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則反烏托邦寓言#

二十世紀上半葉，英國出現兩部驚人的反烏托邦小說，各自預言了現代生活最敏感的兩個地帶。

• 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描繪一個高度階層化的未來：透過試管受精、福特式量產與社會制約，打造出如種姓般的機器人社會——Alpha Plus 菁英統治世界，而 Epsilon Minus 低能者甘於奴役。出身生物學世家的赫胥黎，敏銳察覺到透過基因操作控制人類身體（與心智）的可能。
• 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1949）想像一個徹底思想控制的世界：三個冷戰式超級大陸持續對峙，個人喪失獨立思考與自由意志，被無所不知、匿名的「老大哥」透過「雙重思想」與「新語」灌輸「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等荒謬信條。深陷時代政治交火的歐威爾，敏銳察覺到透過思想操縱控制人類心智（與身體）的可能。

兩部小說共同的主題是：帶著古怪情感、渴望與自發性的傳統人性，在未來可能出現的極權條件下無法存活。

至今我們幸而躲過了這兩種命運，樂觀者甚至會說兩位作家太天真。然而在藝術家的直覺層次上，他們準確嗅到了那道會隨數十年推移愈發清晰的基因與迷因（meme）斷層線。

本書的探究正循此雙軸展開：如同赫胥黎，作者視「透過基因控制身體」為人類命運的關鍵一軸；如同歐威爾，視「透過迷因控制心智」為同等重要的另一軸。但關注始終超越 2000 年前後生醫研究與新聞報導的個別細節，指向所有想在艱難時代做出好工作者共同面對的通則。

重訪三個基本問題#

本書開篇曾借 Ray Suarez 的案例（見第 1 章），提出當代專業人士——尤其在危機時刻——心中可能浮現的三個問題：

• 核心價值：社會為何應賦予我權力與聲望？
• 典範信念與實踐：哪些工作者最能實現這份志業？
• 道德認同感：當我照鏡子時，對自己有何感受？

在前兩個問題上，遺傳學家與記者的一致程度超乎預期：

• 遺傳學家致力於發現生物世界的精細結構，尊崇嚴謹、誠實、開放、原創的工作，推崇開創性成果，最鄙視保密、投機取巧、無法做出真正貢獻者。臨床與治療工作者強調療癒面向，但同樣擁抱科學精神。
• 記者與社會締結契約：換取特定特權與憲法保障的同時，被期待真實、客觀、公正，並保護民主價值、讓弱勢群體獲得公平呈現。他們敬重研究充分、脈絡妥當、表達俐落有力的作品，鄙視衍生、粗劣、偏頗、笨拙的報導。普立茲獎之於記者，猶如諾貝爾獎、拉斯克獎之於生醫研究者。

分歧出現在第三個「鏡子測試」上。

遺傳學家多半對自己與整個領域感到正向；記者則呈現分裂的圖像——他們對自身工作大多自豪或滿意，卻對整個行業明顯悲觀，認為職場上的力量與他們珍視的價值相牴觸。他們個人或許還能面對鏡子，卻鮮少相信整個行業能通過這樣的自我檢視。

不過，正如遺傳學的黃金時代可能遮蔽了將至的烏雲，新聞業的嚴峻處境也可能孕育轉機。適度的衝突與張力對一個領域是有生產力的：對整合（alignment）的威脅，反而可能刺激頂尖從業者挺身劃線、記錄趨勢、建立典範，發動一場標準的革命。

作者特別強調：不可將「整合良好」等同於良善或幸福。從業者目標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錯位，有時正是活力的表徵。最令人敬佩的專業人士，往往對天衣無縫的整合抱持懷疑，並主動尋找可以投注熱情的錯位地帶。

促成好工作的五個槓桿#

由於新聞業近數十年承受壓力，作者特別在該領域搜尋能鼓勵好工作的「槓桿」或「著力點」；遺傳學缺乏同等壓力、例子較少，但仍設想了若情勢需要時可採取的步驟。以下是有辦法的記者或遺傳學家影響其領域的五種方式。

一、創建新機構#

從業者影響一個領域最戲劇性的方式，就是創建一個體現其價值的新機構。

• 新聞業：Frances Moore Lappé 與 Paul Martin DuBois 創辦的美國新聞服務社（American News Service）；直白、不煽情地涵蓋全面新聞的 NPR（全球成長最快的高品質新聞源之一）、C-Span（政治事件全程實況）、CNN（全天候報導）；避開浮華、專注嚴肅題材的雜誌如 Hope、Double Take。
• 監督品質的創新：以美國媒體看門狗自居的月刊 Brill’s Content，並設有任期兩年、不得連任的監察人以「監督監督者」，首任即由受敬重的記者 Bill Kovach（見第 7 章）擔任。
• 網路：Slate、Salon、Cybereditions 等被讚譽的高品質網站，能分秒更新並提供更多互動；但能否兼顧品質與營收仍待觀察。

