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學家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抱持一種共同且正面的看法。作者訪談的對象幾乎都對科學工作充滿熱情：問到他們的目標或使命時，超過四分之三的人表示，自己能夠從事珍視的科學研究，並相信這份工作最終會造福他人。

本章的核心論點是：在世紀之交，遺傳學是一個罕見地「一致」（aligned）的專業。從業者的抱負、領域的價值、場域的實作，以及股東與利害關係人的期待，彼此和諧交融。這種難得的一致，正是本章所稱「黃金時代」的來源。

兩全其美：四大主題#

貫穿訪談的內在滿足感，可歸納為四個主題。

• 科學探索的興奮感：分子生物學家胡德（Leroy Hood）說，他寧可去開創一個全新的領域，因為他喜歡科學裡「發現」與「前沿」的部分，喜歡置身於未知的疆域。年輕研究者赫希（David Hirsch）也說，科學是少數幾個「你坐在書桌前想著今天想多了解什麼，然後真的可以去做」的領域。
• 與科學材料互動的樂趣：赫希談到研究的美感——把故事拼湊完整時，「就像你創造了一件藝術品」。一位心血管遺傳學專家則近乎感官地投入他所研究的對象，形容自己「熱愛心臟、熱愛收縮裝置的運作與血液噴注的聲音」。
• 對科學思維品質的著迷：以基因抑制研究聞名的普塔什尼（Mark Ptashne）強調「概念化」的重要——真正的回報是那些能「把事實轉化為真理」的表述、類比、隱喻與新語言，是不斷嘗試讓整體變得連貫。
• 對理性思維的推崇：華生（James D. Watson）時刻警覺於有科學根據的解釋，他說：「你總希望看到理性戰勝偏見……這是對理性的渴望。」

除了內在滿足，許多受訪者也把科學實作與「幫助他人」的承諾綁在一起。生技公司負責人周芷（Irene Chow）說，她一直想要發現、開發並商品化能治療重症的新藥。複製羊桃莉（Dolly）團隊的領導者魏爾邁（Ian Wilmut），則把自己對幹細胞研究的興趣，歸因於眼睜睜看著父親數十年來因糖尿病而健康惡化的親身經歷。

角色不同，重心不同#

在這片廣泛共識之下，不同角色的遺傳學家仍有差異：

• 博士級科學家一致擁抱「發現」的目標；醫師、業界人員與臨床工作者中，只有約六成如此。
• 幾乎所有臨床工作者、半數醫師談到「幫助他人」的重要；博士級科學家中只有一成。
• 教育與告知大眾，是臨床工作者的最高目標。
• 業界科學家幾乎都提到要為公司目標努力，但他們對「公司目標」與「科學實作」是否一致，看法分歧。

少數人如周芷認為兩者高度契合：「做出好科學就會有好產品，最終也會極大化股東價值。」但更常見的，是一種需要持續監控與協商的張力。

這類證言也可能是一種警訊。基礎科學家與企業應用科學家或許能有健康的分工，但企業利益的興起，可能威脅領域的核心使命。

追求越來越高的利潤，可能損害頂尖科學的實作；商業選項的追逐，甚至可能與大眾的健康利益相衝突——因為多數人負擔不起昂貴的方案。

對比二十世紀的變化更能看清：1900 或 1950 年的生物學家主要被好奇心驅動、可用經費很少、面對的多是智識上的困境；而今天處於遺傳學前沿的科學家，無法忽視商業效用，可能獲得政府與商業來源的巨額資金，所面對的困境也往往帶著倫理色彩。

誠信至上#

科學家不僅在大目標上有共識，在標準與指導原則上也是。他們最看重的是誠實、正直與嚴謹。一位遺傳學家說：「我無法想像有人可以不相信真理與正直的重要，卻還當個科學家。」另一位說，最糟的事就是「有個作弊的學生」。第三位則把這個價值放進更廣的脈絡：科學是一個非常社會化的世界，關於如何與同僚互動、如何確保真正提出構想與完成工作的人得到榮譽，「這些大多是透過身教傳遞的」。

