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協作方式：命令 vs 自願交換#

每天我們都使用無數的商品與服務，卻從不思考為何貨架上會剛好擺著我們想買的東西。直覺上人們會以為，這必然是「某人」下達指令、確保「對的產品在對的時間出現在對的地方」。這就是軍隊式的命令法（command method）：將軍命令上校，上校命令少校，依層級下行。

命令式協調只能在很小的群體中成為唯一或主要的方法。即便最專制的家長都無法用命令掌控家中每一件事，再嚴密的軍隊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運作。

• 連最低階的士兵都需要依現場資訊自行裁量。
• 命令必須由「自願合作」（voluntary cooperation）來補足。
• 蘇聯雖名為中央計畫經濟，實則在每一層都靠地下、半合法的自願交換來填補命令系統的僵化：私人小塊地僅佔不到 1% 農地，卻產出蘇聯約三分之一的農產；國家修繕廠的師傅下班私接工，住戶才能即時修好家電。

沒有哪個社會純靠命令運作，也沒有哪個社會純靠自願合作運作；關鍵在於比例。 自願交換為主、命令為輔的社會，才能同時帶來繁榮與自由——這是歷史已給出的必要條件（雖非充分條件）。

自願交換：「我，鉛筆」的奇蹟#

里德（Leonard E. Read）的散文〈我，鉛筆（I, Pencil）〉以鉛筆自述方式說明：

• 一支看似簡單的鉛筆，從加州雪松到斯里蘭卡石墨、印尼油菜籽、銅鋅黃銅……製作過程涉及世界各地數千人。
• 沒有任何一個人懂得從零做出一支鉛筆。
• 這些人語言、宗教、信念互異，可能彼此並不喜歡，卻因為共同的價格訊號而合作出鉛筆。
• 沒有中央計畫者下令，也沒有警察強迫他們執行命令。

這正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兩百年前所揭示的：自願交換可以讓素昧平生的眾人合作達成複雜結果。

價格的三大功能#

斯密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核心洞見是：自願交易必雙方獲益，否則不會發生。價格體系（price system）正是讓這種「互利交易」在全球規模上自動運作的機制。

價格在組織經濟活動時執行三個彼此緊密交織的功能：

1. 傳遞資訊（transmit information）
2. 提供誘因（provide incentives）
3. 決定所得分配（distribute income）

傳遞資訊#

當鉛筆需求增加，零售商會多訂貨、批發商再加碼、製造商需要更多木材、黃銅、石墨。為了拉動更多供應，他們必須出更高的價格：

• 漣漪一圈圈往外擴散，將「鉛筆需求變大」這一訊號傳遞到全世界，但訊息只送到需要知道的人。
• 木材生產者不必知道是嬰兒潮還是某機關多了 14,000 份要填的表格——只需知道有人願意出更高價，且這個高價可能維持夠久。
• 反向的訊息也會流動：森林大火使木材變貴，提醒製造商少用木頭、消費者把鉛筆用到更短才丟。

任何阻礙價格自由反映供需的因素，都會扭曲訊息：

• 私人壟斷與卡特爾：1973 年 OPEC 讓油價翻四倍，傳出的不是「物理上石油稀缺」的訊息，而僅僅是「一群國家成功合謀定價」。
• 價格管制：1974 與 1979 年的美國加油站長龍，並非全球供應劇減（同樣依賴進口的德國、日本沒有），而是政府限價加上行政分配把市場機制換成了官僚臨機應變。
• 暴起暴落的通膨（erratic inflation）：把真正重要的「相對價格」訊號淹沒在雜訊裡，讓生產者分不清漲價是通膨還是真實需求。

提供誘因#

光有訊息還不夠，行為人必須有動機去回應它。價格體系的精妙之處在於：

• 同一個價格既傳遞訊息，又提供誘因，又給予回應誘因的能力（更高的售價蓋住更高的成本）。
• 木材生產者面對更高價，自然會增產；製造商面對某種木料變貴，自然會節約使用。
• 1973 年油價飆漲，連帶讓鏈鋸（chainsaw）相對於手鋸的成本上升、柴油與汽油卡車的取捨改變、消費者從大車轉向小車、從燒油轉向燒煤或木——一連串看似遙遠的決策被同一個價格訊號串起。
• 同理，木料漲價推升鉛筆售價，最終也讓消費者更節省鉛筆。

對勞工與其他生產要素亦然：木工需求增加會推升伐木工資，把人力從別處引入。但**最低工資（minimum wage）或工會封閉式限制（restricting entry）**會扭曲訊號或阻止個人據此回應（詳見第八章）。

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提醒：選擇職業的依據不只貨幣報酬，還包括「整體的優劣（whol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n occupation）」——非貨幣的滿足感可以彌補低薪，反之亦然。

決定所得分配#

每個人從市場獲得的所得，是「賣出商品與服務的收入」減去「生產的成本」：

• 美國約四分之三的市場所得是員工薪酬（wages and salaries）；剩下一半是自雇者的混合報酬。
• 「公司」本身沒有所得；只有人有所得——透過所擁有的股權、債權、土地、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獲得。
• 我們所擁有的資源來自機運（chance）與選擇（choice）的混合：基因、家庭、文化環境、市場價值、自身決策——共同決定我們手上有什麼、它值多少。
• 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的歌喉若生在 20 世紀的印度未必那麼值錢；19 世紀美國的獵人與毛皮匠在 20 世紀就賺得遠少；1920 年代棒球比籃球賺錢，1970 年代相反。

