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歷史時代，都有許多人想把工作做「好」。這裡的「好工作」（good work）不只是把事情做得專精，更是把專精與負責結合在一起。

什麼是「好工作」#

有些人手藝高超，卻不太負責任。真正的好工作者則同時具備兩個面向：

• 卓越：在一個或多個專業領域確實嫻熟。
• 負責：不只追逐金錢或名聲，也不在衝突時選擇最省事的路，而是認真看待自己的責任與工作的影響。

他們在意的責任層層外擴：個人目標；家人、朋友、同儕與同事；自己的使命或召喚（calling）；所屬的機構；乃至於更廣闊的世界——那些素不相識的人、後來的世代，以及最宏大意義上的地球或上帝。

沒有人能時時刻刻同時盯著這麼多層責任。就像寓言裡那隻被要求解釋自己怎麼走路的蜈蚣，一旦事事監控反而寸步難行。好的專業工作者是把這些關懷內化，只在必要時再明確地回頭檢視。

不確定年代裡的好工作#

好工作即使在順境中都不易達成，而現代世界幾乎沒有人能自外於快速創新與無孔不入的市場力量。就連看似免疫的專業，這股壓力也清晰可見：

• 教育：特許學校與教育券計畫在全球各地冒出，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等營利機構衝擊傳統文理學院。
• 博物館：為了辦更盛大的賣座展覽，企業贊助者對「展什麼、怎麼展」的話語權愈來愈大。
• 宗教與公益：教會競逐更多會眾與更有魅力的領袖；連向來低調的慈善基金會都聘請公關，張羅「策略聯盟」，並為新式創投慈善而焦慮。

於是出現種種困境：醫師因 HMO 不給付而無法開出該有的療程、企業律師的雇主行事不正、老師想擁抱難過的孩子卻連拍肩都被禁止、策展人需要經費卻不認同金主的藝術家與限制。

為何是「艱難時代」#

倫理與專業兩難並非新鮮事。有人會說，解方早就寫在各大宗教、聖經與經典、專業傳統的行為典範，以及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沙克（Jonas Salk）等醫界楷模，或穆羅（Edward R. Murrow）、史東（I. F. Stone）等新聞人的身上。

但這些傳統對年輕人未必可得，也未必可信：

• 許多惡行假宗教之名而行。
• 昔日偶像——從甘迺迪（John F. Kennedy）到福特（Henry Ford）、迪士尼（Walt Disney），乃至棒球名將柯布（Ty Cobb）——後來都被發現有明顯人格瑕疵。
• 即使偶像不失色、經典也讀通了，在劇烈變動的處境裡仍愈來愈難知道該如何取法。穆羅不必跟網路競爭；沙克不必面對每項醫學發現都立刻被申請專利的環境；林肯（Abraham Lincoln）指揮聯邦軍隊時，私生活也不會被媒體放大、拍成聳動的電視電影。

這正是本書談的不只是「好工作」，而是「艱難時代中的好工作」。這裡的「艱難」不是指日常物質匱乏，而是指人們愈來愈難判斷什麼是對的事、並且還能留在自己的專業裡。

一條線索：好工作讓人感覺良好#

不過，有一條重要線索能判斷自己是否在做好工作——做好工作會讓人感覺良好。

• 當我們全神貫注於一項高難度任務、用上所有技能、清楚知道該做什麼，那種樂趣是人生少有的。這些高度愉悅的時刻，就是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所稱的「心流經驗」（flow experiences）。
• 與一般印象相反，心流在工作中出現的頻率反而高於休閒。在心流中，我們全然投入、渾然忘我，甚至忘了時間、興趣與自身存在，卻感到百分之百地活著。
• 心流需要條件：清楚的目標、即時的回饋，以及與能力相稱的挑戰。具備這些，我們就有機會把工作體驗為「好」——一種能充分展現自己最佳一面、既有回報又愉悅的活動。

心流與好工作並非畫上等號。全神貫注撬保險箱的竊賊，也可能經歷同等的投入；反過來說，好工作有時也會令人挫折沮喪、伴隨不了心流。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我們看到心流的回報，落在那些全然投入、又展現最高責任感的人身上。