一位哈佛醫學遺傳學的博士生談到如何對待數據時強調：呈現與檢視數據都要誠實，要小心地陳述論點並提供支持證據，「不要讓你的期望染色了你的視野」，並主動邀請他人批判。

誠實與正直是科學的基石，只有最遲鈍、最失常或最腐敗的年輕從業者才會不明白這一點。這些原則如此普遍，以致作者好奇：科學訓練中是否有等同於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守則？

答案是：學習大多透過觀察。學生看著導師與同儕在提出問題、蒐集與詮釋數據時如何謹慎，於是受到啟發而效法。

對開放的開放#

沒有資訊的自由流通與對經驗的開放態度，科學家就無法誠實前進。受訪的遺傳學家對保密、封閉心態與過早下結論都很反感。

• 1940 年代受訓的發育生物學家明茨（Beatrice Mintz），在 1970 年代領導了轉基因小鼠的創造。她強調對「意料之外」的接納：好的實驗在規劃時有合理的預期，但情境本身要有能力翻出的，不只是新答案，更是新問題。
• 曾在美國國衛院工作三十年、也是 1975 年 Asilomar 會議（科學家自我約束、暫停基因剪接實驗）籌辦者之一的辛格（Maxine Singer）回憶，年輕時得知實驗室裡有人保密、甚至為了自我而刻薄待人，她感到十分震驚。讀到華生《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中描述的無情競爭與欺瞞手段時，她「絕對地目瞪口呆」。

年輕科學家也提出他們對「研究純粹性」的看法。MIT 博士生 Craig Ceol 說，無論什麼實驗他都偏好用最乾淨、佐證最多的方式來做。博士後 Laura Attardi 則批評基因體學裡有人傾向靠類比就急著認定某事成立：「他們在做我認為是猜測的事，卻說服自己那是事實，這讓我困擾。」

這些觀察指向兩種可能：一方面，科學能因大膽的跳躍而受益；另一方面，當科學家太急於把一次性發現或靈感當成已證明的真理時，誠信就可能受損。

作者不確定標準近年是否下滑，但變動中的環境令人擔憂：

• 金錢誘因使科學家有動機隱藏研究、誤導對手。
• 一兩代前可能反射性地放進公共領域的發現，如今幾乎都被視為理所當然地申請專利。
• 為了「消滅癌症」「合成抗老藥」等熱門議題而提供的巨額資金，可能扭曲研究方向。
• 政府、獨立研究機構、大學與營利企業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使得機構與個人都難以判斷：何時該表現得像非營利的獨立研究者，何時又該像帶著特定任務的營利機構員工。

夢想#

作者原想探問受訪者對領域的「夢想」，很快便發現：在遺傳學裡，夢想既非對遙遠未來的模糊嚮往，也非對逝去黃金時代的懷舊——多位頂尖遺傳學家清晰地表達了正在追求的夢想。

• 胡德談到他剛展開的智識整合宏圖：他一直嚮往「系統生物學」，希望不只整合科學的構想，更整合科學的各學科。過去他可能得孤軍奮戰，如今他正建立一座獨立的「系統生物學研究所」，要成為這個新領域的世界領袖。
• 魏爾邁想把尖端科學連結到重大醫學突破：從糖尿病或帕金森氏症患者身上取細胞，使其回到發育起點（不製造胚胎），再控制其重新分化為所需組織植回病人。他相信這將是桃莉實驗最大的長期影響。
• 一位癌症研究前沿的科學家想像一個不再需要外科手術的世界：藥物將依個別病人、個別癌症的特徵量身微調，連 CAT、MRI、超音波都不再需要，「放射科將會萎縮」。

對某些人來說，夢想不在未來——他們正活在其中。華生說，這份工作最棒的地方是他可以就任何感興趣的主題召開會議，而且身為老闆不必顧慮院長是否認為系所該保持平衡；他總是設法聘用比自己更聰明的人。常被拿來與華生對比的基因定序者凡特（Craig Venter）也流露同樣的興奮：對他而言，做出能改變整個格局的基礎科學突破，是最大的喜悅，而過去十年他至少經歷了三場重大革命。