並非所有創新都值得肯定。作者認為 Matt Drudge 的《Drudge Report》納入流言蜚語，已越過新聞應有的界線，這種擴張直擊領域的靈魂並可能將其摧毀。機構的影響應以兩項標準評判：它完成的工作品質，以及它對從業者與被服務者的長期影響。

二、擴充既有機構的功能#

在高度競爭的氣候下，幾乎每個新聞或遺傳學組織都在尋找服務客戶、回應需求並增加獲利的新活動。

• 受報導批評刺激，許多報紙、雜誌與廣播機構增設了「監察人」職位。
• James D. Watson 出任公資助的「人類基因體計畫」首任主持人時，要求撥出年度預算的 3% 至 5% 處理研究衍生的社會與倫理議題；Celera 的 Venter 或許受此啟發，也委託了生物研究倫理面向的研究。

擴充功能容易想像，成效卻不總是明朗。作者主張：一個志業的規範是長期逐漸演化而成的，且自有其道理。立意良善的改動往往低估了既有規範背後歷經世事的理由，以及輕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正如教改者近十年的體悟——與其在既有機構裡撥弄規範，不如另建一個以自己方式保存傳統規範的新機構。

三、重組既有機構的成員#

美國社會少有比「工作場所多元化」——尤其是讓長期代表性不足的群體進入領導層——更劇烈的趨勢。多數人視多元化本身為正向目標，即使不認同者也承認它能提升產品品質與吸引力。

• 遺傳學：女性相對稀少、少數族裔更少；獎助計畫有些進展但障礙仍巨大，白人男性仍是主導群體。至於複製人、「訂製嬰兒」等爭議決策，多數受訪者否認自己有特殊裁決資格、理想上希望由具代表性的群體決定；但這些議題多屬技術性，少有外行人願深入——直到它們出現在法庭或日間談話節目上。加上科學家鮮少花時間教育大眾，這些重大決策的責任恐落入無人接手的縫隙。
• 新聞業：或許因訓練較短、商業效益更明顯，記者的多元化較為成功。Maria Elena Salinas、Ray Suarez 等先驅以身作則、建立網絡，拓寬了所屬組織的成員結構。不過鏡頭前與圖文專欄（族裔面孔的效益較明顯處）的成果，仍勝過企業經營端。

四、重申既有機構的價值#

最強的槓桿或許就存在於那些已然體現好工作的組織裡。

• 值得珍視者：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以慷慨且政治中立地支持頂級科學而享譽全球，卡內基華盛頓研究院等亦廣受讚譽；新聞界則仍推崇《紐約時報》《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等維持高品質並持續創新的少數刊物——多數受訪記者若獲聘都願跳槽過去。
• 衰落之痛：CBS News、《路易維爾信使報》、倫敦《泰晤士報》等一度受敬重者品質下滑或停業。摧毀一份偉大刊物遠比創造它容易：《洛杉磯時報》與 Staples 的醜聞（見第 7 章）重創其公信力，有觀察者懷疑它能否重返崇高地位。

卓越通常透過導師與學徒的世系代代相傳。《紐約時報》的 Stephen Engelberg 描述 Bill Kovach 對整整一代記者的深遠影響：Kovach 善於發掘年輕人才，從一開始就信任記者、賦予責任，並隨其成長加碼挑戰，慷慨肯定其成果，同時把時報的高標準說得一清二楚。

Kovach 所體現的是 Engelberg 所謂的「智識儀容規範」（intellectual dress code）：「我在乎這份報紙的每一個句子，在乎我們如何取得它們，而且我對取得的方式有非常明確的看法。」他更輔以一套人際倫理——記者必須彼此支持而非互相傾軋。他保護團隊：「去打電話查證，我挺你」；但也讓大家明白，無法與同儕合作的記者終將惹上麻煩。

五、採取個人立場#

當著名、消息靈通的從業者做出肯定領域價值的舉動、抵抗對自身與同儕正當權利的侵蝕時，其他人——尤其新進者——會受到鼓舞。年輕記者關注 Bill Kovach 與晚間主播 Peter Jennings、Tom Brokaw；年輕遺傳學家緊盯 James Watson 與 Craig Venter 的言行。反之，若領軍者屈服於短期獲利等壓力，旁人便易困惑或幻滅。

