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人類的深層需求#

流行觀念常把工作看成不得不背負的重擔——聖經把勞動描述為亞當夏娃悖逆後的懲罰，漫畫則把工作畫成一場由蠢人主持、為蠢人而設的鬧劇。人們盼著週末與假期，彷彿工作只是必要之惡。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1980 年代初，當美國人被問到「如果錢夠用一輩子，是否會退休不再工作」，約八成的人回答不會。退休往往伴隨著深沉的壓力與憂鬱。

人類其實被兩重力量寫定，在心理上依賴著「有所產出」：

• 基因層面：嬰兒在出生第一年就展現出「讓事情發生」的樂趣，例如反覆開關水龍頭、電燈，或去撥弄吊在嬰兒床上的球。在合理刺激與結構化環境中成長的孩子，會學會享受專注投入的努力。我們這個物種若非多數人培養出對工作的胃口，根本無法存活。
• 社會層面：人類社群透過羞辱與排斥「不貢獻共同利益者」，來強化這股天生傾向。

本章的出發點是：工作不是苦役，而是人之為人的內在需求。理解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何「好工作」的條件值得如此認真對待。

知識工作者的新時代#

我們正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全球經濟要求人們成為「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需要持續且富想像力地操弄符號的全新工作，養活了大批程式設計師、軟體設計師、生物工程師與能洞察趨勢的創業者。即使是看似遠離網路革命的行業——如神職或慈善——也難逃這個被電腦浸透的社會的影響。

進入新領域總伴隨風險。當勞動形式改變，過去保障好工作的傳統機制——從專業守則到工會——都不再足夠，新的問題隨之浮現：

• 跨國企業對其營運所在的社群、以及所僱用的工人，負有什麼責任？
• 日益不受監督、獨立於雇主之外的知識工作者，責任何在？
• 受訓遵奉古老守則的傳統專業人士，該如何回應全球劇變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未來的生活品質，取決於我們能否在這些變動的條件下找到做好工作的方法。好工作的兩大根本——卓越（excellence）與倫理（ethics）——若能和諧一致，我們就能過上個人充實、社會回報的生活；若不能，個人、社群，或兩者都將受苦。

本書的核心問題是：「當條件威脅到卓越與倫理的和諧一致時，人們能做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廣泛理解專業如何演變、如何適應變遷、哪些因素會導致失準。醫學是最古老、最被充分理解的專業，本章便以醫學史為主要素材，提煉出日後討論基因學與新聞業時可套用的通則。

專業領域如何改變#

成為一名專業人士，本質上是個人與社群之間的一場交易：個人同意提供所需的服務，社群則同意給予報酬、並承認其執業的權利。以醫學為例，這份社會契約讓受過約定訓練的人，有權向病患提供建議、治療疾病，必要時動手術或開藥。

誰能當醫生、病患該期待什麼水準的照護，向來是爭議所在。這種張力天生內建於專業之中——專業人士想爭取更多權利，公眾則想獲得更多服務。隨著時間，這股張力可能孕育出富饒的協同，也可能墮落為衝突。

專業領域的改變，源自四種因素。

一、新工具、程序與理解#

第一種力量來自文化環境，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學與技術的進展。文化中任何角落只要出現新工具、新程序或新的理解方式，都會激起漣漪，帶來深遠而意外的後果。

• 約兩百年前，醫生還與江湖術士難以區分。醫學成為受尊敬的專業，是在生理學、微生物學等領域的發現替它奠定科學基礎之後。顯微鏡、溫度計、聽診器等工具，也讓醫學更加嚴謹。
• 巴斯德（Louis Pasteur）與柯霍（Robert Koch）辨識出天花、結核、霍亂的致病微生物，重塑了醫學。
• 甚至看似無關領域的進展也能造成影響：奧地利旅店老闆之子奧恩布魯格（Leopold Auenbrugger）小時候在父親店裡學會用敲擊酒桶側面來判斷存酒量，日後成為醫生，便把這技術用於叩診病患胸腔，判斷肺中是否積水——此法至今仍在使用。

