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是全書最具爭議的一章。沃弗（Miroslav Volf）在暴力世界中為人的非暴力論證，同時主張必須容許「上帝對拒絕被治癒之惡的審判」（神聖暴力）。「人的非暴力之實踐，預設了對神聖義怒的信仰」——這是他從前南斯拉夫戰場帶回的神學結論。
被釘的彌賽亞 vs. 騎白馬的勇士#
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彼拉多問耶穌：「真理之國會來嗎？」耶穌答：「會的，元首。」彼拉多瞬間以驚怖的吼聲說：「永遠不會來！」
在彼拉多的世界中，「真理與公義是凱撒之劍的果實」；在耶穌的國度中，「真理與公義是凱撒之劍的替代品」。耶穌談真理與公義，「根本是衝著凱撒統治的支柱而來——衝著他的真理與公義的根基」——耶穌「必須死」。
「分工」的試探#
「布爾加科夫的彼拉多值得我們同情——不是因為他是位悲劇性的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不比他好到哪去。我們可能相信耶穌，但我們不相信他的想法——至少不相信他關於暴力、真理、公義的想法。」
我們本能地分工：
- 被釘的彌賽亞——適用於「我們靈魂內在世界」——擔當罪、安慰受苦者；
- 騎白馬的勇士——適用於「外部具身世界」——使我們意志堅定、手臂有力、刀劍鋒利。
「我們會相信『那位被釘的』，但我們想要與『那位騎馬者』一同行軍。」
真正的問題#
在不能立即帶來上帝之國的世界中：
「我們的問題不能是『真理與公義的國度是否應當取代凱撒的統治』——應當，越快越好。我們的問題必須是：在真理與公義之國缺席之時，如何在凱撒的統治下生活。」
理性對抗暴力（啟蒙的失敗）#
引托爾敏（Stephen Toulmin）《宇宙城邦》（Cosmopolis）：笛卡兒「發現」一條取得知識的正確方法的時代，「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軍隊正以武力證明神學優越性」——啟蒙的理性方法是對「因宗教教條主張而起的暴力」的回應。
「文明化過程」的神話#
引埃里亞斯（Norbert Elias）《文明化的進程》：現代社會的相互依存性與國家對暴力的壟斷，本應減少暴力。但這只是一個「幼稚的神話」：
「國家對暴力的壟斷不必然減少暴力本身，只減少不規則的暴力。」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內部和平化」總是與「國際間互動的徹底軍事化」相隨。
埃里亞斯在 1939 年（大屠殺正在醞釀）寫下文明進程論——這本身就是諷刺。
鮑曼：大屠殺是現代性的「合法住戶」#
鮑曼（Zygmunt Bauman）《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大屠殺不是現代性家中的外來闖入者，而是合法的住戶——確實，**它在任何別的家中都不會自在**」。
「工具理性與其現代化、官僚化的制度形式」使大屠殺式的解決方案不僅可能，而且「極度合理」。文明本身是深度曖昧的過程。
戰爭中的民族、好戰的神#
非西方世界宗教作為政治力量強勢復甦。庫恩（Hans Küng）的口號：「沒有宗教間的和平，就沒有國家間的和平」——但沃弗質疑此說。
「**究竟誰在打誰的仗？**民族在為好權的神打仗，還是神在為好戰的民族打仗？……神大多是吃虧的一方——他們所為其『卑微信徒』打的『骯髒活兒』，遠多於信徒為他們所做的。」
「信奉同一神祇、同一宗教的人，仍會互相廝殺至滅絕」。重要的不是「宗教間的和諧」，而是「每個宗教的內在性格」——它的神有多容易被捲入信徒的衝突？「若每個宗教都鼓吹非暴力，則它們之間即使在信念與實踐上有分歧，也很難被指控為共同助長戰爭」。
「沒有原則性地主張『絕對不可以宗教為暴力背書』，宗教意象與宗教領袖將繼續被政客與將軍為其暴力所利用。」
宇宙恐怖：對基督信仰的批判#
德勒茲（Gilles Deleuze）批判啟示錄的「宇宙恐怖」——
「新耶路撒冷不是集中營（敵基督），它是新國家的軍事、警察、民事保安系統（天上的耶路撒冷）」——啟示錄「勸服我們：最糟的不是敵基督，而是那從天降下的新城市，那聖城」——「任何半智慧的啟示錄讀者，都會感到自己已經置身於硫磺火湖中」。
