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年輕時的自己#

杜蘭以一段極具自省意味的開場：

• 為了避免重複舊論點，他常翻看自己 1929 年那本意氣風發的《The Mansions of Philosophy》。
• 他偶爾停下來欣賞自己年輕的雄辯（當時只有四十四歲——「在哲學中還是童年」）。
• 但其中一章讓他「震驚到認為是平生最片面、最不公允、最不成熟的論述」。

那一章名為〈民主是失敗了嗎？〉（Is Democracy a Failure?）。

那一章對民主的批評#

杜蘭年輕時熱情列舉的美國民主毛病：

• 公共輿論：被誤導、被情緒煽動、不思考。
• 提名：受政治機器擺布，偏愛聽話的庸才。
• 市政官員：腐敗無能。
• 立法機構與國會：屈從於遊說團體與財富。
• 領袖：忙於選舉，沒時間思考。

當年他開的藥方：

• 大學設立經認證的行政、外交、政府學院。
• 此類學院畢業生自動具備市政候選資格。
• 任過兩任最大城市市長者，自動具備州職資格。
• 任過兩任州長者，自動具備國會資格。
• 任過兩任參議員者，自動具備正副總統資格。
• 政黨提名仍照舊存在；但教育不應再成為任職的「不適任條件」。

他至今仍珍惜這套階梯式設計，並欣慰許多大學已成立政府學院；但對那篇文章的其餘部分，他坦率自譴為「忘恩與發脾氣的可恥爆發」。「我不敢想像，若我倒楣多活到再讀今日這篇文章的時候，會作何感想。」

1929 年之後的美國民主交出的成績單#

杜蘭重新評價這數十年的成就：

• 領袖品質提升：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拉瓜地亞（Fiorello La Guardia）、林賽（John Lindsay）、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以勇氣、正直與遠見鼓舞國人。
• 應對重大挑戰：經濟大蕭條、種族危機、兩次世界大戰。
• 常領先輿論：許多措施初期不受歡迎，後來贏得普遍喝采。
• 平衡勞資：對勞工與商界的讓步幾乎旗鼓相當。
• 保護消費者：開始保護借款人免於高利貸，保護消費者免於虛假包裝與標示。
• 以福利國家挽救資本主義：緩和資本主義的剛性。

福利國家的辯論#

杜蘭直面保守派的批評：

• 真誠的保守派擔心福利國家「生物學上不健全」——人天性厭勞，需要對飢餓的恐懼作為工作驅力。
• 有人認為貧窮多源於體力、心智或品格上的天然劣勢，而非雇傭關係的不公；少數人甚至贊同尼采（Nietzsche）的「窮人是社會有機體的天然廢料」之說。
• 麥考利（Macaulay）警告：當窮人用選票「劫富濟懶」，民主就會崩潰。

杜蘭引波利比烏斯（Polybius）公元前 130 年的論斷：

「當人民領袖因愚蠢的虛榮，在群眾中養出對禮物的胃口與接受禮物的習慣，民主將反過來被廢除，變成暴力統治 ⋯⋯ 人民既習於以他人之費為食、靠他人之產為生，便墮落為徹底的野蠻人，並再次找到主人與君王。」

像柏拉圖一樣，這位希臘史家認為民主將因自身過度而轉為獨裁。

杜蘭承認危險真實存在：

• 確有上千人以年金、救濟、失業福利供養長期遊手好閒。
• 許多雇員與妻兒分居，使家屬具備領救濟資格。
• 自願失業靠公費生活，已成各級財庫的負擔，靠不斷上升的稅收維持。

「儘管如此，福利國家必須被保留並擴張（在這方面我們仍遠遠落後英國）——不只是出於體面，也是對國內階級衝突與國外爭取人類選票之競爭的保險。」

美國經濟的榮譽#

杜蘭點出美國經濟成立的核心條件：

• 它要繁榮，唯有人民的購買力與生產力同步上升。
• 而生產力一再被改進的科技、管理與技能推進。

他重述自己對經濟動態的觀察：

• 人類生而不平等，這些自然不平等隨時間與生產複雜度而擴大。
• 由此集中的財富多被用來機械化與加速生產。
• 結果生產與消費的差距持續擴大，直到生產減速等消費追上。
• 但減產降低工資總額，再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威脅到自由企業制度的存在。

「對這個惡性循環最便宜的替代方案，是更廣泛地分配資本主義熱情與刺激所產生的財富。」

1933 至 1965 年美國政府正是這麼做：

• 鼓勵勞工組織與集體議價。
• 擴張累進所得稅與遺產稅。
• 由國庫支出促進公共健康、安全、教育、休閒與就業——也就是擴張福利國家。

「除了壯麗地擊退法西斯德國與帝國主義日本之外，這是美國當代最關鍵的政治成就。」

我為何支持民主黨#

杜蘭交代個人投票傾向：

• 他自 1916 年起多偏向民主黨，僅 1928 年支持胡佛（Herbert Hoover）。
• 1928 年他在 Scripps-Howard 報系擔任「老菜鳥記者」採訪民主黨大會時，被羅斯福（提名 Alfred Smith）的氣度與飛揚精神迷住。
• 他建議大會應提名「提名人」（羅斯福），而非那位被宗教標籤拖累的被提名人。
• 沒人聽他的；但 1932 年他如願——並終生投票給羅斯福。