• 領域運作良好時（如當前的遺傳學），從業者最好的作為就是以身作則並幫助後進。
• 情勢欠佳時，居高位者陷入兩難：坐等改善，或主動「導正」局面。

記者的行動：近年許多記者公開談論行業衰退——發表演說、撰寫文章與專書、參與「憂心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與福特、Pew、Knight 等基金會合作。他們拒登卑劣報導、無視搶快壓力扣下未經充分查證的新聞，並活躍於哈佛 Nieman、聖彼得堡 Poynter 等新聞智庫的研討會，藉此維繫專業核心價值，並提醒大眾這些價值對民主社會的重要。

科學家的行動：接受待遇不高、不光鮮的政府職位以維繫公資助科學的品質（Harold Varmus、James Watson 於 NIH、Bruce Alberts 於國家科學院皆帶頭示範）；到地方高中授課（如 Leroy Hood）；在講授與寫作中處理倫理議題（如 MIT 的 Eric Lander、Jonathan King）；拒絕為實驗室發現的基因申請專利（如史丹佛的 Paul Berg）；或婉拒顧問報酬與研究所在公司的股權。

幻滅的專業人士最終極的表態是辭職。但這種因原則而辭職的傳統在英倫尚存、在美國卻愈發罕見（即使 1980 年國務卿 Cyrus Vance 因營救伊朗人質失敗而辭職，也未說明理由）。更常見的是安靜離開，滿足良心卻避免公開對抗。無論公開或沉默，抗議與辭職都可能無效——本書描述的多起案例中，試圖抗議的年輕工作者往往被忽視或噤聲。

邁向真實整合：維持一種本質性張力#

每位從業者都嚮往在「整合良好」的領域工作——個人抱負與領域的恆久價值、當前的角色與機構、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的利益彼此一致。新聞業目前是整合不良的領域，遺傳學則看似幸運地高度整合。

然而遺傳學的整合可能短命且被高估：

• 目前仍偏向科學家一方的權力平衡，可能轉向管理者與投資組合操盤手。
• 科學家本身可能被權力誘惑腐化，犧牲科學誠信、甚至實驗對象的健康。
• 股東可能對「有前景卻無獲利」的公司失去耐心，大眾則可能被出錯的實驗或壓迫、不人道、致命的技術用途所排斥。

若某位受訪者所言為真——「媒體是每個領域的早期警訊」——那麼從網路法、dot.com 到遺傳學研究，黃金時代遭短路或許將成常態。但沒有理由相信黃金與黑暗時代必然無盡循環。真實而相對持久的整合是可能的，關鍵在於在領域內保有一種本質性張力。

• 新聞業：記者對行業前途的憂慮本身即是潛在力量的來源。對誠信的威脅能刺激資深者說清志業的本質、劃出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界線，並對越界者果斷行動。若記者環繞其最深信念團結起來，將發現自己擁有可觀的力量，足以重新校準這個領域。
• 遺傳學：正因諸事順遂，反而有自滿、自得、貪婪之險，更可能忽視或輕看各種危險徵兆。維持活力的最佳保險，是對潛在破壞性條件保持警覺。

公眾的責任#

期待與眾人同樣血肉之軀的遺傳學家與記者，能單憑己力抵抗社會的種種誘惑，恐怕過於理想。歸根結柢，鼓勵並獎賞那些最可能造福所有人的面向，是整個社群的責任。

基礎科學必須維持在合理的經費水準，好讓被生命與疾病根本問題吸引的科學家，不致被更即時、更市場導向的同儕邊緣化。

• 基礎研究並不必然是善的——它同時揭露可怕與有益之物。但關鍵差異在於：對「純粹」研究者而言，真理本身相對更重要；他只對領域規則與社會需求負責。而競逐市占的科學家還須滿足股東的財務利益，這種分裂的效忠使他更難質疑自身工作的意涵。投入的從業者太容易只看見工作良善的一面，因此由我們其餘的人做出較不自利的判斷、建構一個鼓勵好工作的社會，就格外重要。
• 同樣的道理適用於記者。若只是坐等記者自行清理門戶，新聞品質將持續惡化，有才華的年輕人也會被勸退、讓位給浮誇投機之輩。

我們每個人能做的：

• 保護保存重要價值的刊物與廣播機構——訂閱它們、送給親友、慷慨捐助募款。
• 問責提供粗劣新聞的個人與機構——寫抗議信、取消訂閱、支持相關立法或規範。

遵守第一修正案，並不等於反射性地支持那些損害新聞價值的作品。我們對媒體與科學集體的期待，很可能成真——記者與科學家與自身工作牽連太深，無法擔保眾人免於不幸後果。因此由我們作為社會成員、最廣義的利害關係人，來決定未來的模樣。危險在於：我們可能懷著全然善意，卻興高采烈地助長某些趨勢，把我們身體與心智裡的資訊攪成一團混沌。到那時，《一九八四》與《美麗新世界》將不再像是過時的年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