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新聞媒體與基因學上觀察到的趨勢，絕非這兩個領域獨有。威脅好工作的力量幾乎壓在每一個人身上——從水電工到藥師，從教師到法官。快速的技術革新、新型態的所有權、生產者與消費者不斷改變的期待，都讓任何持有一份工作的人，難以同時活出領域的價值、社會的價值，以及自己的價值。

• 逼迫記者與基因學家的時間壓力，同樣逼著醫師縮短看診時間、逼著律師以五分鐘為單位向客戶計費。
• 所有權的改變不只衝擊報社與基因實驗室，也衝擊醫療、法律甚至教育機構。
• 在這些過去莊重的領域裡，責任訴訟前所未有地受重視，廣告被接受了，財務底線（bottom line）當家作主。

本章從書中開頭（尤其第 2 章）提到的四個專業領域取例——醫療、法律、教學與藝術工藝——說明三個橫掃所有專業的發展趨勢。

三大威脅：對齊的瓦解#

普羅米修斯式的科技#

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為了人類福祉，從眾神的爐石偷取火種並教人使用；人類學會用火鍛造金屬，而他卻因僭越被鎖在岩石上，任禿鷹永無止盡地啄食肝臟。這正是人類與自己所發明科技之間、那份不安關係的貼切隱喻。

不安的原因不難辨明。人類演化的每個階段，祖先都發展出一套與當時科技相稱的信念與生活方式：獵人推崇獨立自主，戰士圍繞英雄美德，商人讚頌敏捷冒險的頭腦，農人則歌頌耐心與勤勞。一旦這種對齊被技術躍進打散，舊價值與舊生活方式便失去意義，人們被撕裂在對新科技與對舊美德的效忠之間。當商業階級的新價值在古希臘蔓延時，財富與生活方式奠基於農耕的舊貴族（包括柏拉圖 Plato）就不禁感到黃金時代正在流逝。

如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言，「創造性破壞」的循環往往是打破停滯的必要條件。但近幾個世紀，變化的速度呈指數成長：一個世紀前多數工作已被實踐了數千年，人們清楚能對它期待什麼；如今電子、電腦、機器人、核物理、分子基因學等催生的職業如此新穎，連從業者都摸不清其參數——而這些參數還逐年在變。當變化快到來不及評估其缺陷、來不及檢視它與深層價值（合宜的生活步調、社群感、對長者的尊重）的衝突時，這份不安尤其真實。

普羅米修斯式科技對各領域的衝擊各不相同：

• 基因學：一旦基因工程認真展開，麻煩問題將接踵而至。連基改蔬果都在歐洲遭到愈發嚴厲的批評，而這種抵抗未必沒有根據——可能有充分的科學理由要我們避開會傷害其他物種或環境的實驗，也可能牽涉對生命神聖性的信念。此外，基因公司間的激烈競爭讓「速度」成為主宰，人人搶著第一個定序、第一個申請專利、第一個發表、第一個獲利，於是準確、脈絡與後果變得相對次要。我們冒著把「好工作」與「快工作」混為一談的風險。
• 高等教育：網路帶來「遠距學習」（distance learning），成本更低、能快速授予學分甚至學位。但師生雙方都無從確保接觸到的是本人——老師批改的可能不是註冊學生的作業，學生的提問也可能是研究生、同儕、甚至程式回答的。學生與傑出老師並肩工作、觀察其如何提問與研究的機會被大幅壓縮。
• 法律與醫療：病患能上網研究自己的疾病，客戶能研究自己的案件。這讓專業人士保持警醒，是好事；但網路資訊品質參差不齊，匿名建議可能一文不值甚至危險。更有一種風險：客戶自認消息靈通，把專業人士當成聽命辦事的助手（「直接開藥給我就好」），而非有成熟判斷力的專家。
• 藝術工藝：新科技既能激發想像，也造成混亂。攝影的成功勸退了許多畫家；電腦程式畫出與資深製圖師難分軒輊的藍圖；當不再有「原作」、第一千萬份與第一份完全相同，博物館還剩什麼？當作品能被即時下載分享、創作者拿不到版稅（因而失去生計），又該如何？