兼顧責任#

美國作家 Delmore Schwartz 有篇著名短篇小說名為〈In Dreams Begin Responsibilities〉（責任始於夢想）。作者好奇遺傳學家是否會在專業夢想與責任感之間看到牢固的連結。結果出乎意料：與常主動連結兩者的記者相比，科學家幾乎沒有把夢想與責任掛勾。於是作者改為直接探問各種責任，並把受訪者的回答分為五類。

對社會的責任#

指告知大眾、將對個人、群體或環境的傷害降到最低，並回應公民關切。考量到科學家對「獨立」的高度重視，最高比例（82%）的受訪者強調對社會的責任，這頗令人意外。其中 65% 強調讓社會知情與受教育、42% 提到幫助一般大眾、25% 談到減少傷害。

羅森伯格認為醫學遺傳學太新、太攸關人們如何看待自己，因此領域有義務與大眾溝通。胡德則長期投入 K–12 科學教育，他認為科學家的根本義務之一，就是向社會傳達科學是什麼——不只為了吸引更多人才，更重要的是讓公民有能力思考科學優先順序、科學監管與倫理面向等議題。

對領域的責任#

指科學家的「召喚」，對研究與發現核心實作的承諾，也包括禁止違背領域根本原則的作法（如祕密進行的科學）。這類責任居次（69% 認為必須做最高品質的科學），形式各異：

• Phyllis Strauss（研究 DNA 損傷與修復）：最重要的是訓練能做科學的團隊、創造新知，並監督做研究的人。
• Robert Tjian（研究遺傳資訊如何被細胞解碼）：「我們的責任是確保得到正確答案。」
• Thomas Caskey（前大學研究者，現任默克首席科學家）：「我的角色就是做出原始發現，那是我的責任。」
• 研究生赫希：「我最高的責任是數據正確。因為別人會根據你的結果繼續工作，你不能出錯。」

對他人的責任#

指對學生、員工、病人、受試者、家人或常接觸的同僚的義務（62% 強調，多半特別提到學生或員工）。業界研究者米德（Harry Meade）描述他在 Biogen 時試圖營造的環境：因需接觸放射性物質，他不讓年輕、具生育能力的女性從事這項工作；他認為每個人都該照看彼此，主管更不該把過錯推給下屬。赫希則已體認到維繫「學術世代傳承」的重要：他無法再回報自己的導師，「所以我必須為別人做他們曾為我做的事」。

對自我的責任#

指明確提及個人目標或承諾（無論利己、利他或兩者兼具，42% 視為高優先）。生技公司負責人 Sandra Nusinoff-Lehrman 強調要有強大的內在指南針：「歸根結柢，我的責任是對自己、保持某種一致性。若做到這點，我才能提供最好的指引；反覆無常會把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逼瘋。」

對職場的責任#

指對機構的關切、對股東的義務，以及改善工作環境的努力（31 位受訪者提及）。如預期，是「守門人」最能雄辯地談論這點。辛格談到執掌卡內基研究院的責任時說，這既是對科學的責任，也是對機構的責任，最終是為了推進科學與對自然世界的理解。華生則以掌管數百名員工、年度預算約五千萬美元的角度說：「有時為了做好我的工作，你必須顧慮對機構健康最有利的事，即使某些人覺得那對他們不利。但如果你不顧慮機構，就沒有人有工作。」

責任之間的層級#

多數人都希望顯得負責，因此遺傳學家自認是高度負責的群體並不意外。有意思的是他們在責任層級上的差異：

• 主張「幫助一般大眾」：博士研究者 10% vs. 臨床工作者 75%。
• 教育與告知大眾：臨床工作者僅 38%，明顯低於其他三個專業群的平均 70%。
• 對職場的責任：業界超過三分之二強調，博士級僅 20%、醫師 17%、臨床工作者 13%。
• 訓練中的年輕遺傳學家對「他人」的責任感強於對「領域」，與資深者恰好相反。
• 性別差異：女性以二比一更傾向強調對自我、他人與社會的責任；男性更常提到對領域的責任，以及「減少傷害」這條通則。