新聞業被電話、個人電腦、網際網路等眾多創新所改造；基因學的短暫歷史，更是高度仰賴相關領域的技術突破。

二、文化的價值與信念#

第二種主要影響，是文化的價值與信念的變遷。一個人在工作上能做或不能做什麼，取決於當時被視為道德上正確、甚至時髦的東西。

• 宗教對解剖人體的禁令，長期阻礙了醫學知識。兩千多年前已發展出精深醫學的印度與中國醫生，因此始終無緣研究器官的內部結構與功能。西方醫學也因禁止解剖屍體而遲滯，直到十四世紀後解禁，才逐漸趕上並超越亞洲。
• 領域對社群的重要性有中心與邊陲之別。歐洲中世紀，肉體治療長期與靈魂治療綁在一起，醫護多在附屬於修道院的醫院工作，由宗教修會成員兼理身心，且宗教知識通常凌駕於純醫學知識之上。當宗教信念與科學分家，健康與長壽便相應被更看重，對有效醫療的需求上升，醫生的地位與權力也隨之提升。

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顱相學（phrenology）——研究顱骨大小形狀與個人特質關係的學問——直到相當晚近都還被視為醫學的一支。1880 年代權威的《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甚至煞有介事地描述哪塊顱骨凸起代表「愛子女」或「戀家」的傾向。可見什麼算是可信的醫學知識，能在不到一個世紀內劇烈翻轉。

三、變動的社會環境#

領域也常因社會環境的發展而改變。一個領域必須始終回應對其服務的需求，這決定了它的市場價值。

• 歐洲約在第五到十六世紀間，多數物質剩餘都流入宗教機構，僧侶與神父是最有權勢、最受敬重、最富有的人，醫院與醫學訓練都由神職人員掌理。其他時代，社會則高度看重軍事領袖、律師、工程師或藝人。晚近在西方發達國家，科學家與醫生享有空前的敬重，因為人們期待從他們身上獲益最多；相形之下，政客與記者的地位卻不甚體面，在美國尤然。
• 需求會隨對醫療品質的期待而增減，這在各專科的興衰中最為明顯：幾十年前放射科、麻醉科等冷門分支的市場價值遠高於一般或內科，但自 1990 年代起，家庭醫生的需求上升，某些曾炙手可熱的專科（如精神分析師）則下滑。
• 所有權、控制權與政治變動同樣影響專業領域。原本自我規範、近乎自由業者的執業者，可能被轉變為對外部權威負責的受薪員工。醫生當前正經歷從「專業人士」到「管理式照護機構員工」的轉型陣痛，而這類機構未必再把他們當專業人士看待。

四、創造者—領導者的貢獻#

最後一種變革之源，是個別執業者的創新。每個時代都有少數人提出新想法或新做法，一旦被他人接受，就可能帶來領域的劇烈轉變。醫學史上例證繁多：哈維（William Harvey）革新了血液循環的理解、詹納（Edward Jenner）以接種天花病毒開創了對傳染病的控制、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則提出「產科醫生因接生前不洗手而害死許多產婦」的激進主張。

這些創造者通常受好奇心驅動，屬於內在動機——他們更在意智識發現的回報，勝過金錢或地位，因此常被公眾與同行視為怪人。但他們之所以較不看重金錢與權力，正是因為他們直接從工作本身獲得回報：發現過程中的興奮與驚奇，是再多錢也買不到的滿足。

吸引原創心靈進入一個專業的關鍵，往往是它能提供多少心流（flow）。如科學史家孔恩（Thomas Kuhn）所言，當一門學科吸引到期待解謎、渴望發現的高度投入者時，典範最容易改變。

醫學傳統上能吸引資優青年，不只因為報酬高、地位高，更因為它蘊含幫助病患、擁有自主、對知識做出新貢獻等內在因素。然而，當一個專業被轉化為官僚企業，這些內在回報就變得稀缺；當一份職業不再提供心流，就只剩期待外在回報的年輕人願意投入。屆時專業將變得缺乏創造力，趨於停滯，並容易遭到外部接管。

