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休假還要找理由?#
幾年前夏天,作者參加了一個叫 Take Back Your Time 的倡議組織在西雅圖的年會。會議很冷清——其中一個原因是八月,大家在度假;這個美國最堅定提倡休息的組織當然不會抱怨這件事。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們的訊息在今日已成為某種顛覆:
主流上,要更多假期或更短工時的訴求都越來越常見——但辯護理由幾乎都是「休息夠的員工生產力更高」。
Take Back Your Time 質疑的正是這條邏輯:為什麼海邊度假、與朋友聚餐、在床上慵懶的早晨,需要用「對工作有幫助」來辯護?
組織核心人物約翰·德格拉夫(John de Graaf):「為什麼要用『對經濟有利』來證明人生?毫無道理!」與之對立的另一倡議「Project: Time Off」則由企業贊助、會議出席踴躍——其使命是宣揚休閒帶來的「個人、商業、社會與經濟效益」(背後贊助者之一是美國旅遊協會)。
連休閒都被工具化#
德格拉夫指出了「把時間僅當作可用之物」的另一個隱蔽問題:我們開始覺得有壓力要把休閒時間也用得有產能。
「為休閒而休閒」——你以為這就是休閒的整個重點——居然開始感覺不夠。彷彿你若沒把休假當成對未來的投資,就在某種模糊意義上「人生失敗」了。
這種壓力的多種形式:
- 顯露的:鼓吹「放鬆!你會更有生產力」(《紐約時報》一篇熱門文章標題)
- 隱蔽的:那位永遠在「為十公里賽訓練」、卻好像沒辦法純粹「去跑步」的朋友——她說服自己跑步只在能通往未來成就時才有意義
- 作者自己年復一年參加禪修班與閉關,幾乎無意識地朝著「有朝一日達致永久平靜」的目標努力
- 連環遊世界一年也可能落入此陷阱——若目的不是探索世界,而是「累積心理倉儲的體驗」,以便將來感覺「人生用得好」
把休閒只用「對其他事的功用」來辯護,結果就是它逐漸感覺像家事——也就是最糟意義下的工作。
評論家華特·克爾(Walter Kerr)1962 年《歡愉的衰落》(The Decline of Pleasure)裡寫道:「我們所有人都被迫——讀書為了利益、社交為了人脈、賭博為了慈善、夜出為了城市榮譽、週末待在家為了重整房子。」
擁護現代資本主義的人愛指出:統計上我們現在比過去有更多休閒時間(男性日均約 5 小時,女性略少)。但我們不感覺如此,正因為休閒不再像休閒——它常感覺像清單上的另一項任務。研究顯示越富裕的人這個問題越糟:他們忙於工作,但自由時間的選項也更多(歌劇?滑雪?……),所以更容易覺得「我應該去做某些休閒活動但還沒去做」。
古人的「休閒」與現代人不同#
工業革命前的人若聽到我們對休閒的態度,大概會驚訝得不知如何反應。
對古代哲學家而言,休閒不是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休閒就是目的本身,所有其他值得做的事都是手段。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主張:真正的休閒(他指自我反思與哲學思辨)是最高的美德之一,因為它本身就值得選;戰場上的勇氣或政治上的高尚行為之所以是美德,是因為它們通往別的東西。
拉丁文的「商務」是 negotium,字面意義是「非休閒」——反映了當時的觀點:工作是對人類最高志業的偏離。
這個核心觀念跨越了千年沒太大改變——休閒是人生的重心,工作是有時不可避免的中斷。即使中世紀英格蘭農民的辛苦人生也充滿休閒:行事曆由宗教節日與聖徒日主導,加上婚禮葬禮多日的村莊節慶(“ales”);有些史家估算 16 世紀鄉村人均一年只工作約 150 天。
