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份 1776 年的奠基文件#

美國的故事是一場經濟與政治雙重奇蹟，而這奇蹟的源頭，可追溯到 1776 年同時問世的兩份文獻：

• 《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著，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
• 《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執筆，宣示一個建立在個人權利之上的新國家。

這兩份文件背後有著一致的核心主張：個人自由與自願合作，足以同時帶來經濟繁榮與政治自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

斯密的關鍵洞見是：

• 一場交易若是出於自願，雙方必然都從中獲益，否則交易不會發生。
• 因此，廣泛的合作不需要外力強制，便能自發產生。
• 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彷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引導」，去促進自己原本無意促進的社會公益。

傑佛遜：個人權利至上#

《獨立宣言》宣稱：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不證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

近一個世紀後，彌爾（John Stuart Mill）以更鮮明的形式重申此一原則：對於僅與個人自身相關的事務，「個人即是主權者」。

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連結#

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前提。

• 自由市場讓人們可以不靠強制或中央指揮就彼此合作，藉此縮小了政治權力可干預的範圍。
• 透過分散權力，自由市場形成對任何政治權力集中的制衡。
• 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一旦集中於同一群人手中，便是通往暴政的捷徑。

自由的成果：農業革命#

最能彰顯自由創造力的例子是農業：

• 《獨立宣言》發布時，全美需要 20 名勞動者中的 19 人才能養活全國並有餘糧出口。
• 今日，不到 20 人中的 1 人就足以養活 2.2 億人，並讓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糧食出口國。

這場奇蹟的關鍵不是政府的中央指揮——蘇聯、中國、南斯拉夫、印度等仰賴中央計畫的國家，反而需要將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勞動力投入農業，仍時常需要美國糧食援助來避免饑荒。真正的推手是：

• 私人創業精神在開放給所有人的自由市場中運作。
• 移民可自由選擇耕種、創業或受雇，並依雙方同意的條件議定報酬。
• 自由實驗：成功了自己獲利，失敗了自己承擔。

政府在農業中扮演重大角色是從 1930 年代大蕭條後開始的——而其主要作為，是限制產量以人為抬高價格。

政府角色的反轉#

斯密與傑佛遜都將集中的政府權力視為平民百姓的最大威脅。在他們的視野中，政府應是裁判，而非參賽者。傑佛遜在第一任就職演說（1801）所描繪的理想，是「一個明智而節儉的政府，禁止人們相互傷害，其餘則任其自由經營與改進」。

然而，諷刺的是，正因經濟與政治自由太過成功，反而削弱了它對後世思想家的吸引力：

• 19 世紀末的有限政府已不再威脅普通人，因此其「節制」也不再被珍視。
• 在不完美的世界中，殘存的弊病顯得格外刺眼。
• 人們將既有成果視為理所當然，卻渴望一個「站在對的一方」的強政府來行善。

這種思想到 20 世紀初開始影響英國政策；在美國則直到 1930 年代大蕭條才大規模落地。

大蕭條實際上是政府在貨幣領域失職所造成的（詳見第三章），但當時與後世大多將之誤解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失敗」。

這個誤解徹底改寫了大眾對於個人與政府關係的看法：

• 過去：強調個人對自身命運負責；政府是防止彼此強制的裁判。
• 現在：將個人視為被外力擺佈的棋子；政府是「父母」，有權強迫一部分人去援助另一部分人。

政府裡的「反向看不見的手」#

過去半世紀，這套思想推動了：

• 各層級政府的擴張。
• 權力由地方移轉至中央。
• 政府以「安全」與「平等」之名「劫富濟貧」。
• 一道道法規顛覆了傑佛遜「任其自由經營與改進」的原則（第七章）。

弗里曼夫婦（Milton and Rose Friedman）指出，政府領域中似乎也存在一隻看不見的手，但它的方向恰好與斯密的相反：

一個原本只想透過政府介入來服務公共利益的人，「彷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去促進私人利益——而這同樣不是他原本的意圖。

這個結論在後續各章中反覆出現，無論政府是為了：

• 追求安全（第四章）
• 追求平等（第五章）
• 推動教育（第六章）
• 保護消費者（第七章）
• 保護勞工（第八章）
• 對抗通膨與促進就業（第九章）

仍未抵達不歸點#

儘管政府不斷擴張，斯密所說的「每個人不間斷地改善自身處境的努力」——這股力量——至今仍強大到能克服「政府的揮霍與管理上的最大錯誤」，使社會大致仍向前進步。

但近年成長放緩、生產力下降，讓人質疑：

• 民間的創造力是否還能持續抵銷政府管制的壓制？
• 若繼續授權「新階級」（new class）的官僚去支配愈來愈多我們的所得，遲早會摧毀自由市場帶來的繁榮，以及《獨立宣言》所揭示的人類自由。

我們尚未走到不歸點。我們仍可以選擇——是繼續加速駛向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還是收緊對政府的限制，更倚賴自由人之間的自願合作。

風向正在改變#

弗里曼夫婦在書末（第十章）給出樂觀的觀察：

• 在美國、英國、西歐及世界各地，人們對大政府的危險與其政策的不滿正在升高。
• 這股轉變不僅見於民意，也已進入政治層面——民代開始發現，唱不同調是「政治上有利可圖」的。

要讓這次風向轉變導向更倚賴個人主動性與自願合作，而不是滑向另一極端的全面集體主義，我們必須理解兩個基礎：

1. 斯密的經濟原理：複雜而有秩序的系統如何能在沒有中央指揮下發展與繁榮，協作如何能在不靠強制下達成（第一章）。
2. 傑佛遜的政治原理：個人權利為本的自由觀（第五章）。

最終章將進一步探討，為何在民主政體中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s）往往凌駕於整體利益之上，以及該如何修正這一缺陷，讓政府得以履行其本分——抵禦外侮、防止彼此強制、仲裁糾紛——同時受到合理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