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談的是基督教#
杜蘭先設下範圍：
- 有些宗教（如早期佛教）原本不信「神」——例如 1967 年 3 月 31 日，南越的佛教徒反對在新憲法中加入上帝的概念。
- 他自承沒有資格談亞洲宗教。
- 但他與基督教有著深厚的個人淵源。
妻子 Ariel 笑他「脖子以下還是天主教徒」（still a Catholic below the neck），杜蘭認為這個玩笑或許不無道理。
童年的天主教教育#
杜蘭以溫柔的筆觸回憶兒時與青年的宗教養成：
- 他在麻州、新澤西的教區學校受過修女與神父的虔敬訓練，對他們留下最深的好感。
- 他至今懷念那些「謙虛的女孩」、可愛的聖母連禱（litanies of the Virgin），以及在敬愛老師帶領下、男女學生一同唱的優美聖詩。
- 他感謝在 Seton Hall 神學院與大學七年師事耶穌會教育者的歲月。
但就是在 1905 年的二年級，他自行閱讀達爾文（Darwin）與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讓他繼承來的神學「在腦中融化」。
修女與神父向他展示的，是基督教最美的一面：
- 慈愛的神、溫柔的基督。
- 仁愛、貞潔、孝順的倫理。
- 對撒旦與地獄談得很少；那些虔敬的修女或許從未聽說過宗教裁判所。
- 杜蘭因為聰明、機警、又有點調皮而成為她們的寵兒——也許她們也知道他的父母希望他成為神父。
為何進神學院、又為何離開#
杜蘭於 1909 年進入神學院，原因有三：
- 部分為了討他敬愛的 James Mooney 神父歡心——那位嚴厲卻仁慈、苦修而虔誠的「最好的神父」。
- 部分為了避免家中爆發衝突。
- 部分懷抱一個天真的希望：「讓美國的天主教會轉向與社會主義運動合作」——因為到 1906 年，他已用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夢取代了基督教信條。
「烏托邦升起，正當天堂落下。」（Utopia comes up as heaven goes down.）
到了 1911 年，他發現自己再也無法繼續假裝正統，於是離開神學院——這給父母帶來巨大的痛苦，給自己帶來多年的精神混亂與孤獨。
失去信仰之痛#
杜蘭以哀悼的口吻寫下天主教徒在信仰崩塌後的處境：
- 在青春期被深植天主教信仰的人，幾乎從未真正從信仰崩塌中復原。
- 天主教是最迷人的宗教——豐富的戲劇、詩歌與藝術，對肉體有溫柔。
- 失去信仰者或許會把這份信仰理想化，忘記其中荒謬、恐怖、不容異說的成分。
- 但他們記得的，是那讓「最簡樸的人生」也擁有意義與尊嚴的信條與儀式——把人馴化為體面，並在痛苦、喪親、挫敗中安慰了無數靈魂。
「對我而言，『上帝之死』與基督教在受教育階級中的緩慢衰敗，是現代西方歷史最深的悲劇——比兩次大戰、比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競爭都更深遠。」
杜蘭從 1906 年到 1931 年走過所有的疑惑、煎熬與「無法挽回的失落感」——多年後法國存在主義者所經歷的，他早已親嚐。1931 年他寫下《On the Meaning of Life》，向歐美知名人物追問：「上帝消失之後，人生對你意味著什麼？」
試圖把基督教讀成象徵#
為了挽留些什麼，杜蘭把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讀成「象徵」：
- 原罪（original sin）：人類繼承下來的本能傾向——好鬥、性的雜亂、貪婪。這些或許在狩獵階段是必要的，但有組織的社會需要諸多控制，以保障成員免於暴力、偷竊與性侵——「我們生來血液中就帶著祖先慾望的污點」。
- 逐出樂園：因吃了知識之樹的果實而被驅逐——預示著《傳道書》（Ecclesiastes）的陰沉警告：「增加知識的，便增加憂愁」（He that increaseth knowledge increaseth sorrow），知識能毀掉幸福的純真，也能毀掉許多撫慰或鼓舞人的幻覺。
- 亞當的「罪」：與我們很多時候一樣，是「對女性魅力與她迷醉之美的可被原諒的屈服」。
