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時間管理建議幾乎都把「完全由你決定自己時間」當成終極理想:自訂工時、自選地點、自決休假——對任何人都不必有交代。

但這份掌控,代價可能高於收益。

最具教訓意義的故事是馬力歐·薩爾塞多(Mario Salcedo)——「Super Mario」——一位古巴裔美國金融顧問,大概是史上在郵輪上過夜次數最多的人(除了 2020 疫情中斷,他已連續住在皇家加勒比海郵輪近二十年)。

「我不必倒垃圾、不必打掃、不必洗衣服——我消除了所有沒附加價值的活動,現在我擁有全世界的時間做我喜歡的事」,他在《海洋頌歌號》泳池畔對紀錄片導演蘭斯·歐本海姆(Lance Oppenheim)說。

但他並不快樂。歐本海姆短片《世界上最快樂的人》(The Happiest Guy in the World)中,薩爾塞多手持調酒在甲板間徘徊,從他稱之為「朋友」的皇家加勒比員工那裡得到禮貌性的緊抿微笑與不情願的禮貌親吻;抱怨房間電視收不到 Fox News;對隨機路過的乘客重複說「我大概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對方微笑點頭、客氣地假裝羨慕他。

時間是「網路型物資」(network good)#

也許薩爾塞多真的快樂。但他的生活建立在對「時間價值」的根本誤解上。借用經濟學語言:

• 他把時間當成普通的「物資」(good)——你擁有得越多越有價值(像錢)
• 但時間其實也是網路型物資(network good)——它的價值取決於有多少其他人也擁有它,以及他們的時間與你的協調程度

電話與社群媒體是顯而易見的例子:

• 電話的價值在於別人也有電話。累積一堆電話只給自己用毫無意義
• Facebook 帳號重要的不是你有幾個,而是別人也有,且彼此連結

時間同理:

• 量大固然好——但獨自度過全世界的時間沒太大用處
• 社交、約會、養育子女、創業、推動政治運動、發展技術——這些都需要與他人時間同步
• 大量時間若無協作機會,不只無用,還令人不適——前現代最重的懲罰就是肉體放逐:被丟到偏遠地不能跟上部落節奏

Super Mario 在贏得對時間的最大主權同時,也對自己施加了同種放逐的較輕版本。

我們都犯了同樣的錯#

薩爾塞多看似極端,但作者承認:「對時間的個人掌控」正是他從報社辭職、改當在家寫作者的主要動機。它也是「育兒友善彈性工時」「遠距工作選項」這類普遍認為理所當然的職場政策背後的隱含邏輯——疫情封城後更普及。

漫畫家轉自助大師 Scott Adams:「有彈性時程、收入普通的人,會比那位什麼都有但缺乏彈性的有錢人更快樂……所以追求幸福的第一步,是不斷朝『掌控自己時程』的方向努力」。

這個觀點的極端表現是**「數位遊牧者」**(digital nomad)——擺脫朝九晚五,帶著筆電在瓜地馬拉海灘或泰國山頂經營網路生意,隨興遷徙。

但「數位遊牧者」這個名字其實是個有教育意義的誤稱——

真正的傳統遊牧者不是恰好沒有筆電的孤獨流浪者——他們是極度群體導向的人,生存仰賴集體協作。要說起來,他們的個人自由比定居族裔更少。

數位遊牧者老實坦白時會承認:這種生活方式的主要問題是急性孤獨。

美國作家馬克·曼森(Mark Manson)還在當遊牧者時寫:「去年我去了 17 個國家,今年將去 10 個。我在三個月內看了泰姬瑪哈陵、長城、馬丘比丘……但我都是一個人去的。」

一位同行的數位遊牧者在日本郊區小鎮看著一家人在公園騎自行車而崩潰大哭——他這時才意識到:他的「自由」(理論上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把這些尋常喜悅推到他無法企及之處。

重點不是說自由業或長期旅行(更不是說彈性工時)本身不好。而是它們有不可避免的反面:

每一份個人時間自由的增加,對應一份「與他人協調時間」的容易度減少。

瑞典抗憂鬱藥研究#

2013 年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研究員Terry Hartig 對比瑞典人的休假模式與藥局抗憂鬱劑販售統計:

• 發現一:瑞典人休假時更快樂(抗憂鬱劑使用降低)。不奇怪
• 發現二(具啟發性):休假人數越多,抗憂鬱劑使用降低的幅度越大
• 也就是說:不只休假本身令人快樂,「跟其他人同時休假」更讓人快樂

當許多人同時放假,彷彿一團無形、超自然的「放鬆雲」籠罩整個國家。

這其實毫不超自然——當家人朋友也休假,經營關係容易得多;當你知道整個辦公室都沒人,你不必焦慮著「未完成的事在堆積」「掃信箱裡 email 在塞爆」「同事在算計你位置」。

