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多元智能之前，必須先檢視歷史上如何理解「智能」。本章回顧四種主要取向——顱相學遺緒下的腦功能定位、正統心理學與智力測驗、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訊息處理取向——最後引出本書所立足的「符號系統」觀點。這些取向各有洞見，卻不約而同地聚焦於某一類邏輯或語言的問題解決，忽略生物基礎，難以處理最高層次的創造力。

顱相學與腦功能定位#

十八世紀末，加爾（Franz Joseph Gall）注意到同學的某些心智特徵與頭顱形狀似有關聯（例如眼睛突出者記性較好），後來把這觀察發展成一門自命為科學的學問——顱相學（phrenology）。其核心主張很簡單：

• 人的頭顱各異，差異反映腦的大小與形狀。
• 腦的不同區域各司不同功能。
• 因此仔細檢查頭顱構造，即可判定一個人心智輪廓的強弱與特異。

加爾與其同事史普茨海姆（Joseph Spurzheim）列出約三十七種「官能」與「器官」，混雜了情感傾向、情操，以及語言、音感、對形狀與色彩的敏感度等知覺能力。這套簡單教義人人可「玩」，加上眾多當時科學家背書，在十九世紀初的歐美風靡一時。

以今日後見之明，顱相學的缺陷不難指出：

• 腦的大小與智力並無明確相關——惠特曼（Walt Whitman）、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腦容量甚小卻成就非凡，腦量巨大者反而常平庸。
• 頭顱的大小形狀，本就無法精確反映重要的大腦皮質構造。

儘管缺陷明顯，全盤否定加爾同樣是謬誤。他是最早強調「腦的不同部位各司不同功能」的現代科學家之一；他還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主張：並不存在一般性的知覺、記憶、注意等能力，而是語言、音樂、視覺等各智能官能各自擁有其專屬形式的知覺與記憶。這個在心理學史上長期不被認真對待的想法，很可能是正確的——也預示了本書的核心立場。

加爾之後的一個世紀，「功能定位論」與「對腦—行為相關的懷疑論」之間反覆擺盪，至今未歇。弗盧朗（Pierre Flourens）以切除動物腦區觀察行為變化，質疑了加爾的部分主張；但 1860 年代，法國外科醫生兼人類學家布洛卡（Pierre-Paul Broca）首度證明特定腦傷與特定認知缺損之間存在無可爭辯的關聯——左前額皮質某區的損傷會造成失語症（aphasia）。此後大量記錄顯示，左半球不同損傷會沿可指認的路線損害特定語言功能（一處損傷穩定地損害閱讀，另一處則損及命名或複誦）。定位論——即便不是顱相學——再度佔了上風。

正統心理學（Psychology Proper）#

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在十九世紀後半正式起步，德國的馮特（Wilhelm Wundt）與美國的詹姆斯（William James）領路。由於前科學時期的心理學糾纏於哲學而非醫學，加上早期心理學家亟欲把學科與生理學、神經學劃清界線，新一代心理學家與研究人腦者之間鮮有往來。其結果是：

• 心理學家感興趣的心智範疇，與研究腦者所關注的相去甚遠。
• 他們不像加爾那樣思考具體的心智內容（語言、音樂、視覺知覺），而是追尋廣泛、「水平式」（horizontal）心智官能的法則——記憶、知覺、注意、聯結、學習等能力，並假定這些官能跨越各種內容都以等效（其實是盲目）的方式運作，與感官通道或觀念內容無關。

科學心理學由此分出兩股脈絡。一股追尋人類認知最普遍的法則——即今日所謂人類訊息處理的原理。另一股則探究個別差異——個人能力（與缺陷）的獨特輪廓。英國博學者高爾頓（Sir Francis Galton）是後者的開創者：出於對天才與卓越成就的興趣，他發展出統計方法，得以就體能與智力對人排序、並將各項測量相互關聯，藉此驗證血緣世系與專業成就之間的關聯。

要測量個人，就需要眾多維度與作業。心理學家很快設計出各種測驗來排比人的表現。起初主流看法認為，智力可用感官辨別作業（分辨光、重量、音調）充分估計——高爾頓甚至相信更精練、更有學養者感官尤其敏銳。但科學界漸漸斷定，若要更準確評估智力，必須著眼於語言與抽象等更複雜的「整體性」（molar）能力。這方面的主將是法國人比奈（Alfred Binet）：二十世紀初，他與同事西蒙（Théodore Simon）設計出第一批智力測驗，用以篩出智能不足的兒童並為其他兒童安排適當年級。