專業領域的四大構成要素#

一個專業要形成與發展，需要什麼？我們如何判斷一個專業確實存在？這些問題促使作者提煉出專業領域的四個核心要素。

個別執業者（Individual Practitioners）#

必須有人選擇進入某專業領域、接受訓練、追求自己的個人與專業目標。當一群執業者定義出足以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定知識、技能、做法、規則與價值時，專業便誕生。

史前時代大多沒有專業領域，因為知識平均分布於人群之中——狩獵採集部落裡，沒有人懂得比別人多；即使某人多懂些草藥，其他人會借重這知識，但他仍得跟大家一樣去狩獵採集。人類要積累到足夠的物質資源，能供養不直接參與食物與居所生產的專家（如醫生），花了好幾千年。

領域（Domains）#

當足夠的專業知識被編碼、能順暢傳授給新執業者，我們就稱這套符號系統為領域（domain）。一個文化由數百個領域構成，如數學（下分微積分、數論等子領域）或醫學（下分腸胃科、病理學等）。新聞業與基因學都輕易符合領域的資格。

領域包含兩套符號編碼：

• 知識與實踐的部分：關於「該怎麼做」的想法（或迷因，memes）。每個領域都規定了通往某個理想目標的一連串行動。醫學的目標是預防與緩解痛苦、延長生命。醫學的知識庫起初增長極慢，近幾世紀卻急速加速（並日益與基因學的發現交會）。
• 倫理維度：見下文。

一個領域光有知識與技能，還不足以被社會認可為專業。它還必須有倫理維度，讓人們相信這些技能不會被濫用來損害共同利益、只圖執業者自身好處。西元前四世紀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制定、至今醫學生仍在宣讀的誓詞，就規定醫生不得勾引病患家中的任何年輕男女。此後的《邁蒙尼德守則》，以及日內瓦宣言、國際醫學倫理守則、美國醫學會準則等近代規範，都明訂了對醫生行為的期待。

若一個專業無法讓外界相信其做法與價值有用、其成員可被信任，就得不到多少社會支持，會被邊緣化、分配不到資源。領域必須在程序標準與倫理標準兩方面都足夠可信，社群才會付出金錢與尊重來換取其服務。

場域（Fields）#

領域作為一套符號，只是被言說或記錄的想法與價值。要成為真實，就得由人來付諸實行。專業領域的第三個要素，就是實際執行領域程序的人們，我們稱之為場域（field）。社會是由數百個場域織成的網絡，從數學家到農夫，從水管工到醫生。

場域的界線在某種程度上是流動的：

• 「醫生」的定義在美國與印度就不同。印度在 1970 年前任何人都可無照行醫，即使今天仍約有五億病患由阿育吠陀療者以飲食、草藥、靈修等傳統方法治療。
• 每位執業者在場域中佔據三種角色之一：
  • 菁英守門人（gatekeepers）：主宰專業領域命運、判斷領域中哪些改變該被認可。在醫學中，包括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等主要資助機構的醫療主管、頂尖醫學院的院長與系主任、《新英格蘭醫學期刊》與《刺胳針》等權威期刊的編輯等。
  • 專家執業者（expert practitioners）：受守門人認可、被授權在領域內執業。他們構成場域的絕大多數，沒有他們專業便不存在。
  • 學徒與學生（apprentices/students）：當下權力甚小，卻是專業領域延續的命脈。當領域知識枯竭、或社會不再願意支持某場域時，優秀新血就會減少；反之——如 1930-40 年代的物理學、如今的分子生物學——最有才華的青年會蜂擁而入。

並非所有專業領域都有同樣清晰的領域與場域。相較於醫學，新聞業就是耦合鬆散得多的領域與場域：許多信念與做法同樣適用於其他寫作與學術，任何人都可自稱記者，冒充醫生卻是違法的。基因學雖有取得生物學博士的明確標準，但許多最活躍者——包括某些主導頂尖生技公司的人——並無此背景。