這些跨群體的差異，反過來證實訪談問題引出的是真實資訊，而非僅僅社會期許的標準答案。

他者的責任#

有時一個問題會在整個群體中引出全然意外的回應。本例中，58% 的遺傳學家主動提到「其他方的責任」對專業領域的成功運作至關重要——這在中階從業者（80%）與年輕遺傳學家（85%）中遠比在創造領袖與守門人（40%）中普遍。作者推測，中階從業者或許覺得自己較無力量促成改變。一位大學研究者坦承她對自己在階層中的位置「不見得滿意」，也不確定個別科學家能做什麼，只能寄望於更全面的教育。

跨專業群也出現類似的不對稱：業界人員更傾向強調「其他機構」的責任（73%），而只有 25% 的臨床工作者試圖把責任放到自己機構之外。同一個人內部也可能感到拉扯——羅森伯格回憶在必治妥擔任研發主管時，個人對該做哪些專案的看法未被真正的決策者認同，讓他在「身為醫師的責任」與「身為研發領導者的責任」之間感到不安。

這些關於責任的陳述顯示，遺傳學研究者正努力審慎地開展工作：既忠於科學家的召喚，也設法確保成果導向正面用途——至少不造成傷害。這一點上，他們與大體上同樣清楚自身價值的記者相似。

但兩個群體有一項顯著差異：多數遺傳學家對本領域的現狀相對樂觀——領域、場域、利害關係人、股東與個人慾望都彼此一致；相對地，多數記者則憂心新聞業能否在當前環境中存續。人們會希望遺傳學家的使命與責任足以應付這個時代，但作者對此絕非確定。

宗教、召喚與世界觀#

宗教話題在訪談中很少出現。對實驗嚴謹的執著、對嚴密推理的信仰，以及對研究現世影響的關注，或許正是宗教未成為多數科學家工作生活重要因素的原因，也解釋了在價值調查中宗教因素排名接近墊底。

不過，遺傳學生涯確實能與強烈的宗教取向共存。找到囊腫性纖維化等多種遺傳疾病基因的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華生之後的人類基因體研究中心負責人——毫不猶豫地談起自己作為實踐中的基督徒的信念：他對上帝的信仰強化了他「向他人伸出援手」的意識，也構成他希望遺傳研究造福人類的動機，因為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長久傳統中，「我們要做的事之一就是醫治病人」。

宗教信仰的力量不易被匹敵，但領域的使命——對一份專業的召喚感——能扮演類似的角色。

作者無意將科學信仰與宗教信仰對立，也無意把對他人的責任與對神聖存在的責任對立——他們懷疑，在遺傳學家中能為兩個領域都保留位置的，不只柯林斯一人。不過作者也傾向推論：至少對某些人而言，投入科學提供了一套足夠完整而連貫的信念系統，以致傳統宗教或靈性關懷的需要與空間都變少了。

在千禧之交，遺傳學呈現為一個狀態極佳的專業：領袖與中階從業者對主要使命、最重要的標準，以及主要的個人目標與責任樣貌都有共識。他們安然照鏡，並為所見的身分感到安心。

遺傳學看來是一個美妙一致的事業——從業者的抱負、領域的價值、場域的實作，以及股東與利害關係人的慾望和諧融合，令處境較差的專業人士只能羨慕。這裡幾乎沒有把過去想成黃金時代、或緬懷更美好未來的誘惑。

然而，沒有一個領域是完美的，正如沒有一位從業者能免於憂慮、焦慮、矛盾與噩夢。帶著一絲遺憾，作者接下來將轉向這片看似風平浪靜的遺傳學領域中，可能存在的不和諧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