更妙的是:連退休者也會在勞動人口大量放假時更快樂——其他研究也顯示長期失業者也會在週末感到幸福(雖然他們本沒工作週可休息)——因為週末的快樂,部分來自「能與其他放假的人共處」,以及失業者得以暫時擺脫「我應該在工作」的羞恥感。

Hartig 的爭議性結論:人們需要的不是更多個人對時程的掌控,而是「時間的社會性調節」(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time)——更多由外部壓力共同形塑時間使用的機會。

這意味:更願意同步社區節奏、更多像安息日的傳統、像法國「大假期」(grandes vacances)整個夏天幾週全國停擺。也許還包括更多規範工時的法律——例如限制週日營業時間、或近年歐洲限制雇主在下班後寄工作 email 的法律。

fika:瑞典職場的咖啡點心時刻#

作者赴瑞典出差時體驗到一個微觀版本——fika(瑞典咖啡時光):每天某個時刻,辦公室所有人都離開座位聚在一起喝咖啡吃點心。

看起來像普通茶水間休息——但若你這麼說,瑞典人會「微微被冒犯」(這相當於非瑞典人的「重度被冒犯」)。

因為 fika 發生了某種無形但重要的事:平日階序消解,人們不分年齡、階級、職位混在一起聊工作與非工作的事——半小時左右,溝通與融洽凌駕於階層與官僚之上。

一位高階主管告訴作者:這是了解公司真實狀況最有效的方式。但這只在參與者願意放棄部分個人時間主權時才有效——你堅持改別的時間喝咖啡也行,但會被側目。

蘇聯的「彩色週」實驗#

要理解共同時間的可貴,還可以看看強制剝奪它會發生什麼。歷史學家克萊夫·福斯(Clive Foss)記錄了蘇聯為把國家變成「燃燒的高效機器」所做的時間再造嘗試——

蘇聯曾深受效率專家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學管理」啟發——他的哲學是要從美國工廠工人榨出最大產量。

1929 年 8 月,史達林的首席經濟師尤里·拉林(Yuri Larin)宣布一個如今看來荒誕的計畫:讓蘇聯工廠全年無休運轉——把一週改為五天:四天工作、一天休息。

關鍵是:並非所有工人共用相同行事曆。他們被分成五組——黃、綠、橘、紫、紅——各組分配不同的「四天工作日 + 一天休假」週期,讓工廠永不停機。

蘇聯當局還宣稱對工人有諸多好處:更多休假日、文化機構與超市不再擁擠。

對普通蘇聯人民的實際效果是:摧毀社交生活的可能。

• 兩個朋友被分到不同顏色組,將永遠無法在同一天放假
• 夫妻本應分到同一組,但常常沒有,造成家庭巨大壓力
• 週日宗教聚會被打散——但這對莫斯科不是問題,因為共產主義的目標就是削弱家庭與教會這兩個對手權力中心
• (列寧的遺孀以「合乎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認為「週日家庭團聚」就是廢除這一天的好理由)

某位工人投書官方《真理報》(Pravda)抗議:「如果妻子在工廠、孩子在學校、沒有人能來看我們,我們在家做什麼?除了去公共茶館還能怎樣?如果假期不是大家一起過、而是輪流上,那算什麼假期?孤獨地慶祝,根本不是慶祝。」

這個重組工作週的制度勉強撐到 1940 年因機器維修問題而廢除。但它意外證明了:

時間的價值,大量來自「你是否與你最在乎的人同步」,而非單純的時間數量。

同步本身的神奇力量#

時間在與他人良好同步時還會感覺更真實——更強烈、更鮮明、更充滿意義。

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1941 年被徵召到德州一處塵土飛揚的軍事基地受訓。名義上是學防空砲——但全營只有一門砲,還故障——軍官只好用傳統行軍訓練填補時間。麥克尼爾覺得這毫無意義(二戰時兵員早已用卡車與火車運送,機槍時代正式行軍上戰場等於送死)。但他沒料到:

「漫無目的地在操練場上行進、按規定的軍姿擺出威嚴、僅僅意識到要踩準下一步——竟然感覺很好。我找不到足夠的詞描繪那份持久動作齊一所喚起的情感:一種瀰漫的安康感、一種奇異的『個人擴張感』(personal enlargement)、一種因參與集體儀式而感到自己脹大、超越個體的感覺。輕快地踩準節奏,就足以讓我們覺得自己很好、滿足於一起移動,並對整個世界稍稍感到滿意。」

戰後麥克尼爾成為歷史學家,寫了《齊步同心》(Keeping Together in Time)。他主張:同步動作與同步歌唱,是世界史上被嚴重低估的力量——從金字塔的建造者、鄂圖曼軍隊,到日本上班族每日上工前的集體體操。羅馬將軍率先發現:同步行進的士兵能在疲勞前走更遠;有些演化生物學家甚至推測音樂本身——演化上難以用達爾文式天擇解釋,通常被當作「次級副產品」——可能起源於協調大群部落戰士的需要。