杜蘭把羅斯福列入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列：

• 1941 年援助法、英，拯救了海外的民主。
• 拯救了國內的民主——把政府從資本的僕人變為公益的工具。
• 因為他與其後繼者，美國體系受教而強健，能應對所有挑戰與比較。
• 「我們大亨們的孫輩，將為他立像。」

對窮困之戰與都市危機的審視#

「對抗貧窮之戰」（the war against poverty）：

• 仍處於早期，是一項巨大且前所未有的事業，有犯錯的權利。
• 受到城市貧民窟成長與心中種族敵意的牽絆。

杜蘭觀察西歐優於美國的條件：

• 城市由訓練更好的官員管理。
• 社會秩序的傳統更深植於時間與品格。
• 未同化的少數族群相對較少。

他每年訪紐約都感到震驚：外來移民、白人外移、出生率差異——「正合謀把美國的領導城市變成貧困外族包圍貧困白人飛地，被一片旅館或辦公樓林夾著，被驕傲的郊區居民日進夜逃。」

「我們的偉大城市，注定要陷入種族仇恨、階級鬥爭、與威脅市政破產的救濟支出嗎？我們將如何把這些充滿敵意的數百萬人吸納進美國生活？」

教育是關鍵#

杜蘭給的答案仍是教育：

• 讓他們的子孫經由我們的學校與大學、政治制度，以及「機會均等」經濟下的技能訓練。
• 十年或更久內必有猜疑、怨懟、失序、暴力，但這些將平息。

歷史先例：

• 一個多世紀前，「無知黨」（Know Nothing Party）暴動時，做天主教徒很危險；如今許多城市裡反而是「不做天主教徒才危險」。
• 在他青年時代，意大利人在美國挖溝；今日意大利人控制了美國最大的銀行。
• 他兒時所識的猶太人是紐約下東區受迫害的窮人；如今他們的後代是洛杉磯數量、財富、聲望最為突出的族群之一。

「歷史並不禁止我們對深膚色的兄弟姐妹懷抱類似的盼望。熔爐仍在熔化——雖然不是靠混血，而是靠提升教育水準與生活水準。」

對美國教育系統的看法#

杜蘭以教師經驗（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學院、大學——都是 1938 年之前）給出評價：

• 歐洲學校在知識、思考、品格與心智紀律上提供更好的訓練，這他承認。
• 但他不全靠美國學校的優越性，而靠它們的數量與覆蓋面。
• 他看見它們回應批評、收緊鬆懈、削減花俏、提升整體民眾與少數族群的心智水準。

「這是一個英雄式的事業，要面對冷漠、偏見、納稅人反抗。但當我退到最後一道防線時，我把信心放在我們人民的勇氣與教育機構之上，讓美國在歷史中得以辯護自身。」

為民主辯護#

杜蘭最後給出他對民主的個人辯護：

• 他知道民主的缺陷，並過於迫不及待地宣傳與譴責它們。
• 他也透過歷史與旅行知曉其他政府形態。
• 路易十四（Louis XIV）的華服與凡爾賽宮的壯觀背後，是拉布魯耶爾（La Bruyère）筆下被去人性化的農民。
• 「我不希望用華盛頓或洛杉磯換掉莫斯科或北京。」

杜蘭結語式的歸結：

• 「我相信，在我們的民主中，才能比在貴族制、君主制——或仍被貴族特權阻礙的民主中——有更豐富的成熟與發揮機會。」
• 「我感激我在美國享有的思想自由——任何其他土地都不會給我這麼寬廣的道路。」

他承認多種惡仍在玷污紀錄：侵略性戰爭、幼稚的沙文主義、政治腐敗、商業欺詐、種族不公、犯罪激增、婚姻破碎、道德下滑、藝術衰敗。「面對這些，我們悲觀者的呼喊是正當而有用的。」

但他也看見最好的一面，並拒絕為自己的祖國道歉：

• 若建國諸父能回來，會驚訝於我們在減少貧窮、減少苦工、減少文盲、減少政府暴政上的程度。
• 莫爾（Thomas More）、巴特勒（Samuel Butler）、貝拉米（Edward Bellamy）、威爾斯（H. G. Wells）描繪的烏托邦中，很大一部分已實質實現——還有十八世紀哲學家所盼望的普及教育、成人選舉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

「讓我們繼續抱怨、繼續要求、繼續反叛——這也是我們的德性的一部分。但對我自己——一個被命運眷顧的人（無數美國人也可這麼說）——若我不感激這把我安放在這兩片海之間、這些自由之中的命運，那我就是最糟糕的忘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