新聞與遺傳學：一組具啟發性的對照#

新聞與遺傳學都是必須不斷面對新挑戰的專業，但作者在研究中發現兩者有個出乎意料的差異——對齊（alignment）與失準（misalignment）：

• 遺傳學：各方力量高度對齊。 這是個令人振奮的年代，大眾、生技公司股東與科學家朝共同目標努力：讓人更健康、更長壽。此時的好工作看來相對沒有問題。
• 新聞：各方力量嚴重失準。 記者告訴作者，這是個被混亂與懷疑撕裂的年代：記者想花時間深入調查複雜報導，大眾卻只想要八卦醜聞，管理層則盯著下一季的利潤。此時好工作就成了難題。

表面的對齊未必是好事，明顯的失準也未必是壞事。

遺傳學看似順遂，底下卻潛藏隱憂：無私學術研究與牟利研究的界線日益模糊、基因療法與複製生物的風險常被否認。

反之，新聞業赤裸的失準反而清楚暴露了對好工作的威脅，可能促使人們奮起、重申召喚的本質、擁抱高標準、確認自身認同。新聞業或許正因斷層線攤在陽光下，而變得更強、更對齊。（對齊與失準將在第 2 章詳談。）

新聞業的一場危機：Ray Suarez#

1993 年，廣播記者雷・蘇亞雷斯（Ray Suarez）陷入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衝突：內心叫他離開這一行，銀行存款卻叫他吞下自尊、照命令做事，而必須權衡抉擇的理智一片混亂。

蘇亞雷斯後來成為 PBS《News Hour》資深特派員，並以在 NPR 主持《Talk of the Nation》六年廣受敬重，是作者最早訪談的好工作者之一。他曾在芝加哥 NBC 加盟台 Channel 5 做了七年商業新聞，正是在那裡碰上讓他一度想徹底退出的兩難。

蘇亞雷斯無奈地反省結局：「你能負擔得起的『作秀式正直』就那麼多。因為合約白紙黑字，其中一條就是——叫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最終他難以忍受，開始積極計畫離開新聞業，「NPR 錄用我的時候，我正打算退出。謝天謝地，我還有這個選項。」

面對兩難，有哪些選項#

蘇亞雷斯的處境凸顯一個問題：當工作牴觸你的是非感時，你能怎麼辦？作者整理出幾條路：

• 順從：走最省事的路，照指令做。家庭與經濟壓力有時讓人別無選擇。
• 留下抗爭：留在原位繼續爭取，甚至說服雇主接受你的立場——但要冒著被開除，或身心俱疲、士氣崩潰的風險。
• 集體行動：與理念相同的人私下或公開抗議。當管理層行為明目張膽不當時，集體行動可能有效。但正如雷根（Ronald Reagan）1981 年逕自開除全國罷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員所示，把不服從的團隊換成聽話的一批，往往太容易了。
• 辭職：若你有搶手技能、外頭有工作等著，這較可行；但像蘇亞雷斯考慮的那樣徹底拋下整個生涯，是極其撕裂的選擇。
• 尋找或打造理想機構：這是最理想、也最為本研究看重的解方。你可以加入一個已體現你價值觀的機構（哪怕得搬家或減薪），或協助創建、改造一個機構。蘇亞雷斯並非 NPR 的創辦者，卻幫助把它變成今天這個強大而受敬重的廣播新聞重鎮。

三個支柱：使命、標準與認同#

退一步看，任何投入的工作者在類似處境下該如何自處？無論是被要求一小時看滿六個病人的 HMO 醫師、被指示行賄的跨國企業律師、被迫放棄課程去「應付」州標準測驗的老師，還是被承包商要求改用劣質材料的工匠——作者建議，關鍵時刻應思考三個基本課題。

使命（Mission）#

每個工作領域都有回應某項基本社會需求的核心使命，而從業者應以實現它為己任：

• 醫學的核心是療癒病痛。
• 法律的核心是追求正義——化解衝突、有序而文明地匡正錯誤。
• 教師傳承過去最重要的知識，並為學生預備未來。
• 工匠製作既美觀又實用的物件。

最理想時，使命正是吸引人選擇這一行、並在衝突中支撐他的力量。釐清使命的一個好問法是：「社會為什麼該以地位與特權，來回報我所做的這種工作？」

標準（Standards）#

每個專業都訂有績效標準，有些恆久、有些隨時地而變。經典例子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傷害、不因個人好惡而拒診、守密、過正直的生活、只為療癒而用藥、不剝削病人。其他專業也有對應的標準。

