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民權運動的個人淵源#

杜蘭以親歷者的身分切入，自 1914 年起便以小規模方式參與民權運動：

• 那一年他開始在勞工堂（紐約十四街與第二大道交會處）演講，聽眾與朋友包含許多少數族群，也有各色白人。
• 他當時習慣稱呼每個人為「兄弟」，直到他意識到這帶有令人不快的「居高臨下的恩賜」（patronizing）意味，才停止。
• 1943 年遷居洛杉磯後，他與 Meyer David 共同組織一個民權運動，命名為「互相依存宣言」（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INTERdependence」一語雙關，呼應美國「Independence」（獨立宣言），但更強調國與國、族與族、信條與信條必須學會合作，否則將在週期性的衝突中自我消耗。

互相依存宣言的內容#

杜蘭親筆撰寫的原則宣言（節錄與整理重點如下）：

• 承認差異是自然的：種族、膚色、信條的差異是自然存在的；多元的群體、制度與觀念是人類發展的刺激因素。
• 責任在於宗教與政治家：在多元中促進和諧，是宗教與政治家的負責任的工作。
• 沒有人能獨佔真理：因此須以理解與善意對待見解與我們不同的人。
• 不寬容是暴力之門：歷史的見證證明，不寬容是通往暴力、殘暴、獨裁的大門。
• 互相依存是文明的最佳守護：認知到人類的互相依存與團結，是文明最好的保障。

「我們植根於自由、同為一位神聖父親的孩子、共享人類同樣的血液——再次宣告：所有人都是兄弟，而互相寬容是自由的代價。」

1945 年「互相依存日」的盛會#

杜蘭描述這場運動的高峰：

• 他們找來積極參與的人物：洛杉磯郡監委 John Anson Ford、敏銳又慷慨的 Eric Scudder。
• 舉辦晚宴，由文豪曼（Thomas Mann）演講，並由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接手募款工作。
• 用募款租下好萊塢露天劇場（Hollywood Bowl），於 1945 年 7 月 4 日舉辦「Interdependence Day」群眾大會。

當天的儀式：

• 大法官 Frank Murphy 從華盛頓親來主講，並拒絕了一千美元的講酬。
• 一位天主教大主教、一位新教牧師、一位猶太拉比、一位黑人牧師同台演說。
• 新教、天主教、猶太教與黑人合唱團分別演唱，再合在一起。
• 杜蘭帶領一萬八千名各族裔聽眾，在最高法院大法官面前宣讀「互相依存宣言」。

一年後，洛杉磯教育局同意將宣言放置在所有學校；H. David Kroll 夫人捐了一千美元為一千份卷軸裱框。「我們以為自己將與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並列史冊。」

但這份成功只是表面#

杜蘭很快地以更冷靜的視角回看：

• 他與 Meyer 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從未深入種族沸鍋的底層。
• 他們以為一年一度的講道與歌唱，能冷卻血液中遇到陌生因而視為危險的事物時所升起的熱度。
• 他們生活在北方，從未感受過經濟上的奴役、政治上的剝奪、社會上的羞辱。

杜蘭明確列出當年的盲點：

• 他們不理解白人對於黑人權力在北方崛起的恐懼。
• 他們低估了那個聲稱「黑人心智天生劣等、可教育性受限」的宣傳被廣泛而舒適地接受的程度。
• 他們從未住過因少數族群進駐而房地產貶值的社區。
• 他們認識許多成功的黑人醫生、律師、神職人員、公職者，為他們的數量增長與快速進步而欣喜——但從未感受過私刑（lynching）的恐怖、被旅館與餐廳羞辱性地拒絕、哈林區或瓦茨區那無望的貧窮。

「我們把自己消磨在個人的工作中，默默享受身為地方上主導種族的不自覺的滿足。」

種族問題的真正圖景#

當杜蘭慢慢「長大」後，他見到了更殘酷的現實。

南方：

• 黑人隨時可能被白人殺死，殺人者幾乎不會被「同儕陪審團」（全是白人）定罪——若被捕的話。
• 黑人想登記投票會被各種歧視性條件擋下；即使登記成功並投了票，也很可能因此失業，連飯都沒得吃。
• 住在多數為黑人區的白人，寧可訴諸暴力，也不願讓黑人主政小鎮。
• 白人女性對被強壯黑色手臂抓住的想像感到顫慄。

因此南方在不傷害自身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鼓勵黑人北上。

北方：

• 黑人懷抱著「正義與富足」的夢北上。
• 他們起初找到需要肌肉與順從的工作，或暫時靠社會救助過活，並以高生育率讓白人警覺。
• 數千波多黎各人湧入紐約，使其更繽紛——曼哈頓的公立學校裡白人小孩很快淪為少數。
• 紐約、波士頓、費城、克里夫蘭、芝加哥的白人家庭遷往郊區，留下美國最大的城市充滿新面孔與新仇恨。
• 同時，科技進步剝奪了多數黑人男性在工業中的位置；他們依賴救濟、慈善，或妻子的收入——妻子去白人家庭打掃，以維持黑人陋屋的生活。

在富裕中包夾的擁擠飛地裡，貧窮被染上膚色與種族意識，把人逼進一種容許任何犯罪的狂野敵意中。街道變得不安全。白人公民以厭惡回應仇恨，對民權聳肩。本應緩解貧困的撥款，落入政客口袋；遠方的戰爭吞掉了原本要改善美國生活的金錢。

杜蘭對解方的克制與誠實#

杜蘭明確劃下界線：

• 他不會冒充對所有問題都有解答——「這些問題出自人性，我無法用文字改變人性。」
• 我們對陌生事物天生不信任，因為還沒學會如何處理它；當它在某些情緒與場景下說要燒掉我們，我們對這個前景並不會熱情擁抱。

對「科技讓非熟練勞工失業」這一代人的處境，他坦言：

• 這一代人不可能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 我們必須餵養與安置受苦者，重新培訓可教育者，並教育下一代，直到這一代過去、下一代被學校與大學裝備好為止。

「我相信非白人的心智與品格的可改進性與其他人一樣，只要他們未被敵意環境所抑制。為了確認這一點，只需看看那些跨越千百道阻礙、達到文學、音樂、醫學或法律高度的非白人。」

老派的萬靈丹：教育，再教育#

杜蘭知道犬儒會嘲笑他這份十八世紀風的對教育的信任。但他反問：

替代方案是什麼？是警察國家。是百年的內部仇恨、社會失序、不可控的暴力與城市衰敗——而這些恰恰發生在地理與通訊壁壘崩塌、美國正承受新興國家與外來思想日益高漲挑戰的當下。

「為了良心與正義——我們難道不該確保每個人，不論種族，都享有完整而平等的機會，進入美國生活的應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