德勒茲的兩個理由：
- 全面性、極權主義：「人們被沉浸於完全可見的場域」——傅柯所述的「全景敞視監獄」。
- 新耶路撒冷光輝的代價是宇宙性的毀滅：「他們將為復仇而咒詛整個世界毀滅」——還要把這種「死亡意志」稱為「公義」和「聖潔」。
沃弗對德勒茲的反駁#
德勒茲提議：廢除主體→廢除判斷之邊界→廢除恐怖。沃弗反駁：
- 「不能在不確認『我』的同時，否定『我』」（麥金太爾的觀察：德勒茲無法把「他自己從哪個自我所說出來的」這個說話者納入其哲學敘事中）。
- 「沒有邊界就只有混沌」——無數流彼此交融、向所有方向流動的，根本就不流動。
- 即使前兩步成功，廢除判斷不會帶來自由，反而帶來無判斷的恐怖——「頭顱滾落，但你既無法說出何時、何地、為何」。
「**德勒茲提出的嚴肅挑戰是：我們能否擁有對恐怖的終極判斷，而不陷入判斷的恐怖？**基督信仰能否同時肯定關於真理與公義的審判、又否定暴力？」
打破暴力的循環#
沃弗指出十字架打破暴力循環的四種方式。
1. 吸收暴力#
「耶穌透過作為無辜受害者承受暴力，把迫害者的攻擊承擔在自己身上——他藉吸收暴力打破其循環。」
「他拒絕被吸入復仇的自動機制」——不是把自己交由他者隨意處置的自我否認，而是「拒絕被仇敵的暴力姿態之重複所困、被重塑為他們的鏡像」的自我主張。
2. 揭露代罪羔羊機制#
吉拉爾（René Girard）《代罪羔羊》（The Scapegoat）：福音書「從受害者的觀點寫成」，揭露代罪羔羊機制。
但沃弗修正：耶穌不是任意被選的受害者（如吉拉爾所說）——「在欺騙與壓迫的世界裡，他的無辜——他的真誠與公義——本身就是足以被仇恨的理由」。
3. 為上帝的真理與公義鬥爭#
「單純消極的非暴力是貧瘠的——它不敢『越界』進入恐怖系統的領地」。
「最壞的情形：壓迫者可以安全地忽視它；最好的情形：他們會看到自己被它間接地正當化了。」
「非暴力要變得有意義，必須是更大規模對抗恐怖系統的策略之一部分。」
耶穌的公開事工是「對神國的宣告與實現」——這「從來不是純粹的設立行動，而是已經越界進入他者所佔據的空間」。「對撒旦之國（欺騙與壓迫之國）的積極反對」與「對神國的宣告」不可分離。
4. 神聖擁抱欺騙與不義者#
「赦免不是『假裝罪不存在』」（反對 John Milbank）。
「讓我們暫停真理與公義，你就無法救贖世界——你必須讓它保持原狀。……在罪實際存在的時候，假裝它不存在，等於過著彷彿世界已被救贖的生活，而實際上世界並未被救贖。」
「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哥前 15:3）的核心命題——上帝承擔了世界的罪，「對欺騙世界說出真理、在不義世界中使公義登基」。「因為新世界已在被釘且復活的基督裡成為實在……才有可能在舊世界中以無償的赦免生活新世界，而不放棄為真理與公義的鬥爭。」
「只有那些願意如基督在十架上所做的，擁抱欺騙與不義者，才能將理性與論述用作和平之器而非暴力之器。」
騎白馬的勇士：神聖暴力的位置#
啟示錄中「用大鐵杖管轄列國」、「踐踏全能上帝烈怒的酒醡」的騎白馬者——是耶穌的「復仇的另一面」嗎？
為何不能用「象徵化」逃避#
試圖以「他的劍是『神的道』」來免除啟示錄對神聖暴力的肯定，是不可信的——「神聖話語的暴力與字面寶劍的暴力同樣致命」。「我們必須要嘛拒絕騎馬者的暴力，要嘛找到方法理解它；我們無法否認它」。
為何需要神聖暴力？#
「啟示錄的審判神學背後的假定是：對於那些堅持要繼續作野獸與假先知的人，沒有任何力量強到能改變他們。」
「陷入暴力混沌中的他們，自己產生了正當化的『理性』與『美善』，已變得對上帝真理與美善的引誘無法觸及。」
「對不義的義怒是極度政治性的情感」（阿斯曼 Jan Assmann）——「對不義無能感到憤慨，是非政治性態度的徵兆」。
「不感到憤慨的上帝會是不義、欺騙、暴力的同謀。『友善』的上帝是自由主義想像的虛構——把自身對美善、自由、社會行動者理性的幻想投射到天上的結果。」
為何審判？不是「應得」的問題#
「上帝將要審判，不是因為上帝給人應得的，而是因為某些人拒絕領受『無人應得』的恩典——若惡人經驗到上帝的恐怖，那不是因為他們犯了惡，而是因為他們抵擋到底，拒絕了被釘者張開雙臂之愛的有力誘引。」
上帝的耐心：對誰昂貴？#