資訊的所有權與共享#

保護對知識的特權存取，和知識本身一樣古老。從新幾內亞石器時代的儀式祕辛，到各行會嚴守的技藝機密，人們一直試圖囤積並只傳授給少數託付之人。如今我們有了「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詞和一整套法律來保護它，但它所指的現象亙古常存。

古希臘的理想是：只要人人都能接觸真理並據以行動，共同體便會興盛。但在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民族國家裡，人們無法靠面對面聚會掌握該知道的事，只能愈發依賴印刷與廣播中介的資訊——而經媒體包裝的新聞，更容易被少數有權者篩選與控制。

報紙與廣播電台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是好工作在新聞媒體所面臨的明顯威脅。今日的業主要向大量匿名股東負責，只能用季度獲利來衡量成敗；經理人也感到只能以財務為唯一標尺。所有權向社會大眾擴散，反而造成媒體的微妙腐化：它非但沒有更回應社會需求，反被窄化為「提供利潤」這個主要功能。

至於網路能讓所有新聞進入公共領域、人人可及的樂觀想像並不可靠——因為我們能吸收的資訊有限，網上「資訊」愈多反而愈無用，除非經由我們學會信任的「資訊中介者」（infomediaries）編輯、組織與詮釋。

所有權問題也籠罩其他領域：

• 醫療：獨立醫師與小型私人診所大多被龐大的醫療複合體取代，多以營利為目標。受訪醫師幾乎一致回報自主性喪失——給付按塞進單位時間的病患數計算，且面對「避免昂貴療程」的強大約束。豐厚報酬流向願意配合藥廠的醫療人員。這不是說多數醫師出賣了自己，而是強調：在缺乏制衡力量時，只有具備堅強倫理準則的人才能抵抗企業壓力，而大量的人正乾脆離開這行。
• 教育：營利企業從幼兒園到大學全面進入，帶來削減成本、便宜行事、誇大廣告的壓力，導致傳統教育機構的「商品化」與年輕心智的「市場化」。大學競相以優渥條件搶學生、提供奢華服務、不切實際地承諾好工作與終生富足。
• 藝術：藝術家如今能繞過畫廊、經紀等中介，直接把作品呈給大眾（例如經營自己的網站展示作品），卻也危及自身生計，因為別人能廉價印出近乎完美的複製品，摧毀原作價值。而為對抗盜版而生的加密與管制，最終得利的往往是掌控媒體的跨國公司，而非個別創作者。

向下沉淪（Dumbing Down）#

要吸引廣大觀眾，任何媒體都得瞄準最廣為共享的品味——通常就是市場的最低共同標準。當資訊成為大眾商品，媒體必然被推向迎合最廣泛受眾的內容，而編輯與製作人幾乎完全以能吸引並留住的觀眾比例來評價。乍看民主（讓市場決定），細究卻藏著嚴重缺陷。

• 並非所有資訊都同樣容易理解。運動賽果、地震、王室婚喪，幾乎人人都懂；但聯準會調整利率、全球暖化的科學爭議，或中美洲經濟動盪可能引發的政治不安與大規模移民，理解門檻更高、關心的人更少。
• 追蹤複雜新聞的人也會對通俗故事感興趣，但習慣了簡化新聞的人通常無意（或無力）去解讀更複雜的資訊。面對這種不對稱，媒體業者的「理性選擇」就是瞄準最低共同標準。

一個解方是市場分眾——高端如公共廣播吸引受過教育的菁英，另一端則迎合追逐煽情即時新聞的觀眾。但這不會自動發生，需要創新的投資者與敢冒險的記者。而當社群成員不再共享相同資訊時，政治共同體是要付出代價的。

向下沉淪也悄悄侵蝕其他領域。基因學的資金湧向最有利可圖之處——治療富人的疾病、美容突破、延壽——最優秀的新血被推去追逐立即回報，長期成長潛力反受市場壓力侵蝕。藝術界的向下沉淪更明顯：只出版潛在暢銷書、只辦大排場特展、迴避複雜紀錄片與「外語風格」電影。就連法律與醫療，也可見公益法律萎縮、頂尖畢業生湧向華爾街高薪，社區醫療與第三世界醫療吸引到的年輕人愈來愈少。若不想把最有才華的實踐者流失給高薪職涯，就必須為有志者擋開輕鬆報酬的誘惑。