1570 年代左右,杜倫主教(Bishop of Durham)詹姆斯·皮爾金頓(James Pilkington)抱怨:「勞工早上要睡很久,大半天都過去了他才開始工作。然後他必須準時吃早餐,儘管沒掙到。中午他得睡覺,下午又要喝小酒,一天又過了大半。」
工業化:從重心到夾縫#
工業化(由時鐘心態加速)橫掃了這一切:
- 工廠需要數百人按小時計薪、協調勞動
- 休閒被銳利地切離工作
- 工人得到一筆無形的交易:你下班可以做任何事,只要它不傷害(最好還能增進)你上班的有用性
- 上層階級厭惡下層喝琴酒,部分原因是宿醉違反這份契約
這帶來雙重後果:
- 某種狹義上的更自由:不再像中世紀那樣由教會與社區決定休閒做什麼
- 新的階序:工作被立為「人生真正的重心」,休閒只是恢復、補充以便更多工作
- 但對普通的廠工而言,工業勞動本身並不夠有意義可以承擔「人生重心」之職——你做它是為了錢,不是為了它本身的滿足
- 結果:工作與休閒兩端,皆為其他事(未來)而存在,而非為自身
諷刺的是,爭取八小時工時與週末休假的工會領袖,也強化了這份「工具化休閒觀」——他們的辯護是:工人會用多出的時間自我提升、教育、文化追求——而不僅僅是放鬆。
但 19 世紀麻州紡織工被問到想用多出的閒暇做什麼時,他們真實的渴望讓人心碎:「到處看看,看看正在發生什麼事。」
他們渴望真正的休閒,而非另一種生產力——也就是異端馬克思主義者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後來用作小冊書名的:懶惰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azy)。
浪費式的休息,才是不浪費的休息#
我們繼承了一個荒謬的觀念:任何不為未來生產價值的事就是「閒晃」(idleness)。休息可以被允許——但只能是為了讓你能繼續工作或做別的自我提升;為休息而休息感覺像浪費。
真相是:只有「浪費式」地享受一些休閒——只為當下經驗的愉悅本身——才是不浪費它的方式。
要充分入駐你唯一擁有的人生,就必須克制把每段空閒都花在個人成長上。
從這個角度看,閒散不只是可被原諒,幾乎是一份義務。
西蒙·波娃:「如果一個老人飲一杯酒的滿足毫無價值,那麼生產與財富不過是空洞的迷思——它們的意義唯有在能被收回為個人的、活生生的喜悅時才存在。」
病態的生產力#
但我們不能只把錯歸給經濟體系——我們越來越是「不真的想休息」的人。在停下做事的努力時感到強烈不適,在感覺自己生產力不足時坐立難安。
極端例子:小說家丹妮爾·斯蒂爾(Danielle Steel)2019 年受訪時揭露她 72 歲已寫了 179 本書(年均近 7 本)的祕訣:幾乎全天工作,每日 20 小時、每月偶有 24 小時連寫、每年只休一週、幾乎不睡。她說:「沒累到能睡地板上我就不上床。如果有四小時,對我已是好夜晚。」
媒體稱讚她「badass」的工作習慣。但這也是深植的不能停下使用時間的能力障礙的證據。她自己也承認以生產力來逃避困難情緒——成年兒子吸毒過量過世、五次離婚——她說工作「是我的避難所。當生活發生壞事,它是恆常的、堅實的、可以躲進去的東西」。
社會心理學家稱這種無法休息為**「閒散嫌惡」(idleness aversion),聽起來是種微小的行為癖。但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工作倫理」(Protestant work ethic)理論主張:它是現代靈魂的核心成分之一。
韋伯敘事:它最早出現在北歐喀爾文宗(Calvinism)信徒間,他們相信預定論——每人在出生前就被選定為「蒙救者」(將來上天堂)或「受詛者」(將來下地獄)。
早期資本主義的能量,大量來自喀爾文派商人與工匠——他們覺得不停的勤奮是向他人(也向自己)證明自己屬於前者而非後者最好的方法。
加上節儉(不揮霍財富),就累積出大量資本。
這是極為焦慮的活法:勤奮並不能改變預定的命運;但若已蒙救,難道不會自然展現勤奮與節儉的傾向?
