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宗教與道德

先把詞義說清楚#

杜蘭認為討論前必須先處理定義：

宗教（religion）：歷史上，是對超自然力量的敬拜。
道德（morality）：韋氏字典定義為「合於人類行為正確理想或原則的特質」。

但「正確的理想」由誰決定？個人嗎？若由個人決定，那卡薩諾瓦（Casanova）與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就都算道德——他們同樣努力活出自己的「理想」（盡量勾引或鞭打更多女人）。

「moral」一詞源自拉丁語 mos, moris，意為「習俗」（custom）。所以「在某時某地被視為道德的事」，取決於該群體流行的習俗與標準。

杜蘭的定義：**「道德是私人行為與群體所理解的公共利益之間的一致性。」**它意味著個人承認自己的生命、自由與發展依賴社會組織，並願意因此調整自己以配合社群的需要。

教會的辯護：「你們這些無知的傻瓜！」#

杜蘭虛擬一位「氣憤的樞機主教」對著「攻擊教會的不信者」開砲：

你們這些無知的傻瓜！什麼時候你們才會長大到明白：個人的安全與生存，是社會秩序的禮物；社會秩序只能透過家庭、學校、教會的影響來維持；多少法律或警察都無法取代父母、教師、神父所灌輸的道德紀律。

樞機主教預言的圖景：

父母權威被「解放」的青年拒絕。
年輕流氓讓老師日日如坐針氈。
宗教領袖被嘲笑與抹黑。
維繫生活的基督教結構被削弱。
公務員對自己的腐敗微笑。
有組織犯罪比警察與法院更強。
文學與劇場用對性的煽動讓人發狂。
你的女兒被強姦、或被性慾失控的男人勾引後拋棄。
你不敢在夜裡上街，因為怕搶劫、傷害或暗殺。

「你只能做一件事：含淚回到宗教，懇求教會把基督的愛與對活著、報應的神的敬畏放進你孩子心中。」

杜蘭的猶豫：我是「不可饒恕的無知傻瓜」嗎#

杜蘭坦誠這個論點觸動他：

他自己也曾向教會擲過石塊。
此刻他並不確定一套剝離了宗教信仰的道德準則能否壓制人類的反社會衝動。

他為自己辯護：

在《信仰時代》（The Age of Faith）與《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中試圖公允對待天主教會。
在《伏爾泰時代》（The Age of Voltaire）中以 799 頁中的 182 頁談對基督教的攻擊（因為這是十八世紀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事件）；卻在那本書的尾聲以同情的筆調為教會辯護。
「我自己始終無法確定：我是反教權的英雄，還是仍對被遺棄的舊愛偷偷懷有眷戀的情人？」

為什麼「舊愛」會被遺棄#

杜蘭主張：教會自身放棄了原本的理想。

它把耶穌無與倫比的倫理，蒙上一層複雜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教條——大多迴響保羅而非基督。
它建立起無孔不入的組織與神權警察，以國家權力監禁、沒收、殺害任何敢於獨立思考的人。
地方教士與修女仍記得（且常實踐）基督教，但教廷階層在追求「不可挑戰且無誤」的權威中忘了它。

具體的反差：

教會起於「和平之君」（Prince of Peace），曾命彼得收回劍鞘——後來卻持劍、矛、槍對付法國的阿爾比派與西班牙的猶太人。
拿撒勒卑微的木匠，被住在比多數皇帝更華麗居所的教皇取代；教皇控制的財富多於多數國家。
在壓迫者與受壓迫者之間的爭議中，教廷階層幾乎總是支持壓迫者、壓制受壓迫者。

人文主義者與人道主義者解放心智與農奴的成功，鼓舞了人們要求馴化這個教條、蒙昧、不寬容、反動的權力。

但教會衰退並非道德式微的主因#

杜蘭直接給出答案：

教會權力的削弱是諸多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
我們所謂「道德式微」最主要、最普遍的原因，是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業革命如何影響道德：

鄉村互相監視消失：個人隱身於都市群眾，鄰里輿論失效。
家庭作為經濟單位消失：在農場上，家庭是生產單位、父親是經濟領袖；工業化下，公司與雇員才是生產單位，子女財務獨立，父母權威失去經濟基礎。
婚姻被推遲：農場上經濟成熟與生理成熟同時來臨，可早婚；工業社會推遲了經濟成熟，使婚姻被推延，婚前禁慾變難。
生育動機改變：農場上妻子是經濟資產，五歲以後孩子也是；如今缺乏延後婚姻或避孕的理由消失。
避孕知識普及：把「恐懼」這道防線從婚外性行為的禁令中拆除。
工業競爭強化獲利動機與個人主義本能，破壞商業道德。
新財富讓成千上萬人能負擔祖先所負擔不起的「道德越軌」。
通訊與運輸進步：地方上的不道德與失序被廣泛傳播，刺激他處的類似行為；犯罪共謀與逃逸也更便利。
教育普及讓新世代熟悉道德準則的歷史與地理多樣性與其人為起源——這既擴大了不犯罪階層，也削弱了「神授」道德準則的權威。
科技讓戰爭去人格化，並大幅擴展了人類殺戮與毀滅的能力。

