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歷史的啟示

兩種看歷史的方式#

杜蘭以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名言「歷史是廢話（History is bunk）」開場，並承認自己——一位寫了將近六十年、研究了將近八十年歷史的人——在某種意義上同意這位讓世界半數人坐上輪子的工程師。

學校裡那種「日期與帝王、政治與戰爭、國家興衰」的歷史，「令肉體疲倦，陳腐、平淡、毫無收穫」。
難怪學生少有被吸引的；難怪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那麼少。

但還有另一種看歷史的方式：

歷史作為「人從野蠻向文明的躍升」。
歷史作為知識、智慧、藝術、道德、舉止與技能的恆久貢獻記錄。
歷史作為一個經濟、宗教、文學、科學、政府的十萬個實驗構成的實驗室。
歷史作為我們的根與光、我們走過的路、唯一能照亮現在並指引未來的光。

拿破崙在聖赫倫那說：「歷史是唯一真實的哲學，唯一真實的心理學。」
別的學科告訴我們可以怎樣行為、應該怎樣行為——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已經這樣行為了六千年。

懂這份紀錄者，有更大的免疫力對抗時代的幻覺與幻滅：

他熟知人性的限制，能平靜地承受鄰人的缺陷與國家的不完美。
他懷抱希望地參與時代的改革。
但當他看到結果如此微小，看到人在六十個世紀（也許一千個世代）裡仍是同一個樣子時，他的心不會碎，對生命的信仰也不會褪色。

過去並未死#

杜蘭強調過去並未消失：

「沒有任何發生過的事，現在完全沒有影響。」
現在只是「過去捲起來、濃縮在這秒裡」。
你也是你的過去——你的臉常是你的自傳。
你之所以是你，是因為你曾是什麼：你的遺傳、你接觸的每個人、你讀的每本書、你經歷的每件事，都累積在你的記憶、身體、品格、靈魂中。
城市、國家、種族也是它們的過去；不理解過去，就無法理解它們。

「死掉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這個我們投以這麼多注意力的當下，永遠從眼睛與指尖溜進那叫做『過去』的基座與母體。唯有過去活著。」

我們吃了太多「新聞」、餓了太多「歷史」#

我們知曉今日與昨日的千百項細節——百個民族的事件、煩惱、心碎，十幾國首都的政策與虛飾，事業、軍隊、體育隊伍的勝敗。
但若無歷史，我們如何理解這些事件、辨別其重要性、把大事與瑣事篩開、看見表象變動下的潛流，進而預見結果，以避免致命錯誤或使無理希望變酸？

引用波林布魯克（Lord Bolingbroke）轉述修昔底德（Thucydides）：「歷史是以實例教學的哲學」（History is 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s）。它是一個以世界為車間、以人為材料、以記錄為經驗的巨大實驗室。「智者能從他人經驗中學習；蠢人連自己的也學不會。」

我們的本性#

歷史看新生兒為「數百萬年的產物」：

那段歲月把人塑造為一個獵人，靠武器與工具對抗比他更強的野獸。
這些歲月形塑了人類物種的基本天性：獲取、貪婪、競爭、好鬥傾向暴力。
因此人要被文明化，必須臣服於擁有更高強制力的國家法律體系——正如國家要被文明化，必須臣服於擁有更高強制力的國際法體系。
我們必須放下年輕時激勵我們的「無束縛自由」夢——它仍迷惑著美國與海外某些大學生。

「貧窮確實刺激犯罪，但犯罪的根——在所有階級、民族、時代——是人本來就無法律的天性，由百萬年的狩獵、爭鬥、殺戮與貪婪所形塑。」

歷史也教我們：

古今、貧富、激進保守、貧弱與富裕，人性本質上相同。
「革命成功後，革命者很快便像他們所推翻的人一樣行事」——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模仿波旁王室、史達林模仿沙皇。

「歷史對革命微笑，視之為可理解但無效且短暫的反應；它能宣洩正當的怨恨，但只帶來表面的改變——舊有的現實，會以新的名稱與口號繼續存在。」

人口#

孩子既是潛在的喜悅，也是即時的問題：

他既是「數量的威脅」，也是「對品質的威脅」。
食物供給很少跟得上出生率——除了極少數時期（十四世紀黑死病、十七世紀三十年戰爭）以外。
多數時候，人口增長超出糧食生產，最終靠馬爾薩斯（Malthus）那個無情的三位一體——飢荒、瘟疫、戰爭——把出生與死亡再度拉平。