日常的同步#

我們其實時時在同步,通常並未察覺:

• 劇場裡掌聲漸漸組織為節奏
• 你和朋友(甚至陌生人)並肩走著,腳步很快會匹配起來
• 連對手也擋不住:2009 年世錦賽 100 公尺,Usain Bolt 與 Tyson Gay 競逐冠軍——逐格分析顯示 Bolt 不自覺地把步伐節奏對齊了 Gay。其他研究指出,順應外部節奏會讓步伐效率微微提升——所以 Gay 大概無意中幫對手創下世界紀錄

對舞者而言,進入舞蹈時的同步是另一個維度的入口——自我邊界模糊、時間彷彿不存在的神聖之地。

作者作為社區合唱團員的體驗:業餘嗓音的尖、扁聲音合在一起,竟組成多數成員獨唱無法達到的完美。一份 2005 年研究乾巴巴地下結論:合唱的非凡心理效益,「並未因聲音樂器的品質平庸而減少」。

即便在更平凡的場景——他每月在食物合作社值班一次,把胡蘿蔔與青花菜的紙箱扔上輸送帶——和他幾乎不認識的工友共度幾小時,卻有種比某些真實朋友還深的連結感。彷彿在參與修道院的共同節奏:同步的禱告與勞作小時數,賦予一日凝聚與共同目的。

這份神祕之力可被善用,也可被導向危險與致命的目的——對軍事指揮官而言,同步的最大好處不是士兵能行進更遠,而是一旦士兵感覺自己屬於比自身更大的整體,他們就更願意為單位捐軀。

我們真正想要的「自由」是什麼?#

核心問題:關於時間,我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樣的自由?

• 一邊是被文化讚揚的目標:個人時間主權——自訂時程、自做選擇、不被他人侵佔你寶貴的四千週
• 另一邊是更深的意義感,來自願意順應世界的節奏——自由地參與所有需要至少放棄部分個人主權的有價值集體活動

第一種自由的策略充斥所有生產力書籍:理想晨間例行、嚴格個人時程、限制 email 回覆時間、學會說不——它們都是用來抵禦他人對你時間的影響。這些確實有用——我們的確需要設立邊界,以免霸凌主管、剝削合約、自戀伴侶或討好型人格主宰每一天。

但茱蒂絲·舒列維茨指出:當社會被這種個人主義式自由掌控過頭——像我們現在這樣——它會自我去同步化,結果與蘇聯彩色週實驗驚人地相似。

我們越來越少活在共同的時間槽中:

• 受市場經濟驅動的個人主義倫理,壓倒了傳統的時間組織方式
• 休息、工作、社交的時段越來越不協調
• 「找個悠閒的家庭晚餐時間」「臨時拜訪朋友」「參與工作場所之外的集體計畫(社區菜園、業餘搖滾樂團)」變得空前困難

對最弱勢的人,這種「自由」就是無自由——「零工經濟」與「按需排班」:你工作的大型零售商可能隨時叫你上班,勞動需求由演算法每小時計算——不可能規劃托嬰、看醫生,更別說與朋友的夜晚。

對較有掌控的人:工作像水一樣滲入人生每個縫隙——疫情封城更加劇此趨勢。「我跟妻子很難找到一小時好好對話、我跟三個摯友很難約一杯啤酒」——通常不是真的「沒時間」,而是有時間,但不可能是同一段時間。我們各自追求純個人時程,卻仍綁在工作上,結果建立了無法彼此咬合的人生。

政治含義#

這也有政治意涵:草根政治——會議、集會、抗議、走訪選民——是最重要、卻在去同步化人群中最難進行的協調活動。

集體行動的真空,被獨裁領袖填補——他們仰賴大量彼此疏離、各自被困在沙發上看電視宣傳的支持者。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極權運動是原子化、孤立個人的群眾組織。」對獨裁者有利的是:支持者之間唯一的真實連結就是『支持他』。

當同步行動真的衝破孤立(例如 2020 年因警員殺害 George Floyd 引發的全球抗議),參與者描述的體驗常常呼應麥克尼爾的「奇異個人擴張感」——時間變稠、強度增加、帶有某種狂喜。

你能做的選擇#

我們時間的失同步當然不能只在個人或家庭層面解決(祝你勸動鄰居每週同一天休假時好運)。但你可以選擇是否與「個人時間主權」的倫理合作,或抗拒它:

• 做一些「從你時程裡移除彈性、換取社區回報」的承諾——加入業餘合唱團、運動隊、倡議團體、宗教組織
• 把現實世界的活動排在數位活動之上——數位協作在某種程度上仍奇異地令人孤立
• 若你像作者一樣有「對時間掌控狂熱」的生產力宅傾向,試試不對自己的時刻表施加鐵腕——讓家人、友誼、集體行動的節奏偶爾凌駕於你的「完美晨間例行」之上

掌握你的時間並非「全部留給自己」最好——你的時間,可以太過屬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