好工作者能做什麼#

面對強大的社會趨勢，一個有志的工作者能做什麼？如果你早上醒來害怕去上班，因為日常已不再滿足你的標準，該怎麼辦？框架上答案容易說，執行卻需要盡我們所能的一切技巧與運氣。作者提出三條路徑。

擴展領域（Expanding the Domain）#

第一條路是重新界定領域當前的輪廓：釐清它奠基的價值、引入新知識、或建立更好的程序來服務專業目的。

• 記者：若因時間不足而無法查證，可專注於自己熟悉的題目、建立值得信任的線人網絡、善用即時工具求助。
• 科學家：若被迫搶發表，可轉向較不競爭的領域、創辦刊登初步研究筆記的期刊，或主動把初步資料同時寄給對手，建立新的專業禮尚往來規範。
• 藝術家可聯合成立收費觀看的網站，或只與願付合理版稅的畫廊合作（藝術家工會或許會重新流行）；醫師可建立更可靠的付費資訊網站；菁英法學院畢業生可在事務所成立無償法律服務部門；重視面對面的教育者可拒絕遠距方案，或在書店、咖啡館設「行動辦公室」，直接指導付不起學費的年輕人。

重塑場域（Reconfiguring the Field）#

第二條路是直接與既有的個人與機構合作，來確認領域關鍵的規範與價值。

• 記者可遊說恢復深度調查專欄、要求管理層聘請公評人（ombudsman）。
• 大學科學家可制定規範，限制學生的校外工時、獎勵留下來全職研究教學的學生。
• 醫師可遊說管理式照護機構為需要額外關注或付不起現行費用的病患保留時間；新進律師可把「能撥一部分時間做無償服務」列為受聘條件；博物館館長可重新分配門票或商店收益來支持藝術家；教育者可自願只用中立第三方（如大學理事會）的描述做廣告；高中行政人員可拒絕與飲料公司的置入交易。

擴展領域與重塑場域之間並無明確界線，兩者相互滲透。重要的是選項的增生與追求，而非標籤本身。

採取個人立場（Taking a Personal Stand）#

有時無法創建或改造機構。為了保全個人正直，有些工作者必須獨自面對處境，選擇對抗或退出那些不再與其價值對齊的工作。

當事人若地位崇高，個人立場能在整個社會激起漣漪。而退出（辭職）並不等於放棄專業目標——「領域出走者」的挑戰，是去尋找或創建能讓自己維持正直的機構或志業。

尋求連貫的新願景#

除非社會發展出一套共同的優先順序或共享價值，來正當化明智選擇在短期內常帶來的犧牲，否則未來的艱難抉擇可能根本無從做起。凝聚共同願景本是國家領袖的任務；但若領袖缺乏勇氣，闡明明日願景的重擔就落到我們肩上。若人人都自稱太累而不願扛起，我們將沒有地圖也沒有羅盤地走向未來。

作者警告：二十五年內，很可能只有少數人（美國、部分歐洲國家、東亞）試圖維持極度耗能的生活方式，與世界絕大多數人口競爭資源。科學這門得來不易的力量，可能被用來確保少數幸運者的存續，而犧牲其餘人類。《美麗新世界》與《一九八四》或許只是來得太早，這些反烏托邦仍可能實現。歷史與物理宇宙一樣，「熵」與「慣性」這條阻力最小的路徑無時不在運作；要克服人類事務中的熵，不只需要對更好生活方式的信念，還需要把願景付諸實現的承諾。

一場中年的醫療危機#

作者用一段虛構對話（改編自其中一位作者與醫師友人的真實談話），具體呈現眾多實踐者、乃至整個社會如今面對的兩難與選項。主角是三十九歲、在波士頓一家大型 HMO 工作的心臟科醫師瑞克（Rick Sutton），與退休醫師辛西亞（Cynthia French）。

瑞克的沮喪很典型：二十年前他滿懷熱情、迫不及待起床工作；如今經營者告訴他能看誰、看多久、用什麼藥、何時轉診（且愈來愈多是「何時不准轉診」），他和祕書填表的時間多過看病。兩位好友已離開醫界——一位提早退休，另一位到藥廠新創領兩倍薪水還有股票選擇權。當十歲的兒子說想當醫師時，他得咬住舌頭才沒喊出「想都別想！」