近代得以暫時拖延：

開拓新土地、農法與機械的進步，讓西歐與北美擺脫飢荒。
良種與化肥讓中國與印度餵飽繁衍中的數億人。

但「有限的耕地產能與不受控的人類繁殖狂喜的爆炸性對撞，我們還能拖多久？」

杜蘭也擔憂「品質的威脅」：

不適合生育與養育的父母，可能不負責地把孩子帶到人世。
智力或許能由父母遺傳；即便不能，「輕率的生育在每一代都能抵消教育者大量的心血」——識字率上升，智識水準卻看不出明顯提升，但民主必須仰賴公共智識。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常歸於外來蠻族入侵——「會不會也有部分原因是『內部蠻族的繁衍』？」杜蘭懷疑美國也走到類似的險境：較舊的美國族裔仍在工業與政治上領頭，但許多家庭草率生育、放縱生活、無視法律，把美國的文學、藝術、音樂、舞蹈轉化為原始的粗糙——「文明，是一座搖搖欲墜地放在野蠻活火山上的脆弱平房」。

家庭#

直到十九世紀，家庭都同時是社會的經濟、生物、道德單位：

父親在農場上教導與管理兒子。
母親在家中教導與管理女兒。
子女的依賴與被指導，構成父母權威的經濟基礎。

工業革命把兒女拉進獨立就業，奪走了父母權威的經濟基礎：

家庭——數千年作為紀律品格與社會秩序的源頭與堡壘——失去了它的經濟功能與道德力量。
個體從家庭解放後崇拜自由，卻太晚才知道——「自由是秩序的孩子，可能是混亂的母親」。
他們把父母看作蒙昧過去的代表，驕傲地宣告「世代之間的鴻溝無法跨越」。

學校#

學校試圖接手家庭瓦解後的工作：

紀律青少年、傳遞過去的文明遺產與經驗。
但知識的擴張迫使教師專業化——他成了「智識的碎片，把碎片傳給困惑漂浮的青年」。
在美國與法國，教育幾乎完全變成「智力的裝飾」；品格的塑造被教師退還給家庭與教會——但家庭與教會本身也在失能。

於是出現一個矛盾：

學生的智力日益銳利，品格卻日益鬆散。
「智力是天生的個人主義者——它先想到自己，只有在成熟時才會考慮群體。」

歷史上有過學生反叛：

13 世紀波隆那（Bologna）：學生掌握部分教授的選任、付薪、解雇；當波隆那成為教皇國一部分後此事告終。
通常學生暴動針對的是「鎮民」，而不是教師或課程。
今日學生反叛針對的是「課程與世界的關係，或缺乏關係」。

學生的具體不滿：

課程未能準備他在科技社會中成功運作。
課程忽略族群少數在歷史中的角色。
教師埋首私人研究、物理、生物、化學研究被軍方需求宰制——研發更有效的「群體死亡與規避死亡的方式」。
學生起初讚嘆科學奇蹟，最後卻不信任科學——因為它把生命與工業機械化，並把自己賣給支配個人與國家的「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令人警覺的一群孩子，不只從教育中退出，更從文明中退出——拒絕它的優雅與便利，把過去視為與這個瘋狂變動世界無關，把長者的智慧視為已消逝場景的設備。最後，他們以麻醉品逃避責任。」

宗教#

過去文明化青年的工作由宗教與儀式擔當：

二十五個世紀以來，會堂與教會以十誡灌輸道德，並以神聖起源與隨時施行賞罰來強化它們。
但在今日大城市，半數成人已揚棄超自然信仰，宗教作為社會秩序來源的效力大減。

杜蘭比擬當代與古代：

我們進入一個如希臘化（Hellenistic）與羅馬帝國時期那樣的時代——古典宗教從鼓舞愛國與道德的信條儀式，淪為「給詩人提供漂亮傳說、給宙斯提供眾多情婦」的神話。
凱撒擔任最高祭司時對自己的角色發笑；奧維德（Ovid）寫神寫得華美、寫愛卻寫得淫穢。
君士坦丁（Constantine）西元 380 年把基督教定為國教，部分原因是它「給恢復道德帶來希望」。