三個功能無法切割。如果你不能用價格影響所得，你就無法用價格傳訊與激勵。

若紅・阿戴爾（Red Adair，知名油井滅火工程師）的所得不取決於封堵失控油井這項危險工作的市價，他憑什麼把它當主業？若努力不努力薪水都一樣，誰還會努力？若儲蓄不會帶來回報，誰會把現在的享受推遲到未來？

想徹底切割的唯一替代方案就是命令（command）：由某個權威指派誰掃街、誰開工廠、誰當醫生、誰當警察。

共產國家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意識形態核心，但即使是他們，也始終無法把所得與價格徹底脫鉤——一位匈牙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在會議上「重新發現」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並嘗試「改良」它好讓價格只傳資訊不分配所得，結果在理論上失敗，正如共產國家在實踐上失敗。

公有資源（蘇聯的住宅、美國的公共住宅）幾年內即破敗：「當所有人都擁有時，等於沒人擁有」，沒人有直接動機去維護或改善它。

市場原理的廣義應用#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不只適用於金錢交易：

• 語言（language）：沒有中央當局決定字義或文法。法蘭西學院（French Academy）的設立遠晚於法語成形，多半只是把既成的演化「蓋章認證」。
• 科學知識：學科分類「自然長出來」，因為對學者來說很方便；學者間的合作機制與市場非常類似——同行的肯定（esteem）取代金錢報酬作為誘因。
• 文化與社會慣習：加爾各答與維也納的音樂風格殊異，並非任何君主規劃出來的，而是社會演化（social evolution）的結果。

不要把「自利（self-interest）」窄化為短視的金錢自私。經濟人（economic man）並非只對金錢刺激反應的計算機。自利就是參與者所看重、所追求的目標——傳教士、慈善家、追求學術前沿的科學家，都是在追求他們所定義的自利。

政府應扮演的角色#

政府本身也是某種自願合作的形式：

• 在地方政府層級，居民可「用腳投票」（vote with your feet）——選擇移居到所提供服務組合最符合自己偏好的社區，形成有限但真實的競爭。
• 但政府也是社會中唯一被廣泛承認可以合法使用強制力的機構，這讓它的角色比一般組織更重要、也更危險。

亞當・斯密為政府列了三項本分：

1. 抵禦外敵：保護社會免於外國的暴力與入侵。
2. 維護司法：保護成員免於彼此的不公與壓迫，建立精確的司法。
3. 興辦少數公共工程：那些對任何個人或小團體無利可圖、卻對整個社會大有益處的公共建設。

弗里曼夫婦補上第四項：

4. 保護無法為自己負責者：例如孩童與心智障礙者，必須對他們行使一定程度的家長式介入（paternalism）。

第三、第四項最容易被濫用為「無限擴張政府」的藉口。

「外部性（external effects 或 neighborhood effects）」與「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確實存在（如冒煙工廠弄髒鄰居衣領），但別忘了**「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也同樣源於外部性**：每一項政府措施背後都馱著它自己的煙囪。

舉證責任應落在主張干預者身上：必須清楚證明效益大於成本，且要記得——一旦政府介入，幾乎不會撤除；表現不佳更常導致預算擴張，而非裁撤。

有限政府的實例#

在大政府當道的今天，仍有現存案例證明有限政府是可行的。

香港#

• 面積不到 400 平方英里，人口約 450 萬，人口密度是日本的 14 倍、美國的 185 倍。
• 卻擁有亞洲最高生活水準之一（僅次日本，或許還有新加坡）。
• 沒有關稅、沒有最低工資、沒有價格管制、沒有政府指導經濟的機構。
• 政府支出佔所得比例為全球最低之一，因此低稅率得以保留誘因——企業家享受成功的果實，也承擔失敗的代價。
• 諷刺的是，治理香港的英國官員所執行的政策，與英國本土的福利國政策恰好背道而馳。

19 世紀的英國#

• 1846 年廢除《穀物法》（Corn Laws）後，迎來長達四分之三世紀的完全自由貿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 政府支出佔國民所得比例自 19 世紀初的近四分之一，下降到 1897 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週年慶（Jubilee）時的約十分之一——當時正是英國國力的巔峰。

19 世紀的美國#

• 關稅雖存在（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製造業報告》力主之），但相較今日仍屬節制。
•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移民幾乎完全自由（除了東方移民有限制）；數千萬人湧入並被迅速吸收。
• 1800–1929 年（重大戰爭除外），政府支出未超過國民所得的 12%，其中三分之二是州與地方政府支出，主要用於學校和道路。1928 年聯邦支出僅佔國民所得約 3%。

對「強盜大亨」迷思的反駁#

19 世紀美國常被描繪成「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剝削窮人的時代，但事實是：

• 移民持續湧入。早期或許可能被騙，但幾百萬人不可能十年又十年地被騙來受剝削。
• 農產品價格下跌反映的是機械化與運輸進步帶來的產能爆發，而非剝削；同期農地價格穩步上揚——若是衰退產業，地價豈會上漲？
• 此一時期同時是美國慈善與文化活動最蓬勃的階段：私立學校、醫院、孤兒院、博物館、歌劇院、圖書館遍地開花，從 YMCA 到救世軍（Salvation Army）皆誕生於此。自願合作在組織慈善上同樣有效。

常有人說：有限政府只適合稀疏農業時代，現代都市工業社會非靠大政府不可。

「在香港待一個小時，這個觀點就會被打破。」

社會是我們建構的。物理與人文條件限定了選項，但只要我們願意，就仍能建立一個以自願合作為主的社會——讓政府保持在它應有的位置：我們的僕人，而非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