智力測驗掀起的熱潮比一個世紀前的顱相學更盛、更持久。作業與測驗迅速普及於學校、軍隊、產業安置乃至社交配對。至少在近年之前，多數心理學家都認為智力測驗是心理學最大的成就與最主要的社會效用——艾森克（H. J. Eysenck）甚至稱智能概念「構成庫恩意義下的真正科學典範」。

如今，圈內多數學者與圈外幾乎所有學者都相信，對智力測驗的熱情過了頭，測驗工具本身與其用途都有諸多侷限：

• 作業明顯偏袒有學校教育的社會，尤其偏袒習慣紙筆測驗、答案界線分明的人。
• 測驗對學業成功有預測力，但在校外脈絡預測力甚低——尤其在把社經背景等更強的因素納入考量之後。
• 過去數十年對智商可遺傳性的喧囂太過；雖然少有權威主張智商完全不遺傳，但關於種族內與跨種族遺傳的極端主張已被否定。

皮亞傑（Piaget）#

取代智力測驗風潮的智能觀點，恰恰來自一位原先受智商傳統訓練的人。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約 1920 年在西蒙的實驗室起步，很快對兒童在測驗題上犯的錯誤產生興趣。他認為重要的不是答案是否正確，而是兒童所援引的推理理路——這在導向錯誤結論的假設與推理鏈中最能看清。例如，多數四歲兒童認為錘子比較像釘子而非螺絲起子並不稀奇；重要的是他們如此判斷的理由：其相似觀反映的是物理上的共同出現（錘與釘常在一起），而非同屬一個階層範疇（工具）。

皮亞傑本人從未批判智力測驗運動，但從他的科學取徑可看出比奈—西蒙方案的不足：

• 盲目的經驗主義：只建立在對學業成功有預測力的測驗上，幾乎沒有關於心智如何運作的理論；沒有歷程觀，只問是否得到正確答案。
• 作業瑣碎孤立：如同「散彈槍」式的評估，且往往遠離日常生活，高度依賴語言、字詞定義、世界知識與概念間的關聯。
• 偏向「晶體」而非「流體」知識：多測既有知識，鮮少評估同化新資訊、解決新問題的能力。其後果驚人——一個人可能失去整個額葉、判若兩人、無法展現任何主動性或解決新問題，智商卻仍近乎天才。
• 看不出成長潛力：兩人同分，一人可能大幅躍進，另一人卻已達智力頂點。用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的話說，智力測驗無法顯示個人的「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帶著這些批判意識，皮亞傑數十年間建立了一套截然不同且極有力的認知觀。在他看來，一切人類思維研究都須先設定一個試圖理解世界的個體：個體不斷建構假設、產生知識，試圖弄清物體的本質、彼此如何互動，以及人的動機與行為，最終把這一切拼成關於物理與社會世界的連貫敘事。皮亞傑描繪的發展歷程如下：

• 感覺動作期：嬰兒起初藉反射、感官知覺與對世界的物理動作理解世界；一兩歲後獲得對物體時空存在的「實用」知識，並理解物體離開視線仍持續存在。
• 內化與符號化：幼兒發展出可在腦中（透過表象）執行的心智運思——例如不必實地嘗試各條路徑，只需計算「反向走回」即可返回起點；同時開始能用字詞、手勢、圖畫等符號代表真實物體，並駕馭語言、繪畫等符號系統。
• 具體運思期（約七、八歲）：能對物體、數、時間、空間、因果做系統推理，理解物體重排後數量不變、形狀改變而質量守恆、換一個視角觀看同一場景元素不變。
• 形式運思期（青春期初）：能不只透過動作或單一符號，而是透過一組相關命題間的蘊含關係來推理，能像科學家般以命題表述假設、加以檢驗並依結果修正。至此便達到西方所珍視、以數學家與科學家為典範的邏輯—理性思維——成人認知的終點狀態，此後不再有質的變化。

皮亞傑的貢獻使他成為認知發展的理論大家：他認真對待兒童，提出重要（尤其取自科學領域）的問題，並論證每一階段都有同一套底層組織結構貫穿廣泛的心智運思；他也認真對待康德（Immanuel Kant）等哲學家視為人類智能核心的時間、空間、數、因果等基本範疇，同時避開純靠記憶或受特定文化侷限的知識。但這些無可否認的長處，也伴隨著近二十年愈發清楚的弱點。