「從那時直到達爾文，國家依靠宗教給青年道德、給社會秩序、給被壓迫者希望。如今，能再次激勵我們、為文明提供靈魂的宗教或信仰在哪裡？」

道德#

過去一百年的經濟與神學變化，導致「我們時代的道德解體」：

新自由從舊有的約束中釋放性行為。
心理學似乎譴責一切壓抑、合理化一切慾望。
文學——某些最熟練者把它變成色情的情婦。
財富的擴散打開了一百道過去被稱為「罪」的門。
商業、廣告、政治、法律實踐與行政中成人本身的不誠實，削弱了長者的訓導。
發明給罪犯新工具：汽車便於逃逸、法庭判決使定罪更難、監獄裡的交往把扒手養成殺手。

歷史曾有類似的鬆懈期嗎？

「有——通常出現在商業財富、城市集中、宗教衰落的時代。」如希臘化希臘、帝國羅馬、文藝復興義大利、伊麗莎白一世時的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

杜蘭引柏拉圖（Plato）借蘇格拉底（Socrates）之口（約西元前 390 年）的描述：

「無政府蔓延進入家庭，甚至傳染給動物 ⋯⋯ 父親習慣降到兒子的水平 ⋯⋯ 兒子與父親同等，不畏父母、不感羞愧 ⋯⋯ 老師恐懼並奉承學生，學生鄙視老師 ⋯⋯ 老人模仿年輕人 ⋯⋯ 萬物都因自由而幾近爆炸。」
Adeimantus 接著問：「下一步是什麼？」
Socrates：「任何過度的增長，往往會反向反彈⋯⋯ 國家或個人過度的自由，似乎只通往奴役 ⋯⋯最暴虐形式的暴政，恰來自最極端形式的自由。」

杜蘭歸納出一條「異教與清教交替」的歷史節律：

希臘化與羅馬的鬆懈，被擴張中基督教社區嚴格的道德所繼承（直到十三世紀）。
義大利商業興起與從西方收集的宗教稅，資助了文藝復興；隨之而來的是人文主義者的鬆動信仰、王公人民與教皇的鬆動道德。
宗教改革，是貧瘠北方對富裕、再異教化義大利的清教式反動——尤以喀爾文（Calvin）與諾克斯（Knox）為例。
伊麗莎白一世與詹姆斯二世時的商業擴張帶來奢華與道德鬆動，並釋放出浪漫詩、戲劇與散文的爆發。
過度釋放使清教派得勢——克倫威爾（Cromwell）登權、查理一世被處死。
復辟時期帶回道德鬆動與文學自由。
安妮女王 1702 年起的「奧古斯都時代」恢復道德與古典節制；維多利亞時代延續「半清教式妥協」。
但工業革命改變並暗化了英國，女性從家庭被解放到工廠，「性與生育被分離」；科學興、宗教衰、財富解放慾望——「今日我們所活的這個新異教時代，便由此開始。」

依此交替，我們應期待當前的道德鬆懈會被某種形式的「舊或新信仰、權威、檢查制度」之回歸所平衡。「若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臨、城市被打碎、倖存者退回農業——科學時代或將終結，宗教或將以其安慰神話與道德紀律回歸，父母權威或將恢復。」

工作#

成長中的個體遲早離開自由的不負責任，進入工作的要求與紀律：

他開始感受到資本主義的複雜——其在企業、原料、燃料、科學、貨幣與人之間根系之廣闊。
它要不斷面對新形態的競爭與發明，國內外貿易的觸鬚，以及與公共需求、組織勞工、州法與聯邦法的持續變動關係。

美國資本主義 vs. 歷史上的其他經濟體——
在生產力上前無古人。
從未有經濟體系傾瀉如此豐富多樣的商品、服務、工具、勞力節省裝置、書刊、舒適、娛樂——「幾乎每個家中都有劇場、音樂廳與市集」。
從未有女性如此自由、裝飾、博學。
從未有勞工享有如此短的工時、長的閒暇、政府中的影響力、決定報酬的權力。
從未有如此大比例的人口被提升到如此高的生活水準。

杜蘭辯護美國資本主義並非比過去工人更乏味：

比起早期資本主義的十二小時工作日，當代並未更乏味。
多半也不比補鞋匠、裁縫、牧羊人、農夫更乏味。
美國人也未必比祖先更不快樂——「看他們在球賽、在出遊的車上，整個美國成了他們的遊樂場與劇場。」
中世紀人並非個個是 Ruskin 或 William Morris；多數哥德建築師為養家而工作，拉斐爾的聖母像也得餵飽他與孩子；連「上天堂的盼望」也可能是「以分幣與懺悔做的長期投資，希望有保證的永恆回報」。