其他利害關係人（Other Stakeholders）#

除了個別執業者、領域、場域之外，還須考量第四個面向——其他利害關係人。此詞指涉今日在基因學、新聞業等領域中扮演日益吃重角色的兩個群體：

• 企業股東與高層：實質上擁有公司（如媒體集團或生技企業）、對其表現（尤其獲利）抱有期待的人。
• 一般公眾：作為消費者、納稅人與選民，就新聞、醫療、各種基因操作等議題表達自身偏好的公民。

過去這兩個群體只扮演極小的角色，但今天，任何專業領域若與這類利害關係人的要求相衝突，都無法長久運作。

四大要素可摘要如下：

黃金時代——當專業領域對準時#

當文化的價值與領域一致、利害關係人的期待與場域相符、領域與場域彼此同步時，專業領域最為健康。此時個別執業者能盡情發揮，士氣高昂，專業繁榮興盛。作者稱此為真實對準（authentic alignment）。

真實對準並不常見，因為領域之間會為文化霸權而競爭：宗教力圖凌駕哲學，政治意識形態試圖左右科學方向，各科學學科也彼此爭鋒。這些絕非閒散的學術口角，而是關乎任何文化的核心問題——**由誰來形塑世界觀？**答案往往決定一整部文明的走向（例如中國傳統上讓宗教與意識形態考量凌駕於市場、技術與科學之上）。場域之間也為社會資源競爭：醫生的利益常與保險員、律師、護理師、醫院行政人員或政客衝突，核心爭點是「誰來掌控醫療」。適度的張力無可避免、甚至有益，但衝突過度時，整個社會都會受害。

當今我們社會偏好的仲裁方案是自由市場：供需這隻看不見的手（例如透過股東或消費者的購買選擇）自動調節各生產群體的競爭利益。

自由市場方案的問題在醫療上顯而易見：相當比例的人口負擔不起優質醫療。於是出現兩種選擇——要嘛讓人道價值屈從於市場，承認健康是只有富人才該奢望的商品（如同第二棟房子或私立名校的昂貴教育）；要嘛同意在此人道價值應優先於純粹的供需法則，這就需要設法讓場域也能服務付不起錢的人。

近年已有以人道價值為本、發展全球衛生政策的嘗試。世界衛生組織 1978 年的《阿拉木圖宣言》宣稱：健康——理解為身體、心理、社會的完全安康，而非僅是沒有疾病——是應惠及各階層的「基本人權」。此刻這類宣言仍不脫一廂情願，但或許我們正逼近一個時代：常識將明確匯聚於「個人健康與福祉不能任其碰運氣，而需要更廣泛的解決方案」這一結論。

完美的方案顯然難以企及、且終究只是暫時的。但這個模型至少在原則上點出了達成真實對準所需的條件：

• 領域面：應有領域來照料主要的人類需求，這些領域的目標與價值應彼此支持，並透過共同的知識論理性地連結。當今發達世界由科學方法提供這個共同基礎，但科學若無法整合對文化傳統的尊重、以及環保等新興「綠色」價值，其在民心中的地位可能鬆動。
• 場域面：場域應能在各自領域的界限內自由執業、並以合理方式擴展界限。當宗教或政治權威強加外來的框架來控制專業時，人人受害；同時場域也須認真擔起對領域與社會的責任，實施有效的內部標準（有時稱「自我監管」）。理想狀態下，晉升以功績而非其他偏好為基礎。
• 個人面：個別執業者被最適合其興趣與能力的領域所吸引、能在執業範圍內成長、且回報與其技能貢獻相稱。若一個專業無法提供做好工作（提供心流、讓人在有意義的職業中發揮所長）的機會，才性不合的年輕人就會湧向薪水更高或更有聲望的場域。

在單一面向（文化、社會或個人）達成和諧是可能的，但要三個面向同時對準則困難得多。歸根結柢，對準與否是一種主觀判斷：由執業者與觀察者去論斷，在某個歷史時刻，執業者、領域、場域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關切是否都被合理地滿足了。