因此閒散變成令人焦慮的經驗,要不惜一切避免——它不只是放縱可能引致沉淪,更可能是「你早已被詛咒」這份恐怖真相的證據。
我們以為我們已超越這些迷信。其實沒有。我們對「浪費時間」的不適,仍然帶著類似「永恆救贖」的渴望:
只要你每個小時都填滿某種努力,你就可以繼續相信:這份努力正在引你去某處——那個一切順遂、有限不再令人痛苦、不再有「應該再多做點什麼來證明存在價值」之罪疚感的天堂。
也難怪我們連休閒活動都越來越像工作——甚至像 SoulCycle 或 CrossFit 這類身體上的體罰:愧疚的罪人在「太遲」之前急忙鞭笞自己,以洗去懶惰的污點。
為休息而休息——享受一個閒散的小時——首先必須接受:這就是了(this is it)。你的日子並不在朝向某個刀槍不入的完美未來進展;以那種預設活下去,正在系統性地榨乾你四千週的價值。
「我們是我們所有時刻的總和——一切屬於我們的都在裡面;我們無法逃避或掩飾**」(Thomas Wolfe)。
若我們要為這短暫人生現身、由此找到一些喜悅,那就現在現身。
休息的規則#
雖然作者把現代西方人不能放鬆的鍋甩給宗教,他卻認為解藥也來自宗教。
紐約下東區的某猶太社區公寓有「安息日電梯」(Shabbat elevator):週五傍晚至週六晚間,它會自動每層停靠——即便沒人想上下——讓住戶不用按按鈕(古猶太法禁止安息日點火,現代詮釋將「閉合電路」也視為禁忌)。
這類規則在外人看來荒謬,但作家茱蒂絲·舒列維茨(Judith Shulevitz)解釋:
「多數人錯誤地以為,要停止工作只要不工作即可。安息日的發明者懂得這事比想像中複雜得多。你不能像勞累一天倒上床那樣輕鬆地切換。
規則不是為了折磨信徒。它們傳遞一個洞見:打斷不停的奮鬥,需要驚人費力的意志行動,必須由習慣與社會壓力共同支撐。」
每週共同休息一天的概念在今日已被視為老派——在多數歐美城市,商店全年無休、線上更是 24 小時不打烊;數位科技讓你無法不在家工作。
安息日(Sabbath)其實一直是雙重激進的概念:
- 它由前奴隸所立,適用於所有人,毫無例外(舊約多次強調連奴隸也必須休息——彷彿這是當時的奇異概念,作者必須再三強調)
- 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它又是另一層激進:資本主義的能量來自「持續焦慮地追求更多」,而**安息日具體呈現了「你到週五為止完成的工作或許就夠了」**這個思想——基督教神學家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安息日作為抵抗》(Sabbath as Resistance)裡稱之為「處於上帝禮物的接收端」。
不必是宗教信徒也能感受到「今天,至少今天,我不再需要做什麼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這份深沉的解脫。
預期不適,而非愉悅#
讓人焦慮的是:進入這份心理切換,在今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難——商店全年無休、技術讓我們在家也工作。
個人或家庭規則(例如越來越流行的「數位安息日」)能填補一部分空缺。但它們缺乏「眾人一起遵守」帶來的社會強化,因此更難堅持——並依賴意志力,容易像「努力活在當下」那樣弄巧成拙。
另一件可做的事是:停止期待休息一開始就感覺很好。
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閒散最為當代所異化……當沒有任何事在通往別的事的情況下擁有意義,『遊戲』如何可能?」
在這樣的時代,真正停下來休息(而不是為十公里賽訓練、不是為了開悟去禪修)幾乎注定一開始會引起嚴重不適,而非愉悅。
但那份不適不是「我不該這麼做」的訊號——它正是「我絕對該這麼做」的訊號。
健行作為目的本身#
作者描述某個盛夏雨後清晨在約克郡谷地北部高沼的獨步:走過名字魔性的「地獄峽瀑布」(Hell Gill Force)、嚇起野禾雞、走進無上鎖門的廢棄小石教堂、登上沼頂,迎風品味荒涼。他知道有人寧願去加勒比海灘——但他不假裝懂這種人。
鄉間散步,作為消磨時間的方式,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質:
- 問「你做得好不好」毫無意義——你只是在走路,這項技能你大概從四歲就沒太大進步
- 它沒有目的——目的若是「抵達」,你最有效率的做法是不要出門。健行通常繞個迴圈或走到某點再折返,走路本身就是全部
哲學家基蘭·賽提亞(Kieran Setiya)稱之為**「無 telos 的活動」**(atelic activity)——它的價值不來自它的「telos」(終極目的)。
- 你不會「做完」一場散步
- 你也永遠不會抵達「我該散的步都散完了」這個境地
- 你會停下做這些事(終究會),但你不能完成它們
- 它們沒有達成後就耗盡並終結它們的成果
- 因此做它們的理由只能是為了它們本身:「散步本身,就是『去散步』的全部內容」
賽提亞在《中年》(Midlife)裡回憶:他將近四十歲時,一陣慢慢蔓延的空虛感襲來——後來他理解那是過著由 telic(有目的)活動塞滿、缺少 atelic 活動的專案驅動人生所致:
- 他發表論文是為了加速取得終身教職
- 他爭取終身教職是為了專業聲譽與財務安全
- 他教學生是為這些目標,以及幫他們拿學位、開展自己的事業
這正是中年危機的本質:當你與時間的關係幾乎全是工具性的,當下就失去意義——而中年是許多人首次清楚意識到死亡正在逼近的階段。死亡使「只為未來而活」這件事的荒謬無從忽視:既然「之後」很快就沒了,還在不停延後圓滿到底是什麼邏輯?
