿里耶斯則會說，多數人是因為沒有地方能與朋友鄰居相聚。

郊區的失敗非但未阻止其增長，反而催生了「屋外生活更少」的新世代開發。海登(Dolores Hayden)點出部分答案：美國人用理想住宅的願景取代了理想城市的願景。在更冷清的鄰里買下更大的房子，與其說是加入共同體，不如說是從中撤退。

由於缺乏非正式的社交中心或公共聚會場所，人們被迫過度依賴最近的鄰居。但小鎮早已教過我們：**最好的朋友與最愛的夥伴，鮮少就住在隔壁。**在數百戶都在步行範圍內的郊區，恰好和隔壁鄰居最投緣的機率極低；然而由於無從得知一個半街區外的人是否值得結識，人們只好對最近的鄰居嘗試友誼。和鄰居往來需要可觀的待客功夫，又仰賴住戶間持續良好的關係——這類新近形成、根基淺薄的關係極易緊繃斷裂，且難以修補。久而久之，朝向友誼與共同體的努力，簡直不值得了。

缺乏非正式公共生活的代價#

美國人不像法國人或德國人那樣每日造訪露天咖啡館或宴會廳。我們缺少那個超出家與工作之外、構成第三領域的滿足與社會凝聚；我們的進出被限縮在家與工作這兩個彼此搶佔的場域之間。眾人在「子宮」與「鼠賽」之間往返，在這壓縮的日常模式裡，自然生出「逃離這一切」的渴望。

這種「兩站式」(two-stop)日常正在固化，因為都市環境提供的公共放鬆機會越來越少。最熟悉的聚會中心正迅速消失：在公共場所消費的啤酒與烈酒比例，從 1940 年代末約 90% 降至如今約 30%；鄰里酒館數量同步銳減；連藥房的汽水吧與午餐櫃台也被判定不再有立足之地。新式場所強調快速服務，而非緩慢悠閒的放鬆。

在非正式公共生活缺席的情況下，人們對工作與家庭的期待，已膨脹到超出這兩個制度所能承受的程度。原本應由共同體分擔的一切，全被擠壓到家庭與職場關係上。

這種擠壓造成的後果處處可見：今日中產家庭的解組與惡化程度，堪比 1960 年代的低收入家庭；美國的離婚率居世界之冠；失怙兒童是嬰幼兒中增長最快的一群。

壓力、消費與廣告#

歐登伯格指出，缺乏非正式公共生活，使美國人被剝奪了其他文化用以紓壓的有效手段：

• 生活方式本身成了主要病因：據估計，美國工業每年因缺勤、醫療支出與生產力損失達五百億至七百五十億美元，壓力是主因；家庭醫師看診中三分之二與壓力相關。當時全國最暢銷的三種藥分別是潰瘍藥、降壓藥與鎮定劑。
• 錯把社會病因當成個人問題：輿論普遍假設高壓是現代生活不可避免的、內建於社會系統的，因此必須離開系統才能紓解。於是德國人在啤酒花園、法國人在小酒館裡恢復元氣，美國人卻轉向按摩、冥想、慢跑、泡熱水浴或逃避性小說——別人盡情享用「結社的自由」，我們卻歌頌「不結社的自由」。
• 生活更昂貴：當放鬆與休閒的設施不再公共共享，就淪為私人擁有與消費的對象。美國約三分之二的 GNP 建立在個人消費支出上——古德溫(Richard Goodwin)稱這個類別裝著「人類被異化的實質」。休閒被扭曲成了消費。

驅動這種扭曲的強大力量是廣告。廣告人自詡「不先賣出東西，什麼都不會發生」，但非正式公共生活的建立，恰恰仰賴人們在金錢關係之外彼此找到、彼此享受。

就其意識形態與效果而言，廣告是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敵人。它孳生疏離，說服人們相信美好生活可以被個別地買到；它用競爭性的佔有，取代了視彼此為平等者的共享情誼。這是「因人之所是而愛他」與「因人之所有而妒他」的差別。難怪，擁有高度發達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文化，往往對廣告心生鄙夷。

擁有發達非正式公共生活的社會佔有巨大優勢：在其中，貧窮除了過得簡樸之外幾無重擔——沒有汙名，也不太剝奪體驗。對預算拮据者，它補償了私有物的匱乏；對富裕者，它提供金錢買不到的東西。相較之下，美國中產的生活方式異常昂貴：集體儀式與不期而遇的稀缺，把克服社會孤立的重擔全壓在個人身上。為了彌補環境的貧瘠，人們不斷重新裝潢、追逐新衣、添購電子設備(音響、錄影機、有線電視、衛星天線)，靠被動的觀看與聆聽替代直接的參與。每個能開車的人都得頻繁逃離私人領地，於是人人各開一輛車——這種交通工具和鄰里一樣私有而反社會。

工業也得替缺席的社交放鬆買單：當鄰里不提供隨意社交的場景，人們便在職場補償。咖啡時間與其說是休息，不如說是被當成人際接觸來依賴；午休的閒聊延長，工作與「打屁」的界線模糊，結果工作與玩樂都不如應有的那般令人滿足。

非正式公共生活這片「邊疆」不會隨時間自行馴化。它不因技術演進、官僚增多或人口成長而變得容易；放任不管，反而會把曾經的花園變成叢林，同時削弱人們耕耘它的能力。在長期缺席下，公民甚至可能徹底忘記如何創造它——迎接、問候、與陌生人共處的公共禮儀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避免接觸、保衛私人領域的策略。