對準的威脅#

社會衝突與混亂在歷史上屢見不鮮。連被奉為政治穩定典範的羅馬，也曾數世紀被內部傾軋撕裂，共和實驗隨時可能夭折。當社會母體中的和諧動搖，會有幾種可能後果：

• 偶爾一個專業會徹底消失，如古代替統治者解讀天象的占卜官。但因多數專業回應的是恆久的人類需求，很少完全消亡。
• 更常見的是陷入兩種功能失調：失範（anomie）——規範瓦解到無人知道什麼才對；以及疏離（alienation）——規範變得僵化壓迫，無人願意去做該做的事。

這類危機為何發生？破壞性的變化常週期性地出現，或因外部條件動搖了領域或場域，或因專業的內部發展走向病態。主要威脅來源有幾類：

**一、劇烈的科學或技術進展。**當鄰近領域湧現新知識或新程序，一個場域可能被各種可能性淹沒，舊做法遭質疑，界線也隨之移動——過去理髮師才做外科手術，隨著疼痛、感染、休克治療的進步，外科才成為醫學的一支；未來標靶藥物或許又讓手術變得多餘。若變化太過突然，受舊法訓練的執業者可能開始懷疑自己的專長、乃至對整個領域失去信心，此時支撐專業的倫理連結也隨之鬆動，場域趨於犬儒，只求金錢、權力或瑣碎的名分。

**二、與領域無關的生活方式變遷。**二戰後美國郊區擴張，使醫生出診耗時過長而日益困難，病患改為到診間或門診就醫。這只是眾多讓醫療更加非個人化、機構化的發展之一，威脅著把醫生的自我形象從「社區療者」轉為「企業員工」——不再浸潤於病患的生活，而是與其家庭疏遠，在充滿專業器械的診間裡擺出令人生畏的姿態。這或許提升了效率，但代價可能是醫生連同傳統形象一併卸下了那些讓醫學受人尊敬、也讓自己有成就感的價值。

**三、外部的經濟與政治綁縛。**支撐專業的經濟政治連結，也會從外部箝制它。一個場域可能被統治者收編、或被市場利誘，以致不再清楚它究竟是在履行原初被賦予的職能，還是在推進特殊利益集團的議程。

新型態的醫療給付正迫使醫生面臨艱難的倫理抉擇：該開一種很可能幫助病患、卻昂貴的療法，還是開一種較無效、卻有利於自家 HMO 帳目的廉價療法？經濟控制權的分裂造成忠誠的撕裂，舊規則不再適用；當領域的職能被扭曲，專業便喪失大部分社會授權，成員也隨之士氣低落。

**四、領域的內部發展。**看似可欲的價值與優先順序變化，可能有隱藏成本。生物醫學研究極為可欲，但若醫學院被其光環吸引而在課程中重研究輕教學、醫院重研究輕基層照護，專業的性質就可能以令公眾（乃至那些因傳統關懷價值而入行的執業者）不安的方式改變。隨著基礎科學地位上升，醫生面臨誘惑：扮演「科學家」這個他方場域的角色，而非「療者」這個可敬的老角色。

**五、領域知識庫的枯竭。**地理探險曾是興盛的領域，如今各大洲都已測繪，想證明本事的年輕人便轉向外太空或虛擬空間等更有前景的疆界。有時枯竭只是暫時的——量子力學爆發前的物理學，領導者曾以為所有重要問題都已解決，隨後新理論頓時讓物理學復甦，吸引最優秀的頭腦開創核能與矽的時代。當一個領域的心流潛能耗盡，風險是場域成員變得無趣、退縮進僵化的正統，以圖護衛自身貢獻的相關性。

**六、場域的內部腐化。**這往往源於驟得的財富與權力。當一個專業帶來壓倒性的特權，濫用的誘惑便隨之而來：守門人開始扮演政治角色而犧牲專業、執業者爭搶更大塊的經濟餅、新血為外在而非內在理由入行。守門人有時為抬高服務價格而在認證上設下太多障礙、削弱場域效能，有時又反向放任準備不足者執業，甚至兩種弊病同時發生。

