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追問：基督徒應如何與自己所處的文化建立關係？沃弗（Miroslav Volf）的核心命題是「距離（distance）與歸屬（belonging）並存」：唯有在基督裡與自身的文化拉開距離，我們才能真正屬於它而不被它奴役。這條進路由四個步驟展開——共謀、離去、不離開地離去、大公性與合一性。

共謀：教會為何成了文化的回音#

沃弗從薩依德（Edward W. Said）《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的洞見開場：那些他所敬佩的英、法藝術家，鮮少質疑「劣等種族」之說。藝術家本應是文化的良心，卻成為其精緻的回聲。

教會的處境更尷尬——基督徒在帝國進程中同樣有「共謀」（complicity）的歷史：對殖民、對種族、對族群分裂的默許。

法農（Frantz Fanon）批評殖民地的教會是「外國人的教會」；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則指出，教會對「猶太人與希臘人、奴與自由、白與黑」的福音宣告，常聽起來像諷刺，甚至偽善。

衝突情境中教會的失能#

普雷姆達斯（Ralph Premdas）的跨國實證研究顯示：

• 社會的群體敵意完全反映在教會與信徒身上；
• 神職人員雖被請來居中調停，「和解的動力很快就在最初的努力後蒸發」；
• 失敗的核心原因：教會與文化群體相互鎖合，捲入政治動員與培育出的偏執。

最危險的狀態是「文化身份的神聖化」（sacraliz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把謀殺改寫為敬虔之舉，加害者反以「信仰的捍衛者」自居。

鹽失了味，向何處轉？#

「鹽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沃弗指出，問題不在於我們離開了文化，而是在文化中失去了鹹味。轉向之道：

在「距離於文化」與「歸屬於文化」之間建立適切的關係。

這是本章的核心命題。沃弗以兩個聖經敘事展開：亞伯拉罕的呼召（離去）與保羅的重新詮釋（不離開的離去）。

離去：亞伯拉罕的革命#

基督信仰的源頭是亞伯拉罕。但保羅在強調他的「信」之前，創世記先記載他「出去」（創 12:4）。

• 神對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地上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 亞伯拉罕面對兩個選擇：留下，安穩地無足輕重；或離去，冒險而為萬族的祝福。

亞伯拉罕革命的核心：「為了那位屬於眾家、眾族的上帝，砍斷與祖傳神明的連結。」這個「離去」與他的信心同樣使他成為「我們眾人的祖先」。

一神論與文化的相對化#

紐斯納（Jacob Neusner）指出：偉大的一神論傳統都堅持「文化與族群的次要性」，組成跨民族、跨族群的超越性群體。對亞伯拉罕子孫而言：

• 最終效忠只能歸給「全地萬族的上帝」，不歸於任何具體的國家、文化或家族的地方神明。
• 一神信仰意味著上帝的普世性；普世性又意味著對任何文化的超越。

兩種反對意見#

亞伯拉罕的「離去」可能受到兩面夾擊：

沃弗指出：「新意、抵抗、與歷史都要求超越。」沒有離去，就沒有作為朝聖民族的歷史的開端。

不離開地離去：保羅的轉化#

保羅與亞伯拉罕不同：他沒有「信主的妻子」、沒有民族、沒有土地。他堅持族譜的宗教無關緊要，唯獨信心足夠；他的視野是整個世界。

普世性與文化特殊性的張力#

引用波雅然（Daniel Boyarin）《激進的猶太人》（A Radical Jew）：保羅作為一位多元文化中的雙文化公民，繼承了一個深刻的兩難——

• 信奉獨一上帝意味著相信全人類同為這位上帝的祝福對象；
• 但要享受這位上帝的完整祝福，又必須加入某個特定部落。

保羅的三步解答（依 N. T. Wright 整理）#

1. 相對化妥拉：為了獨一上帝的緣故。妥拉本身無法形塑被信仰一神所要求的「合一人類大家庭」，因此它雖重要，不再是進入聖約的必要條件。
2. 拋棄族譜：為了平等的緣故。應許「必須因信」，才能「按恩典」臨到所有人——不致有人「因種族按權利」承受。
3. 擁抱基督：為了萬族的緣故。被釘且復活的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在祂裡面「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男的、女的」（加 3:28）。

統一的根基：被釘十架的具體身體，不是抽象的「一」#

波雅然指控保羅以「靈/肉二元」消除差異。沃弗反駁：保羅所立的「那一位」並非無形的超越者，而是「被釘且復活的具體基督」。

「合一原則有一個名字，這個名字指向一位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具有身體的位格。」