辛西亞的回應是這段對話的關鍵——她一步步引出好工作的要素：

• 提醒他的技能：她問當初從醫的理由是否仍成立。瑞克承認，他仍為及早發現疾病、為病患帶來改變而欣喜，科學也持續進步——只是生活方式不如預期。
• 打開被忽略的選項：她舉出無國界醫生、在海地對抗肺結核與愛滋的法默（Paul Farmer）、在撒哈拉以南十五國提供眼科照護的醫師、騎腳踏車自稱「良心拒服役者」的加州醫師。瑞克於是也想起：同學去讀商學院是為了學會開自己的十人合夥診所、有人搬到原住民保留區工作、他自己兩年前教內城高中生醫學知識時「比過去五年做的任何事都開心」。
• 重新框定「不夠的錢」：當瑞克抱怨收入不夠時，辛西亞點出——年收入超過二十萬美元不該覺得不足；「如果你能把這句話說得正面一點，想想它可能通向何方！」

新願景的四大基石#

這段對話引出了能為當代好工作奠基的四個要素。作者用一個記憶法概括：三個 DE——發展（Development）、正派（Decency）、民主（Democracy）——加一個 ED，即教育（Education）。

個人的發展（Development）#

跨越各文化傳統，人們公認個人的最佳發展需先滿足基本需求（食、宿、性），再處理更高層次需求（陪伴、能力），最後培養更精緻的能力（慷慨、寬恕、自律）。可從兩條線來看：

• 能力（competence）：成為專家所需的技能、技術與理解。
• 品格（character）：一套內在價值、一個道德羅盤，讓人在面對模糊、艱難或威脅性的處境時有所依憑。有品格的人未必總做出正確決定，但至少有紀律去回顧該行動是否立意良善、判斷得宜。

但品格與能力還不夠。個人的最佳發展在於實現我們都有的兩種潛能：

• 分化（differentiation）：既有能力與品格，又達到完全自主的個體性——這是西方文化的最高目標。
• 整合（integration）：目標、價值、思想與行動和諧一致，歸屬於一張關係網絡，接受在相互責任與共享意義體系中的位置——這是許多東方文化的最高目標。

更概括地說：好工作，就是在支持個人潛能實現的同時，促進其他個人與群體和諧成長的一切作為。當兩者失衡——個人利益氾濫，或社會壓力扼殺個人表達——生活品質便受損。這個發展概念不只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領域本身：領域不斷分化出更精細的分支，挑戰在於維持整合——既是領域內部的整合（基因發現能否與生態考量連結？），也是領域與社會之間的整合（在無數新聞出口下，公民還能否共享決策所需的相同資訊？）。無論專業人士多麼熟練、多有名利，若不認真看待這些問題，就不算做好工作。

無需巨富或其他好運才能過上值得的人生。作者提出一組樸素的目標：一份正派的職業、一份正派的收入、一種正派的生活。從業者不必發貧窮誓，但投身於精彩工作的殊榮，應讓人反思是否真需要成為富有的名流。可惜在千禧年之初的美國，這樣的想法正變得愈來愈不合時宜——正如企業巨頭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所言，這是個人人都想「再多要一點點」的國家。

民主的程序（Democracy）#

本書描述的社會條件沒有一項是命定或刻在花崗岩上的。我們有能力創造想要的社會。古希臘體制、以及兩千年後新英格蘭傳奇的市民大會，其精髓在於：善意的個人協力合作，有能力解決看似無解的問題。威權方案更容易強加，但唯有利害關係人耐心商定、並定期重新檢視的方案才可能存續。

• 由於難以在數百萬人間持續討論，我們訴諸代議民主。當選民投入、代表正直時運作良好，但今日這類良好範例太少。
• 實務上我們把領域運作讓給專業人士自己，只在其實踐與「公共意志」衝突太劇時才介入（如媒體毫無節制時考慮審查、不再信任科學家判斷時禁止人類複製）。
• 但還有其他民主形式可能：在緊密的行會與網路上「贊成/反對」的簡單投票之間，可組成由鄰近領域中「懂行卻無私」者構成的規範機構；或讓每個領域由一個「退休專業人士的參議院」監督。許多前醫師、科學家、記者都嚮往當個「好祖先」——若讓各領域選出最傑出的資深同儕、賦予他們對領域方向的實權，或許會減慢創新步調，但那真有那麼糟嗎？