皮亞傑描繪的只是一種發展——以年輕科學家的智識議題為中心。這套模型在非西方、前識字脈絡中重要性大減，甚至在西方也可能只適用於少數人；藝術家、律師、運動員、政治領袖等其他能力形式所需的成長步驟，在他對某一種思維的單一強調中被忽略了。

即便在其自限的領域內，皮亞傑的具體主張也大多經不起檢驗：

• 階段並不那麼不連續：發展遠比他所言連續、漸進。一旦調整實驗範式，多數宣稱需要具體運思的作業，前運思期兒童也能解決——有證據顯示兒童早在三歲就能守恆數量、一致分類、擺脫自我中心，這是他的理論無法預測（甚至不容許）的。
• 運思並非跨內容一體適用：皮亞傑（如同相信知覺、記憶等全面歷程的「水平官能」論者）主張運思可套用於任何內容，但實際上運思是零碎浮現的，對某些材料有效、對另一些卻失靈。他雖發明「時滯」（décalage）這個補釘來解釋同一運思在不同材料上出現時間不一，但時滯後來竟成了認知發展研究的常態，而非例外。
• 仍偏離日常思維：儘管他懷疑語言化的智商題，其作業本身通常仍以語言傳達，且改用非語言方式時結果往往不同；作業多取自實驗室的長凳與黑板，遠離常人日常思考。
• 幾乎不觸及創造力：對科學前沿的創造，遑論藝術等領域最受珍視的原創性，皮亞傑幾乎無話可說——而發現新現象、提出新問題，正是許多人視為心智生活核心之處。

皮亞傑的方案或許是目前最好的，但其缺陷已昭然若揭。

訊息處理取向（The Information-Processing Approach）#

若說智力測驗是四十年前的風潮、皮亞傑理論是二十年前的熱門，那麼如今稱霸心智研究的，是常被稱為「訊息處理心理學」或「認知科學」的新取向。它運用實驗心理學過去一世紀發展的方法，去研究皮亞傑等整體性理論家所處理的那類作業——但描述得更精細：

• 目標是提供一幅逐秒（甚至逐毫秒）的「微發生」（microgenetic）圖像，從資訊送達眼耳開始，到答案由口手發出為止，鉅細靡遺地描述兒童解題所用的每一個心智步驟。
• 終極目標是把步驟描述得詳盡到能在電腦上模擬個人的表現。

在對處理細節的聚焦、對作業微結構的照亮上，訊息處理取向是一項進展。我們得到了問題解決過程更動態的圖像：資訊「攝入」與存取機制、保留資訊直到編碼入記憶的即時與短期記憶、對新資訊施加的各種再編碼與轉換運思，乃至決定該處理哪些問題、追求哪些目標、以何種順序施用哪些運思的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後設成分」（meta-components）等高階控制機制。全程貫穿著美式對「機制」的健康（雖未充分反省）強調：什麼被做、按什麼順序、由什麼機制、以產生什麼結果。

然而它的進展只在某些線上，而非全部。

訊息處理取向缺乏一套明確理論，能把不同認知形式令人信服地相互關聯或區分。文獻常給人一種印象：彷彿有一千個各自為政的專家處理器，彼此毫無關聯。但它有時也犯下相反的錯——輕率地假定單一、高度一般的問題解決機制能不加區別地套用到所有人類問題上；而它精選來佐證此說的問題，彼此又相似得令人不安，使「我們全面使用同一套解題機制」的主張變得空洞。

事實上，如同皮亞傑心理學，訊息處理心理學所檢視的問題幾乎全屬邏輯—數學類型——證邏輯定理、做幾何證明、下棋，簡直像直接借自皮亞傑的關鍵智力作業檔案。此取向仍在襁褓，苛責它未解決智能領域的重大難題或許不公；近來它與智力測驗產業的親近（如史坦伯格 Robert Sternberg 試圖辨識標準測驗題的解題運思）也為這一度失勢的分支注入新血。但過度機械化、電腦驅動的思維模型，以及對科學導向題目的偏好，預示了長遠的問題：

• 刻意地非生物（甚至反生物）：如同多數前人取向，幾乎不與已知的神經系統運作相接觸。
• 忽視開放式創造力：所設問題多有單一或少數解，鮮少關注解有無限範圍的問題，遑論新問題的生成。
• 無從裁決內部爭論：是否有中央執行者？有一般性解題技能還是只有領域特定技能？發展中改變的是儲存區的數量與大小、可用策略的種類，還是運思的效率？目前並無程序能在這些爭論間定奪。