戰爭的影響#

戰爭是僅次於工業革命的第二大道德變遷因素：

為了打仗，大量年輕人被訓練使用致命武器，並被教導要熱情而問心無愧地殺人。
倖存者帶著戰爭的習氣回到平民生活，難以忍受身邊的貧富差距，把營區與戰場學到的技術與原則用到城市裡。
軍事階級的聲望與影響力上升，其無視道德的思維方式滲入政府與民眾。
說謊成為國家的主要產業，新聞與歷史被染色以煽動仇恨。

民族主義凌駕道德、推遲社會改革，並成為比任何教會都強大的宗教。

是「道德變遷」，不是「道德衰敗」#

杜蘭因此主張改變說法：

即使宗教信仰沒有被宗哲衝突削弱，道德也仍會改變。
舊有的道德準則本來就是為農業社會調校的，不可能不經修改就套用到現代工業生活的條件上。

我們應當講的是「道德變遷」（moral change），而非「道德衰敗」。當代正在以自身為代價實驗：個人自由究竟能與社會穩定、女性的保護、人身與財產的安全並存到什麼程度。

過渡期難免亂象與少數極端：

但極端往往會自我抵消為中庸。
混亂可能逼出新的紀律形式。
「強制性兩年國民役」可能就是其中一種形式，但也可能是通往威權政府的大門。

杜蘭看待今日青年：

那些「無政府主義者」（除了少數天生的浪人騎士）一旦達到經濟成熟與位置，並從成長中得到智識的視野與對人性的限制的某些了解，便多半會調適到工業與為人父母的紀律中。
「今日的激進，會是明天的自由派，更會是垂老之年裡受驚的保守派。」
「我們之中誰若真活過，年輕時不曾是個叛逆者？」

世俗倫理是可能的#

杜蘭懷抱一個合理的盼望：

美國雖政教分離，仍維持了近兩百年的穩定政府。
同樣地，工業社會也將逐漸發展出一套「世俗倫理」——隨著貧窮減輕、教育普及——其運作能與神學道德同樣有效。

「我們不該把過去世代想成比我們更道德；歷史學家不會這麼看，每一代的長者都覺得當時的年輕人已經被撒旦帶走。」

我們既已從一個壓迫式的階層權威中解放，就不應因為害怕自由而逃回「慈愛卻暴虐的母教會」（loving but tyrannical Mother Church）的子宮裡尋找窒息式的安寧。

智識作為道德的基石#

杜蘭引述自己 1917 年那本小書中的看法（呼應蘇格拉底）：

智識是最高的德性。
對智識的教育能成為自然道德的基礎。

但他也修正當年的觀點：

他承認低估了「同情」（sympathy）在道德情感中的角色——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Adam Smith）已分析過。
他承認慾望、本能、激情才是人類行為（甚至理性背後）真正的動力。

但他仍堅持把智識定義為「透過對結果的預測來協調慾望」，並把它視為「延遲反應，讓對情境的更完整知覺與更恰當回應成為可能」。智識並不主張自己是行動的來源；它是「對行動來源的和諧而有效的統一」。

一個道德教育的構想#

這樣的智識可以教，雖然難教，但能因材施教。讓青年理解一件關鍵的事是有可能的：

社會的穩定與道德自制的普遍存在，是個人安全的前提。
道德的自我約束，是個人成就與圓滿最可靠的保證之一。

「事實上，犯罪與不道德在受最好教育的階層中發生頻率最低。」

杜蘭因此設想一個具體的世俗倫理教育計畫：

從幼稚園到博士班，每週一小時道德教育課。
使用一系列由淺入深的教科書——從簡單啟蒙到由「行為端正的哲學家、神職人員、實務界人士」撰寫，再由「對說教過敏、文筆清晰」的人改寫的成熟論著。
用可讀的傳記讓課程「人性化」：孔子、佛陀、蘇格拉底、耶穌、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邁蒙尼德（Maimonides）、斯賓諾莎（Spinoza）、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杜蘭甚至夢想——所有教堂每週一小時敞開殿堂，邀請任何神學或無神學背景的人，討論在世俗世界中人類行為如何能更接近基督的理想。

道德與文明是一體的#

杜蘭以最後一段坦誠收尾：

道德永遠不會讓道德主義者滿意，因為道德本身是「不自然」的——它逆我們的本性而行。
「我們的天性配備是為了在森林與田野中過狩獵生活，而非在城市、辦公室與工廠裡過機械式的生活。」

「但道德衰退的問題必須被解決——因為歸根究底，道德與文明是一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