檢驗標準的問法是：「這一行裡，哪些人最能實現這份召喚？為什麼？」 列出一份受敬佩者的名單與他們的德行，就能映照出這個專業所體現的標準。

認同（Identity）#

第三個考量是一個人的背景、特質與價值觀，匯聚成整體的認同感——關於「我是誰、身為工作者／公民／人，什麼對我最重要」的深切信念。

• 認同的核心是道德的：人必須為自己界定「哪些底線我不會跨越、為什麼不跨」。
• 但認同也包含性格、動機、智識強弱與個人好惡。
• 每個人的認同由家族史、宗教與意識形態信念、社群歸屬與獨特個人經驗共同形塑。理想上這些彼此互補、匯成連貫而正向的態度；但這終究是個理想，幾乎每個人都會經歷認同的片段化與混亂，認同也永遠不會徹底定型。豐富的人生，包含著關於「我是誰、想成就什麼、在哪成功、在哪不足」的持續內在對話。

作者身為心理學家，長年關注認同議題——事實上 Howard Gardner 與 William Damon 都曾師從二十世紀中葉提出「認同」概念的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

心理學的視角#

作者以使命、標準、認同這三個考量來框定工作者的處境，正源於他們身為心理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專業養成。他們研究心智的能力與資源——智能、動機、需求與價值。這一視角的核心信念是：

• 所有人都試圖理解周遭發生的事、為經驗賦予意義。
• 所有人都能以特定方式「框定」經驗——這種詮釋可能激發、也可能癱瘓行動。
• 最關鍵的是，所有人都能在一系列行動中選擇。正如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的名言：我們可以發聲、表達忠誠、說出疑慮，或退場離開。

以蘇亞雷斯為例：當老闆要他誇大電玩的危險，他大可反射性地服從（在極權社會，這種盲從甚至是保命的現實選擇）。但假設他決定無法服從，此刻「他如何詮釋處境」就變得至關重要——沒安全感又悲觀的人，可能斷定自己在新聞業沒有未來而轉行；自信又樂觀的人，則可能把老闆的話當成一記警鐘，進而決定要把人生主導權交給別人，還是牢牢握在自己手裡。

作者深知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強大力量，也知道人常感到無力對抗。但本研究的核心關注，是投入的專業工作者「腦袋裡」發生了什麼——不只是他們如何理解處境，還有他們最終選擇了哪些計畫與行動，以及為什麼。

這種以人為中心的視角認為：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盤點自身處境，依自己的價值與目標權衡各種選項，做出在當下最佳、且長遠也承受得起的決定。少了它，我們就只是被命運擺布的旁觀者。

超越損益底線#

作者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刻書寫，這也必然影響他們的觀察。1980 年代末共產主義瓦解後，一種看法在全球日益主導：政治上採民主、經濟上採市場。

作者對此並不全然排斥——他們樂見極權政權式微、選舉政治興起（如邱吉爾所言，民主是不完美的政體，但其他都更糟），也承認市場在出版或製藥業競爭中的正面作用，本身亦受惠於相對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

但並非所有生活領域都適合用市場模式運作。醫學、科學、教育、藝術等重大專業領域，不該像商業企業那樣、按亞當・斯密—海耶克—傅利曼式的市場觀來運轉。

醫學需要財務審慎，但其目的不該是為 HMO 股東賺取最大利潤；法律保障、教育機會與其他攸關人性的需求，也不該單純價高者得。正如法國總理喬斯潘（Lionel Jospin）所言：「我們反對的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市場社會。」

當然，市場也可能有益：政府主導的人類基因體計畫，正是被私人的 Celera 公司競爭所激勵；1999 年電影《驚爆內幕》（The Insider）也顯示記者如何毫不遲疑地揭露同業的失德——這些在極權世界都不會發生。市場往往既是許多現象的原因，也是其結果（科技進步帶來各領域的劇變，市場只是反映了新技術的興起）。

即便如此，作者仍要示警：每當任何珍貴的人類領域，眼看要被追逐利潤所淹沒——當損益底線成為唯一在乎的底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