訊息處理學者或許會反駁：假以時日累積更多資料、產生足夠豐富的電腦模擬，就能判定哪一種最貼近人的思想與行為。但作者認為，要編出支持對立論點的模擬太過容易，要靠對作業做微調來反擊表面上的反證也太過容易——除非能設想一個決定性的檢驗來區分兩種取向，否則有多少巧思的研究者，就會有多少同樣「令人信服」的訊息流方塊圖。

「符號系統」取向（The “Symbol Systems” Approach）#

任何強調某一種智能觀的研究，自然會孕育出反向運動。智商、皮亞傑、訊息處理三種取向都聚焦於某類邏輯或語言的問題解決、都忽略生物、都無法處理較高層次的創造力、都對人類社會中多樣的角色不夠敏感——這些缺口催生了一種正好著眼於這些被忽略領域的替代觀點。

作者坦言無法中立地評述這個新興運動，因為它最貼近他自己的工作與信念。這一節與其說是本章綜覽的結論，不如說是全書後續論證的引言。以下改用集體的「我們」來描述此取向的主要特徵。

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對人類的符號能力格外關注。卡西勒（Ernst Cassirer）、蘭格（Susanne Langer）、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都認為，運用各種符號載具來表達與傳達意義的能力，把人與其他生物鮮明地區分開來；符號運用是人性演化的關鍵，催生了神話、語言、藝術、科學，也是人類最高創造成就的核心。哲學可謂經歷了兩次「典範」轉移：

• 古典時代對物理世界物體的興趣，被休謨（Hume）、康德等啟蒙思想家對「心智及其對象」的關注所取代。
• 二十世紀焦點再度轉移，這次轉向思維的實際符號載具本身——語言、數學、視覺藝術、手勢等人類符號。

心理學也見到同樣的趨勢：從外顯行為轉向心智的活動與產物，特別是人所往來的各種符號載具。費爾德曼（David Feldman）、奧爾森（David Olson）、薩洛蒙（Gavriel Salomon）與作者等研究者，選擇把人類的**符號系統（symbol systems）**當作首要研究焦點。在我們看來，人類認知與訊息處理的許多獨特之處，正涉及這些符號系統的部署。至於語言這一符號系統的運作，是否涉及與音樂、手勢、數學、圖像等同源系統相同的能力與歷程；某一媒介（如影片）所遇的資訊，經另一媒介（如書籍）傳達時是否仍是「同一」資訊——都仍是開放的經驗問題。

採取這一符號觀，並非要把皮亞傑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我們要沿用皮亞傑打造的方法與整體架構，但不只聚焦於古典理論中語言、邏輯、數字的符號，而是擴及音樂、身體、空間乃至個人等全幅的符號系統——為每一種符號能力描繪發展圖像，並實證地判定它們之間有何關聯或區別。

費爾德曼：領域與神童#

如何調和多元的認知觀與皮亞傑的單線發展圖式，費爾德曼給出了很好的回答。他主張認知成就可發生於一系列領域（domains）：

• 普世領域：如皮亞傑研究的邏輯—數學，全世界的人僅憑物種身分與應付環境的需要就必須面對並精通。
• 特定文化的領域：如閱讀，在許多文化重要、在另一些文化則未知或不受重視。
• 文化內小圈子的領域：如製圖，在某些識字次文化重要、在別處則否。
• 高度特異的領域：如西洋棋、日本圍棋、填字遊戲，對社會任何部門都非必要，卻有人在特定文化中臻於卓越。
• 獨特領域：起初僅一人或極少數人有所進展，如創新的科學家或藝術家所在之處。耐人尋味的是，獨特領域一旦被某個人或小群體充分探索與闡明，便可能變得他人也能進入——微積分、演化論起初都是獨特領域，如今卻能為文化中大批人所掌握。

聚焦於領域的精熟蘊含若干假設。其一是：每個領域內都存在一系列步驟或階段，從生手經學徒到專家或大師；如皮亞傑所言，任何人都須循序經過這樣的階段。但個人通過各領域的速度差異極大，且與皮亞傑相反，在一個領域的成功與另一個領域的速度或成功並無必然相關——領域之間可以彼此隔絕。此外，領域的進展並不全繫於孤立個體的行動：關於領域的許多資訊，更宜視為蘊含於文化本身之中，因為是文化界定了階段、劃定了個人成就的界限。