教育作為關鍵（Education）#

我們對培養「能力」所知甚多，但「品格」難以養成——尤其在宗教、社群與家庭傳統薄弱、大眾媒體傳遞的訊息頂多不相干的時代。許多人寄望學校成為品格的鍛造者，但期待學校獨力完成並不現實。

即使形成了合理的品格，更深的課題仍在：人必須能應對前所未見、連導師與經典都無法預料的新處境。這需要專業技能與個人品格之間持續的整合，而這需要一生去達成。作者本研究指出幾項能提高好工作可能性的教育歷程：

• 道德氛圍：研究所、專業學院與第一份工作至關重要。若這些養成經驗發生在珍視好工作的地方，多數年輕人會「接收到訊息」，不接收的則被篩選淘汰。
• 專業世系（lineage）：身處某個世系是無價的。典範工作者（如新聞界的莫羅 Edward R. Murrow 與雷斯頓 James Reston）的信念與實踐，常不只傳給學生，還傳到「徒孫」乃至「徒曾孫」。熟悉可敬的導師與楷模，能讓年輕人在受誘惑修剪自己價值以迎合流行時有所不同。正如受敬重的校長梅耶（Deborah Meier）就其學生所說：「我們得當他們的喬·迪馬喬（Joe DiMaggio）。」泰森（Mike Tyson）的例子無法單靠批評駁倒，但阿里（Muhammad Ali）這個反例或許能說服一個有抱負的年輕運動員。
• 公眾教育：專業人士的教育還須輔以更廣大公眾的教育。若「好工作」一詞能被重新賦予活力、進入每個人的個人詞彙，將是好的開始。

給好工作者的最後叮嚀#

如同作者，本書多數讀者既非記者也非基因學家，可能想把書中問題當成「別人領域」的事。但這種撇清是短視的——我們幾乎都承受著相同的壓力與機會，都活在變化快速、市場力量強大、時空概念被急速改變的世界。若作者要寫一封信給有責任的年輕後輩，會分享三點：

一、忠於一個歷久的傳統。 除非你對某個歷久的傳統感到忠誠，否則很難守住方向。你需要在自己領域的傳統中取得同樣的錨定——由你敬佩、向其學習的老師、導師或典範所體現。時時清空心緒，重訪那些對你領域至關重要的守則、文件與典範，無論它們古老如摩西、漢摩拉比或希波克拉底之言，或新近如你所愛組織的使命宣言。

二、尋求同道的支持。 極少有人能持續逆組織或偏離核心價值的場域而行。我們是社會性動物，需要感到自己的行為對他人是有意義的。所以在職內或職外找到盟友，或以社會創業家之姿創立一個志同道合者的組織；世系的歸屬感往往就足以幫你抵擋「出賣自己」的強大誘惑。

三、堅守原則的決心。 光有原則與支持還不夠。知道該做什麼、也有手段去做，若缺乏個人承諾仍是枉然。歸根結柢，沒有別人該為維護你工作的價值負責——你要嘛活出那份正當化專業身分的隱性契約，要嘛不。如杜魯門（Harry Truman）在橢圓形辦公室所言：「責任到此為止（The buck stops here）。」聽起來很難？其實不然，因為依高標準做出最佳工作所得的喜悅，本身就足夠回報，即使有時得在孤獨的困惑中掙扎。

作者以民謠歌手蒂法蘭科（Ani DiFranco）為例：她十幾歲便認定民謠已淪為儀式化的表達、失去生命力，當她開始寫演對自己有意義的音樂卻被主流忽視時，她的解方是創辦自己的廠牌 Righteous Babe Records，自行錄製、壓片、發行，最終非常成功。你未必得如此掙扎——找到對你重要的事，看它能否透過現有管道追求，若不能，就與他人合作創造允許那份自我表達的條件。正如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所言：「永遠不要懷疑，一小群有承諾的人能改變世界；事實上，改變世界的向來只有這件事。」也記得凱勒（Garrison Keillor）在廣播節目上的告別語——「保重，做好工作，保持聯繫。」

後記：2002 年的好工作#

《Good Work》精裝本於 2001 年 9 月初上市，距紐約世貿中心與五角大廈遇襲僅一週。作者在平裝本後記中，就近期事件重新審視「好工作」。人們常說「911 之後一切都變了」；但若大蕭條、大屠殺、廣島、乃至越戰及其政治餘波都沒有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有理由懷疑 911 是否會。畢竟多數成年人仍把約一半清醒時間花在工作上。