叔本華的鐘擺,以及一個出口#
最悲觀的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在《意志與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裡,把這份空虛視為人類欲望結構的必然:
對任何成就(例如終身教職)而言,你要嘛還沒達成(因此因尚未擁有所欲而不滿)、要嘛已經達成(因此因不再有目標可奮鬥而不滿)。
因此擁有「願望的對象」(objects of willing)本身就是痛苦——還沒達成是壞,達成了更糟;若毫無欲求對象,空虛與無聊隨即降臨——存在本身變成不可承受的負擔。
「它像鐘擺,在痛苦與無聊之間擺盪。」
但 atelic 活動指向叔本華可能忽略的另一條路:多在日常生活中放入「為其本身而做」的事——把一些時間花在「唯一想得到的就是『正在做』本身」的活動上。
羅·史都華,激進份子#
賽提亞所說的 atelic 活動,有個沒那麼花俏的詞:興趣嗜好(hobbies)。他不愛用這個詞情有可原——「嗜好」在當代帶有微弱的可悲色彩:過度投入「彩繪奇幻迷你模型」或「養稀有仙人掌」的人,被當成沒在好好參與「真實人生」的人。
嗜好之所以背負這份不光彩名聲,絕非偶然——它出現在一個極度致力於把時間工具化的時代。
在工具化時代,嗜好玩家是顛覆者:他堅持有些事值得為其本身而做,即便沒有任何生產力或利潤回報。
我們對熱衷集郵者或火車迷的嘲弄,可能是一種防衛機制——以免直視一個可能性:他們以一種「我們這些追逐未來圓滿的 telic 人生」永遠搆不到的方式,真正地快樂著。
這也解釋為何「側收入專案」(side hustle)——明明是嗜好但有營利目的——遠比純嗜好「不丟臉」、甚至流行。
一個好嗜好應該帶點「丟臉」感——那正是它「為其本身而做」、而非為某種社會認可結果的徵兆。
作者對搖滾巨星羅·史都華(Rod Stewart)的尊敬曾因一件事大幅提升:他過去 20 年在打造一座 1940 年代美國城市(紐約與芝加哥的幻想合體)的精細鐵道模型——含摩天大樓、古董車、髒污人行道(髒污由他親手繪)——巡迴演出時甚至會多訂一間飯店房給模型。這跟他「皮褲沙啞嗓音」的搖滾形象完全相反,只能解釋為他真心愛它。
對比另一位企業家理察·布蘭森(Richard Branson)的衝浪——很難不解讀為強化他「冒險者」品牌的算計。
平庸的權利#
嗜好還挑戰當代「生產—績效」文化的另一層:
在嗜好上平庸,完全沒問題,甚至可能是更好的。
史都華坦承自己其實不太會做模型(精細的電線部分另請人做)。但這也許正是他樂在其中的原因:追求一個你毫無希望變成卓越的活動,等於暫時放下「我必須好好用時間」的焦慮——對他來說,這份焦慮平日是「我必須繼續取悅觀眾、擔保體育場滿座、向世界證明我寶刀未老」。
作者除了健行,另一個喜歡的活動是用電鋼琴亂彈艾爾頓·強(Elton John)的歌:正因為他「黑猩猩等級」的琴技絕無可能換來金錢或評論讚譽,這份活動才如此提神且令人投入。相對地,寫作對他壓力更大——因為他無法消除「我或許能寫得出色、收穫高度讚譽或商業成功」的希望。
出版人凱倫·里納爾迪(Karen Rinaldi)對衝浪的執著比作者對鋼琴更甚——她把存款全壓在哥斯大黎加靠海一塊地以便就近衝浪。但她坦承自己至今依舊衝得很爛(花了五年才第一次成功駕到一道浪)。
「在試圖獲得幾秒鐘狂喜的過程中,我體會到別的東西:耐心、謙卑——還有自由。追求徒勞的自由,以及不在乎自己很爛的自由,是啟示性的。」
結果不是一切——而且最好不是。因為結果永遠在之後到來,而「之後」永遠太遲(later is always too 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