因此，對準的失敗可能來自：領域之間（外科 vs. 理髮）、場域之間（醫生 vs. 創業者）、領域內部（另類醫學 vs. 傳統醫學）、場域內部（家醫 vs. 專科）、領域與大文化之間、或場域與大社會之間（爭取更高收入 vs. 渴望可負擔的醫療）的張力。一旦對準碎裂，社會與專業都可能受苦，社會的長期需求不再被滿足，人們喪失專業誠信，好工作變得稀有。

• 表面對準：在納粹德國這類極權國家，只要執業者被允許工作，醫學看似也「對準」了；但那只是表面，因為執業者必須通過政治檢驗、拒絕援助某些人群、無視某些研究。當追逐利潤壓倒了優質工作的執行與發表時，也會出現這種表面對準。
• 對準 ≠ 個人誠信或心流：即使身處領域、場域、股東都良好對準的社會，個別執業者仍可能不快樂；反之，有些執業者反而會被一種他們決心改變的「不對準」狀態所激勵。

邁向對準與失準的模型#

有了以上對專業興衰因素的勾勒，我們就更能重拾研究的主線。後續章節將檢視當代兩個主要負責形塑「我們體內與心智中之資訊」的領域——新聞業與基因學。

作者採取人類學所謂的主位觀點（emic perspective），即從領導性執業者自身的描述與經驗出發，報導他們如何述說自己的目標與價值、把握的機會、遭遇的阻礙、浮現的倫理兩難、觀察到的（正負）變化、應對的策略，以及他們對自身專業領域當前對準程度的親身感受。

這些說法雖特屬於新聞業與基因學，但整體視角適用於任何領域的知識工作者。技術與社會的快速變遷正在動搖舊職業，新興職業則仍處於（有時是有益的）混亂之中。「什麼構成好工作？」是我們所有人必須一問再問的問題：如何在不否定個人認同需求的前提下，回應工作要求與社會期待？當強大而常相矛盾的力量讓壓力、懷疑與愧疚滲入工作時，我們能仰賴什麼資源？

本研究聚焦美國（受可行性、經費與便利性所限），但美國觀察到的趨勢很可能也發生於他國，此模型最終應有助於分析世界其他地方的專業領域。研究以執業者自己的話語與見證起步，但不止於此——在第二、三部的部分段落與整個第四部，作者也採取對比的客位觀點（etic view），以社會科學觀察者的視角，梳理現況並鋪陳良性與惡性的未來選項。

這段漫長的概念繞行，其用意此刻更清楚了：

• 基因學目前看似對準良好——執業者覺得自己忠於領域、場域運作順暢、各利害關係人獲得滿足、前景最為誘人。這種情況下，做好工作相對容易。
• 新聞業則顯得對準不良——許多執業者覺得難以恪守領域準則、場域被張力撕扯、利害關係人威脅著核心價值與主要角色、未來恐怕更糟。這種情況下，好工作只是遙遠的夢。

但實情比「一好一壞」更複雜：基因學或許只是表面對準，其對準的深度與長久性都有待商榷；而新聞業當前的失範與不安，反倒可能是未來更佳、更穩固之對準的前兆。

由此得出最後一點：「對準」是個有用的詞，但不該被當成終極的解釋，理由有二。

其一，領域與場域太過複雜，無法簡單地被貼上「對準」或「失準」的標籤——總會有相對對準的角落（如今日的網路新聞）與相對失準的角落（如基因學家與企業在基改食品風險上的爭執）並存。

其二，一切對準與失準的狀態都必然是暫時的。世界永遠在變，今日的對準幾乎總在其中埋著至少些微不對準（若非重大失範或疏離）的種子。這或許會讓「想找到終極職業或做法」的人失望，卻應激勵「在意料之外之處尋找新挑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