關於利潤動機：

歷史上沒有有效的長期替代。
各式非金錢獎賞（獎金、勳章、緞帶、頭銜）對少數人短期有效，對群體則不持久。
蘇聯早期試圖以「共產奉獻」取代利潤動機，很快發現亞里斯多德的警告——「當人人擁有一切，沒人會照顧任何東西」——於是返回不平等的薪酬。

資本主義的危險缺陷#

杜蘭以歷史學家的距離點出問題：

它在污染我們的空氣、水、甚至食物，殺死溪海中的魚與天空中的鳥。
它以驚人的速度耗竭礦物資源。
「它的本質似乎刺激財富的反覆集中，導致購買力萎縮與蕭條。」

杜蘭把財富集中視為一種「歷史病理」：

財富總是「向上流動、尋找頂峰」——軍事征服者、世襲君主、教會權貴、封建領主皆然。
「通過立法不能讓人變得平等。」
集中可能導致革命性的毀滅手術（如格拉古兄弟到凱撒的羅馬、米拉波到拿破崙的法國），也可能導致較少血的療法（如索倫西元前 594 年的立法、羅斯福 1933 年的新政）——以痛苦但無血的稅收與部分重分配（公共工程、福利國家）。
但每次重分配後，集中又重新開始。

「經濟史在這方面，是社會有機體的緩慢心跳——一個巨大的『集中—爆裂、再集中』的舒張收縮循環。」

對年輕人的革命熱情#

杜蘭欣慰地承認革命的本能性：

「反叛是青春的天賦權利」。
他自己一代曾喊出許多反叛口號——勞工組織權、女性投票權、勞工提薪、學校大學向所有人開放、言論出版自由——「令我欣慰的是，這些目標有多少已被達成」。

但當代青年的反叛走得更深：

不是抱怨自己沒成為百萬富翁——多數人甚至宣稱鄙視物質。
他想起十四世紀英國的「羅拉派」（Lollards）流浪傳教士、十六世紀德國的「重洗派」（Anabaptists）、中世紀晚期吟唱自由與反叛之歌的流浪學者。
當代青年挑戰的是：我們無情的競爭、對財富與權力的貪婪、為原料而打的野蠻戰爭、政府拒絕遵守自己向公民宣講的道德準則。

「正如那些無袍的傳教士幫助準備了宗教改革，也許我們當前的反叛者將為未來幾十年理想的建構性重塑開路。」

但杜蘭也不天真：

他把那些「無目標、衣冠不整」、只想做出與長者相反的事以炫耀自我的少數放在一邊——「這些是迷失者」。
當學生談革命，他想問——他們有把自己的輕步兵與現代國家的重兵相比嗎？若他們勝出，如何在混沌讓全民赤貧之前重組工業與政府？
「他們除了信、望、愛之外，沒有答案——而這些終將以獨裁告終。」

杜蘭引柏拉圖《理想國》的政體循環：「混亂 → 獨裁 → 君主 → 貴族 → 民主 → 混亂 → 獨裁 ⋯⋯」我們唯一能避免從民主滑入革命混亂與威權獨裁的方法——「以節育為節制的福利國家」。我們必須以稅收為所有人提供足夠的教育、最低的食衣住與避孕用品——這比少數暴力與威權鎮壓導致的失序更省錢。

戰爭#

國內問題的解決受制於螺旋上升的「自我保護成本」——對抗外國對內政自由或對全球燃料、原料、市場通路的干涉。

軍隊在這個從未接受佛陀的佛教或基督的基督教的世界中，是必要之惡。
政府宣稱不能因十誡、年輕人的不願送死、或年長者的不願多納稅而被勸阻於戰爭——「他們必須思考的不只是當下的感受，還有未來的展望與結果」。
五角大廈聲稱：為保護我們免於攻擊或顛覆，必須讓一半的工業、科學、大學、稅收從屬於開發與生產最新最致命武器，並訓練千萬青年「毫無道德或宗教顧慮地殺戮」。

「個人渴望自由、財貨、權力，而我們的政府就是我們自身與我們慾望的放大、不受制約並武裝化。戰爭是國家的達爾文式自然選擇——不是我們的眼淚能把它從歷史中洗掉的，直到世界各國同意——或被迫——把主權交給某個超國家為止；到那時又會有革命與內戰。」