邁向解方：第三場所#

雖無人能開出完整解方，但任何解方都必須包含的要素是可以描述的。非正式公共生活有些不變的基本要求，健康的社會也不會超越它們。

擁有迷人公共生活的城鎮很容易辨認：其「間隙空間」(interstitial spaces)——街道、人行道、公園、廣場、林蔭大道——坐滿、站滿、走滿了人。顯眼的公共空間不只保留給今日購物中心歡迎的那群衣著光鮮的中產；老人與窮人、衣衫襤褸與體弱者，都與光鮮者交錯其間，代表了在地人性的完整光譜。但歐登伯格提醒，這種全景式的印象並不揭示產生迷人公共生活的真正動力——和平自處的社會，其秘密不在全景，而在普通市民的處境。

那些已解決場所問題的社會，以及我們過往的小鎮與活力鄰里都顯示：日常生活若要從容而充實，必須在三個經驗領域中取得平衡。

充實的日常需要三足鼎立：一是家庭領域；二是營生或生產的領域；三是廣納眾人的社交領域——它既提供共同體的基礎，也是對共同體的慶祝。每個領域都建立在各自合宜的關係上，各有實體上分立的場所，各須擁有相對於其他領域的自主性。

全景視野所看不見的是：這第三領域和家或辦公室一樣，是一個明確的場所。非正式公共生活看似無定形而四散，實則高度聚焦——它在「核心場景」中浮現並維繫。問題已解決之處，這類核心場景充分增生、足敷所需。

薩林傑(Pierre Salinger)被問及在法國的生活時答道，他喜歡法國，因為那裡人人更放鬆，而美國壓力很大。法國人的日常穩穩坐在「家、工作場所、與友人相聚的另一場景」這副三腳架上；美國中產卻試圖在「家與工作」這副兩腳架上維持平衡。對多數人而言，人生有三分之一不是不足就是完全缺席，而其餘三分之二也無法整合為一個整體——疏離、無聊與壓力的盛行，毫不令人意外。

命名：第三場所#

在把這些核心場景重建回都市地景之前，必須先清楚闡明它們的本質與益處，而且要用美國思想中那種理性、個人主義的觀點所能理解的語言來談——談具體的回報，而非神祕浪漫的辭藻。歐登伯格指出，連語言都反映了現實：英語裡找不到既簡潔又中性的合適詞彙。「hangout(混的地方)」帶有負面意味，讓人聯想到下等酒館；美國也沒有像法語 rendez-vous 那般體面的詞，來指稱家與工作之外的公共聚會場所。

因此，歐登伯格引入自己的用語——第三場所(third place):

「第三場所」泛指各式各樣的公共場所，它們接待人們在家與工作之外那些規律、自願、非正式、令人欣然期待的聚會。這個詞中性、簡短、好用，並凸顯了三腳架及其三足的相對重要性。

• 第一場所是家——最重要的場所，是成長中孩子第一個規律可預期的環境，在職場對個人感興趣之前就庇護他，在職場拋棄他之後也仍然庇護他。
• 第二場所是工作場景，把個人化約為單一的生產角色，助長競爭、激勵人們勝過同類；但它也提供謀生之道、改善物質生活，並為多數無法自行安排時間的人結構化了無盡的時光。
• 第三場所即上述「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核心場景」。

工業化之前，第一與第二場所原是合一的；工業化把工作場所從住所分離出去，使生產勞動在距離、道德與精神上都遠離了家庭生活。我們所稱的第三場所，早在這場分離之前就已存在——這個用語，其實是對工業革命及其「公私領域劃分」之深遠影響的一種讓步。

三個場所的排序對應於個人對它們的依賴程度，也對應於它們對個人時間的要求：通常人在家的時間多於工作，工作多於第三場所。在重要性、時間與忠誠、空間配置與社會認可上，這個排序都恰如其分。

在新美國社區裡，第三場所被禁絕#

然而在較新的美國社區，第三場所既不顯赫也不繁多——它們大致是被禁止的。在一片日益敵視並缺乏非正式聚會場所的地景上，人們頗為可憐地四處尋找可以放鬆、彼此作伴的角落：

• 三四輛皮卡停在便利商店旁的樹蔭下，車主喝著只准買、不准在店內喝的啤酒(這習慣一旦真流行起來，大概就會立法禁止)。
• 青少年在漢堡連鎖店的停車場聚在車裡或車旁——這是他們能做到最好的，因為店內不准逗留。
• 一群女人在自助洗衣店邊洗衣邊社交。
• 父母自費加蓋房間或把車庫改成休閒室，好讓孩子在一無所有的鄰里裡有個像樣的地方和朋友相處。
• 青少年對郊區蔓延中尚未被推土機剷平的一片樹林，發展出特殊依戀，在那裡擺脫住宅的過度熟悉與街道的單調。

美國的規劃者與開發商對「家與工作之外仍有生活」的舊安排懷有極大鄙視：他們譴責鄰里酒館、不許郊區版本存在，也未提供磨坊、汽水吧、麥芽店、糖果店、雪茄店這類「不把人化約為單純顧客」的舊聚會場所的現代對應物。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在貧瘠到令人渴望哪怕一個中央收信點或小咖啡櫃台的鄰里裡，堆疊一排排「規整的孤獨」。

保守主義鼻祖柏克(Edmund Burke)曾警告：**共同體的紐帶一旦斷裂便極難重建，因此斷之者將承受巨大風險。**如今的美國正面臨這個處境——要讓「一團糟的都市美國」重新適合群居社會性動物的需求，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在動機或智慧足以勝任之前，我們得先理解非正式公共生活能為國家與個人貢獻什麼——這正是本書的目的。歐登伯格坦言，闡述須先陳明問題再談解方，所以他不得不從刺耳而不快的音符起頭；但真正令他著迷的是解方，並期望讀者偶爾容許他以「美好的好地方」(Great Good Place)替換「第三場所」——他相信，凡擁有第三場所的讀者都不會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