「上帝的耐心是昂貴的——對上帝來說沒有那麼貴，對無辜受苦者來說卻最為昂貴」——啟 6:10 寶座下的眾魂：「主啊，聖潔真實的主，祢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要到幾時呢？」「等候惡人的悔改，就是讓受苦繼續」。
王座中央的羔羊#
啟示錄最驚人之處：「在寶座中央——保持整個寶座與整個被寶座統治之宇宙的——是『被殺』的羔羊」（啟 5:6；7:17；22:1）。
「坐在寶座上者的核心是十字架。將要來的世界由那位在十字架上承擔暴力以勝過敵意、擁抱仇敵者所統治。羔羊的統治不靠『寶劍』而靠『傷痕』；其目的不是奴役，而是使人『作王，直到永永遠遠』（22:5）。」
十字架還是寶劍？#
關鍵問題：「誰來執行對「獸」與「假先知」的暴力？」——啟示錄與整個新約只提到一位：上帝。
「模仿神」的危險#
有一派神學家主張「神聖行動與人類行為的直接對應」——若你的神參與戰爭，你就會成為戰士。沃弗反駁：
「有一個比『模仿上帝』更先的義務：『不渴望成為上帝』——讓上帝是上帝、人是人。沒有這個守護神性的義務，『模仿上帝』就會空無內容——因為我們的上帝概念不過是『我們現在的樣子或我們渴望的樣子』的鏡像。」
「神聖暴力的壟斷」（God’s monopoly on violence）#
聖經傳統「有些事只有上帝可以做」——其中之一就是行使暴力。以色列「沒有將神聖義怒世俗化、轉移到王身上，而是把王的義怒『神學化』，從地上轉移到天上」（阿斯曼）。
新約「激進化」了這個過程，「至少對基督徒而言，宣告上帝對暴力的壟斷」——「基督徒不是拿起劍跟隨騎白馬者，而是背起十字架跟隨被釘者」（彼前 2:21-23）。
神聖義怒：人類非暴力的必要前提#
「對歷史終末神聖正義審判的確信，是中途放棄暴力的前提。神聖審判系統不是人類恐怖統治的反面，而是人類非暴力的必要相關項。」
引猶太學者阿特蘭（Henri Atlan）：「就為了對抗暴力而訴諸上帝而言，求助於『暴力的上帝』比『愛的上帝』可能更省力——更有效、更不危險」。「暴力的神學化是非暴力政治的前提」。
流動戰場的測試#
想像一下：你在戰區發表演講（這正是本章原稿的場合）。聽眾是「城鎮村莊被劫掠焚毀、姐妹被強暴、父兄被割喉」的人。
你的論題：基督徒對暴力的態度。「我們不該反擊，因為上帝是完全的、非強制的愛」。
你很快會發現：「這個論題需要郊區家中的寧靜——被警察與軍力保護的寧靜——才能誕生。在被無辜者鮮血浸透的焦土上，它必然死去」。
戰爭的前景，和平的前景#
德國作家恩岑斯貝格（Hans M. Enzensberger）以希臘神話薛西弗斯滾石上山，作為對和平的悲觀比喻。「這石頭就是和平」。
但聖經願景比恩岑斯貝格更具盼望——以賽亞 11：「狼必與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這是我們世界的願景；脫離不義與毀滅、和平而非恐怖擁有最終話語的世界」。
比薛西弗斯更難的任務#
「比薛西弗斯的滾石上山更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被釘的彌賽亞。
確信上帝的公義、被上帝同在所支持，基督徒應「拒絕被吸入復仇的自動機制以打破暴力的循環」。
「他們愛仇敵的嘗試，極可能讓他們終結在十字架上。但所付出昂貴代價的非報復之行動，常常成為種子，從中生長出五旬節和平的脆弱果實」。
對例外的承認#
「可能在一個暴力的世界中，徹底的非報復與非暴力無法持續——暴君可能需要被拉下王座，瘋子的暴行需要被阻止。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參與刺殺希特勒就是著名例子。
但「若有人決定穿上士兵戎裝而非背起十字架，他不應在那敬拜被釘彌賽亞的宗教中尋求合法化——因為在那裡，祝福不是給暴力者，而是給溫柔的人（太 5:5）」。
結語#
「如果他們屈服於這種試探，就應放棄將自己的基督信仰版本免於『助長暴力之共謀』的指控。當然，他們可以指明宗教象徵只應為『正義戰爭』所用——**但給我看一個交戰方不認為自己的戰爭是正義的吧！**簡單邏輯告訴我們：他們之中至少有一半必然是錯的**。」
「全都對等於全都錯——也就是說，恐怖將以那些已無法與魔鬼分辨的神祇之名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