新聞與基因學的重新對齊#

• 基因學（對齊變差）：襲擊使基因研究在政策討論中變得較不核心——國防與安全支出暴增排擠了聯邦生物研究經費，研究焦點轉向生物恐怖主義。同時公眾更充分意識到所有科學發現的本質性曖昧：基因突破既能治病，也能製造新型毒劑。凡特（Craig Venter）在為人類基因組解碼做出輝煌貢獻後，據報因其對「資訊性成果」的興趣違背華爾街對「賺錢新藥」的關注而被迫離職，如今投身非營利的基因研究所。
• 新聞（對齊變好）：911 為新聞業打了一劑強心針。多年來頭一次，一般美國人深切關心遙遠角落的事件，要求詳盡準確的報導，而媒體至少一度不負所望，優質新聞意外復甦。鑑於情報機構在 911 前的平庸表現，許多人開始覺得最優秀的記者比頂尖間諜懂得更多；而《華爾街日報》記者珀爾（Daniel Pearl）於 2002 年初被綁架殺害，則提醒我們知識有時代價高昂。

911 顯然衝擊了這兩個專業的對齊，但新對齊能否持久還太早論斷。基因學對齊較差（錢變少、更被鎖定用途、公民態度更矛盾）；新聞業則對齊較佳（公民被提醒了準確調查報導的重要與脆弱，許多記者重新振作、回歸專業核心價值）。

其他專業地位的變化#

• 回應明確公共需求的專業（人群服務、軍隊、政府服務）吸引更多興趣。長期被貶低的公僕——消防員、警察、緊急救護技術員——重新被視為在履行重要功能；而被視為較無關緊要（尤其是純粹賺錢）的專業則在公眾評價中受挫。
• 年輕人的職涯選擇也受影響：更多學生考慮公共服務、情報、教學；「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在 2001 年末申請人數增為三倍，法學院對公益法律興趣激增，ROTC 重返許多校園。相對地，創投、投資銀行、廣告等華爾街—麥迪遜大道路線的吸引力下降。

對市場力量的挑戰#

本書一大主軸是市場力量在當代專業生活中取得壓倒性重要地位、對獲利的強調造成員工緊張。911 後「底線」的普遍性幾乎未被削弱，但兩股意外的反作用力使情況複雜化：

• 一個具強大力量的宗教理想：911 的攻擊本身是低成本行動（估計僅數十萬美元），自殺炸彈客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而非赤貧文盲。在一個被稱為「後意識形態」甚至「後歷史」的時代，一個宗教理想在全球政治中取得了始料未及的巨大重要性。
• 恩隆（Enron）的崩塌：這家全國第七大企業被譽為創新典範，其成功卻是一場欺詐，還牽涉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 Arthur Andersen 的共謀。作者曾戲言：若市場是美國生活唯一的運作力量，最終只會剩下會計這一種專業；恩隆事件為這句戲言添上了意外的實質——當受託準確、無私報告財務的會計師都不再可信，社會賴以運作的根基便被動搖。金融家轉慈善家的索羅斯（George Soros）長期主張：光靠市場機制無法帶來一個可行的社會。

盤點#

要說好工作的本質在近月已改變，還太早。報紙仍充斥著類似的倫理兩難、辜負挑戰的警世故事，以及既卓越又負社會責任的鼓舞人心之例。大企業依然把底線擺第一、對拒絕逾越倫理界線的記者、醫師、科學家施壓，生技與媒體業的整併與基因專利化持續進行；但同時，新的政府與醫學院準則開始預防或揭露生醫研究的利益衝突。

911 以來的事件凸顯了本書所主張的——所有對齊與失準都是暫時的。作者未曾預料的，是一場衝擊到的不只是個人或專業、而是整個社會的震撼：一次少有美國人能倖免的「大馬士革經驗」。這樣的創傷考驗一個社會，考驗它能否成為一個「好社會」。作者最後懷著哀傷，記下 2002 年 2 月約翰·加德納的逝世——這位他們獻書致敬的二十世紀美國領袖，其典範將如既往，繼續指引他們與千萬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