- 天堂與地獄：對杜蘭而言，不是另一世界的地點，而是今生與德性、惡行常伴的心境狀態。
- 基督：杜蘭仍能把基督視為「神性的人格化身」——除了他對母親的拒絕（〈馬太福音〉13:54-58）與幾段關於地獄的嚴厲話語（〈馬太〉13:37-42、〈馬可〉9:48、〈路加〉16:25）以外，他傳授的行為準則若被普遍實踐，「會讓即使貧窮也成為地上的樂園」。
一個「君子協定」的夢#
杜蘭曾夢想宗教與哲學能達成一種「君子協定」（gentlemen’s agreement）：
- 教育人士：不去批評樸素心靈仰賴的圖像式、安慰性信條。
- 教會（天主教、新教、猶太教）：不去妨礙專供有時間與能力處理抽象思想者的圈子與出版品中的思想自由。
歷史上有過這樣的時刻：
- 利奧十世（Leo X）治下的義大利。
-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
- 施尼茨勒（Schnitzler）與佛洛伊德（Freud）時代的維也納。
唯有類似的協定，才能讓杜蘭與「未來天主教會主導美國生活」這個趨勢和解。
對天主教在美崛起的預測#
杜蘭依據 1967 年 4 月普林斯頓大學的分析給出觀察：
- 「天主教徒妻子實際生育與預期生育的孩子，比非天主教徒妻子多 21%。」
- 雖然天主教婦女避孕使用率上升，但教育程度低者生育率高、教會審慎反對機械避孕、與天主教信眾與神職人員的團體精神，仍預示著天主教人口比例會持續上升（即使速度減緩）。
- 許多大城市已在天主教控制下；不久將擴及許多州議會；到 2100 年可能包括國會與總統職位。
- 同樣的「生育率對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的勝利」也正在法語瑞士與西德上演，越過了喀爾文（Calvin）與路德（Luther）；甚至可能在法國成立，連伏爾泰（Voltaire）都笑不出來。
那些勝利的神父，會是哪一種人？#
他們會像利奧十世（Leo X）與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那樣寬容，還是會像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與依諾增爵三世（Innocent III）那樣武斷而強勢？
杜蘭的觀察是：
- 在天主教掌握至高權力之處（西班牙、南美），它今日仍是不寬容的。
- 在被其他宗教、世俗教育、或科學威望牽制之處，它支持並需要寬容。
- 但科學的威望可能被一場前所未有的殘酷戰爭摧毀，州立大學世俗教育的獨立性也將漸漸被天主教化的州議會限縮。
他注意到具體的案例：
- 美國對教育的聯邦資助，曾因天主教的影響而停滯，直到總統與國會同意把資助延伸至天主教學校與大學——這似乎抵觸了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
- 教會財產免稅同樣有違憲之嫌：實質上是政府資助宗教，並把更多稅務負擔轉嫁到納稅大眾。
- 美國教會的免稅財富正以一個速率增長，下個世紀可能重演 1792 年法國的危機——「政府收不到足夠的稅，民眾卻被苛重稅負壓得喘不過氣，廣大的教會地產卻享有免稅地位。」
「上帝之死」被誇大了#
杜蘭最後給出一個令人玩味的轉折：
- 他認為「上帝之死」一說被誇張了，正如馬克·吐溫（Mark Twain）那則「我死亡的消息被嚴重誇大」的名言。
- 即使在雙胞胎之間，人天生的能力也不平等；於是地位與財產的不平等不可避免——除非有徹底廢除自由的獨裁，而那種獨裁不會持久。
- 太平時期生活水準會上升，但最不富裕的國家與階級（即使比過去世紀的同類好得多），仍會抗議自己被排除在富者的擁有與特權之外。
在歷史上，這些「弱勢」的國家與階級，總是從超自然信仰中尋求慰藉——把自己與神祕力量聯結來提升尊嚴，並以「來世更好」的盼望來緩解貧窮的刺痛。慢性疾病、殘障、悲傷也能像貧困一樣產生這類信條，社會的傳承又能讓它們即便在富裕國家中也綿延不絕。
「超自然宗教所履行的功能太多——懷疑論者必須學會與它和平相處，只盼望從基督身上發出的那愛，能最終勝過權力化信條中那令人畏懼的不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