神童正是這一觀點的絕佳例證。神童可視為以驚人速度通過一或多個領域、快到彷彿與常人有質的不同的個體。在費爾德曼看來，神童的存在是眾多因素的「巧合」——可能與生俱來的初始傾向、家庭壓力、優秀老師、高度動機，以及最關鍵的，一個能讓該傾向開花的文化。監看神童的成長，就像看見一切教育歷程的「快轉」畫面。

神童之所以能凸顯這一新取向的核心特徵，在於：

• 神童的存在提出了皮亞傑理論無法處理的難題——個人如何能只在單一領域早熟（其他取向同樣束手）。
• 神童行為特見於某些領域（數學、下棋）而幾乎不見於另一些（文學），支持了特定符號領域的概念。
• 神童的進展能以階段來描述，支持了皮亞傑對特定階段序列的信念。
• 神童若無大量環境支持便不可能成就，凸顯了社會的貢獻。
• 透過神童這類特殊族群，研究者得以探究某些智能在「純粹」形態下的本質與運作。

各家取向與作者的立場#

符號系統傳統中的研究者各有側重。薩洛蒙（以色列的教育心理學家）聚焦於傳輸媒介——電視、書籍、電影的運作方式，以及各種文化符號系統如何被這些媒介擷取與傳送，並探討何種「輔具」能讓人更易從各媒介獲取資訊。奧爾森（多倫多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認知發展心理學家）先前證明，即使在畫對角線這麼簡單的作業上，呈現媒介也深刻影響兒童表現；近來他更聚焦於識字的符號系統，累積證據顯示在重視識字的社會長大的人，其學習與推理方式不同於在非學校情境使用其他符號系統者。

作者與同事在哈佛零點計畫（Harvard Project Zero）致力揭開各符號系統內部發展的細緻結構——是否有共通歷程貫穿多種符號系統，抑或每個系統各有其發展進程；而在波士頓退伍軍人醫療中心的互補研究中，則問相反的問題：各種人類符號能力在特定腦傷下如何崩解？結合發展與神經心理學兩種視角，目標是找出符號系統的「自然類別」（natural kinds）——哪些符號系統家族會聚合在一起（或一起瓦解），以及它們如何在神經系統中被表徵。

界定與劃分特定符號領域，是核心議題。可以有幾種進路：

• 邏輯進路：依邏輯考量對符號系統做區分，如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哲學家所為。
• 歷史／文化進路：直接接受某文化為教育或溝通目的而選用的符號系統清單，逕稱製圖、下棋、歷史、地理為領域，只因文化整體如此指定。
• 心理計量進路：如智力測驗者，看哪些符號作業在統計上相關，並假定它們反映同一底層能力——但受作業性質所限，若用了特異的作業組合，很可能得出誤導的相關。
• 神經心理學進路：看哪些符號能力在腦傷下一起崩解，假設它們反映同一自然類別。

作者個人最信服神經心理學進路，但坦承它也有陷阱：神經系統中的物理鄰近未必反映相似的神經機制（相鄰皮質區可能執行極不同的功能）；文化「塑造」或「利用」原始運算能力的方式也會影響能力的組織，以致不同文化可能出現不同的崩解型態——例如採表意文字（如日本）與採字—音對應（如義大利）的閱讀機制根本不同，在一種文化造成閱讀障礙的損傷，在另一種文化卻毫無影響。

還有更根本的困難：崩解雖能提供組織的線索，卻不能天真地假定崩解直接揭示了組織。收音機故障的方式（如拔掉插頭）未必告訴你收音機平常如何運作——拔插頭能讓它停止，但這對理解其機械與電路運作毫不相干。

有鑑於每一扇窺看符號功能的「窗」都有侷限，作者在後續採取刻意兼容並蓄的取徑，綜合發展資料、心理計量發現、白痴學者（idiots savants）與神童等特殊族群的描述，以求對每一認知與符號領域得出最佳描述。不過每位研究者都有其偏好——作者深信，最有價值（也最不誤導）的資訊，很可能來自對神經系統的深入認識：它如何組織、如何發展、如何崩解。在他看來，來自大腦的發現是最終審級，是競逐的認知理論之間的終極仲裁者。因此，在展開對不同智能的研究之前，下一步將先綜覽近期生物科學的相關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