保羅將合一與普世性奠基在「上帝彌賽亞那受苦身體的醜聞性具體性」之上——這使他與柏拉圖主義式的「無差異普世精神」根本不同。

兩個關鍵意象：十字架與基督的身體#

• 十字架：基督把不同的「身體」合為一個身體，不是憑單一意志或律法的壓制，而是憑自我獻出的受苦。仇恨（不是差異）才是隔斷的牆，而仇恨「只能透過自我獻出被殺死」。
• 基督的身體（哥前 12:12-13）：在聖靈裡受洗成為「差異化的身體」——猶太人與希臘人、女性與男性、奴與自由——並非把眾人化約為無差異的本質。

「保羅的轉折不是從身體的個別性走向精神的普世性，而是從彼此分離的眾身體走向彼此關連的眾身體所構成的同一身體。」

「離去而不離開」的革命#

保羅的版本剝除了亞伯拉罕模式對土地、譜系與外在遷徙的依賴：

• 每個文化可以保留其特殊性；但沒有一個文化可以保留其部落神祇——宗教必須去族群化，族群才能去神聖化。
• 「離去」不再是空間範疇，而是發生在「自身所處的文化空間之內」。
• 既不是現代式的「建造新天堂」，也不是後現代式的「永不回家的不安流動」；它總是同時是距離與臨在、勞苦與安息。

不是形成第三個族群（如早期護教者 Aristides 所說的「第三種人」），而是「內在於文化的差異」（internal difference）——基督徒以一隻腳穩穩立在自己的文化中、另一隻腳跨在上帝的未來裡。

沒有距離的歸屬與沒有歸屬的距離#

兩者皆有致命危險：

• 無距離的歸屬會走向毀滅：「我堅持自己作為克羅埃西亞人的排他身份，想把所有人改造成我的形象，或從世界中清除」。
• 無歸屬的距離會走向孤立、走向反依賴——當我否定克羅埃西亞身份，只是為了更強烈地肯定某個「反克羅埃西亞」陣營的身份，最後又回到「無距離的歸屬」。

土地（land）變成了世界（world）——保羅把 12:1 的應許在羅 4:13 中改寫，使猶太信仰「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宗教」。亞伯拉罕走出去後活在「猶太民族的同一身體」中；基督徒「離去而不離開」，活在「基督的同一身體中所容納的多個民族的身體」裡。

大公性與合一性：距離的兩個正向功能#

距離不僅是分離；它有兩項建設性功能。

第一項功能：為他者騰出空間（大公人格）#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哥後 5:17）。聖靈打破我們自我封閉的世界，把我們塑造成沃弗所稱的——

「大公人格」（catholic personality）：一個被他者豐富的人格、一個因多重他者在其中以特定方式被反映而成為其所是的人格。

「你不只是你；他者也是你的一部分。」

這呼應出兩層的「大公性」：

• 大公人格需要大公共同體：每個地方教會都是「大公共同體」，因為其他文化中的眾教會皆構成它身份的一部分。
• 大公文化身份：薩依德指出「所有文化都是混雜的」（hybrid）——聖靈的距離鬆動我們對自身文化的執著，使我們欣然接受其流動性與必然的混雜性。

第二項功能：對每個文化中的惡發出判斷#

大公人格不是無底線的接納，否則就荒謬了。判斷必須繼續存在——「沒有判斷就沒有新創造」（啟 20:10；21:4）。

判斷必須先從上帝的家起首（彼前 4:17）——從自我與自身的文化開始。

真正的大公人格必須同時是福音性人格（evangelical personality）：被引向悔改、被福音塑造、參與世界的轉化。

福音性人格需要合一群體#

沃弗仿效《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的形式，提出一份對抗「新部落主義」的合一宣告：

「祢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歸於上帝」（啟 5:9）；「不分猶太人、希臘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 3:28）。

「我們拒絕這虛假的教義：彷彿教會可以將對所居文化與所屬民族的效忠，凌駕於對其他文化、其他民族中同侍奉一主耶穌基督的弟兄姊妹之上。」

唯有透過其他文化中基督徒的眼睛重新閱讀「上帝的話」，才能確保自身文化沒有壓制基督的聲音。巴門對基督主權的委身，必須以對基督合一群體的委身來補足。

兩個可預見的反對意見#

下一章將分別回應：

• 反對 1：「混雜的身份」——是否身份的維持本身就需要邊界？我們不該對外來事物關上門嗎？
• 反對 2：對「光明與黑暗」的區分——是否會把不喜歡的對方妖魔化？

沃弗預告：對 1 是有道理的、對 2 則不可避免。下一章將處理這兩個關鍵問題——「排斥」（Exc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