杜蘭曾盼科技進步能嚇阻人類戰爭，但歷史問道：「從弓箭進步到大伯莎與致命飛彈，可曾減少戰爭？」

我們這一代或將被免於核彈大屠殺。
但當厭戰的美國人面對「八億記得百年白人壓迫與十年美國敵意的中國人」時，沒人能保證政治家能克服仇恨。

文明的逝去#

杜蘭把死亡的視角從個體擴大到文明：

不只個體會死，文明也將死，種族最終也將死。
每個生命、社會、物種都是一個實驗，都要讓位。

「哲學家／歷史學家會適應這幅萬花筒，並不絕望——因為他的孩子會繼承他，年輕的文明會吸吮並取代年老的文明。文明是『種族靈魂』的世代——在死亡中，賦予古老遺產新的青春。在生命的列車上，老人讓座給年輕人。」

對美國生活的具體建議#

杜蘭一一列出他對改善美國生活的建議：

生育是特權，不是權利：未通過身心適合生育測驗者，無權把孩子帶到社群裡。對通過測驗的父母，政府應為頭兩個合法婚姻內的子女提供 18 年的年金或免稅，但不及第三胎以後。
避孕資訊與工具應以最低成本提供給所有已婚者。
強化家庭單位：父母對未成年依賴子女應負法律責任；未成年子女的工資應受父母控制。
教育平衡：技職教育準備青年於科技經濟中就業；人文教育同等重要——以理解價值與目的、明智利用閒暇。
從幼稚園到博士班每年開設解剖、生理、衛生課。
高中、大學的改革提案應送交一個由各班民選班長為投票成員的委員會。以暴力干擾學校運作的學生應被開除——大學是「美國最珍貴的機構，最不應以暴力作為抗議對象」。
設立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政府資助、由各大學控制，平衡商業廣播媒體的偏倚。
宗教機構應講道德而非神學，歡迎接受金律與十誡作為理想的人加入。
從幼稚園到博士班每週都有道德教育；高中末兩年與整個大學階段提供詳盡的性教育，與性濫交、麻醉品、菸、酒的影響教育。
減少貧窮與擴大教育能減少（但不會終結）犯罪。「臨時精神異常」不該再被當作犯罪藉口。
監獄應改為按罪犯級別設計、開放空中、教導實用職業的「州立農場」。
鼓勵工會組織作為工業家、商人、銀行家、將軍組織的對抗砝碼。
失業者應由聯邦與州政府用於社會公益與環境改善的工作。
設立消費者研究部，作為總統內閣的一部分。
工業領袖應主動擁抱福利國家作為對人類運氣不平等的人道緩解，並作為避免社會動盪與獨裁鎮壓的替代方案。
建議青年對革命保持懷疑——「革命是吞食自己父親與孩子的怪物」。較不誘人但代價較低的，是改革的累積過程——本世紀我們的經濟與政治生活中許多有益變化都是這樣達成的。
「三十歲以下的人，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三十歲以下者的經濟、政治或道德觀念」。
大學應推廣政府學院，並設立美國公務學院；說服選民偏好其畢業生擔任公職。
在主要國家間推動互不侵犯與互不顛覆條約。
隨公民與公職人員教育的推進，擴大並接受海牙常設仲裁法院的管轄權。

「也許藉由這些發展，美國可以從那些『戰爭中興盛、和平中萎靡』的人手中解放自己。」

杜蘭也對自己的死亡作了交代：

「我建議——雖然不能保證能實踐——當死亡依時來臨或不可避免地來臨時，要平靜地接受它。」
「我相信醫師不應人工延長那些已被三位醫師宣告即將死亡的人的生命；我在此同意對我這植物般日子的縮短。」

結論：要有耐心地聽我們的孩子#

杜蘭以一段坦率而動人的告白作結：

他擔心自己過度強調了我們與孩子面對的問題：以量壓質、婚姻與家庭崩解、學校的種族失序、道德鬆懈、城市的絕望貧民窟、街上的犯罪、公職的腐敗、激進與反動兩端對民主的懷疑、戰爭的殘暴對道德纖維的侵蝕。
但這些是「廣播與報刊新聞放大、推動我們的兒女反叛、讓我們自身懷疑是否有力量與勇氣應對的赤裸現實」。

「我們只能以一個堅定的『互相理解的舉動』來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長者必須在靈魂中找到耐心，去溫柔地聽我們孩子說話——即使他們在大聲宣洩——並且承認，他們的狂野不妥協已在立法廳與行政廳裡推動了某些補救行動。這些年輕人有些事必須說出來、是別人說不出來的。也許我們民族的活力，正取決於青年與年長之間持續的張力——讓創新遇見傳統，讓實驗的熱情融合於經驗的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