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的選舉與施政結果凸顯了一個問題：透過民主制度勝出的候選人，往往並不具備適當的治理能力；而治理能力不足卻贏得選戰的人，又容易有來自選票的盲點，自以為無所不能。本文要談的，正是這個問題與一個可能的解法——建立超然獨立的「國家治理能力」培訓機構。

我的文章甚少談政治，因為我是個正牌的「芋頭蕃薯」，常自認是中間選民，好朋友藍綠都有、兩岸兼容，為避免爭議盡量不寫政治。多年下來，每個圈子都演化成「同溫圈子」，只要知道圈子的顏色就不怕說錯話。朋友笑我「牆頭草、風吹兩面倒」，但這身分也有好處：雙方立場我都能理解、都聽得進去，也覺得都有道理。

連我那超過半世紀情誼的初高中「綠色」同學會，最近也因挺柯反柯、地方選舉慘敗而常起「茶壺裡的風暴」。幸好革命感情夠堅強，爭吵白熱化時總有沒喝醉的同學跳出來打圓場——台灣喝酒文化中最被詬病的「勸酒」，此時竟發揮了正面作用：酒杯一舉、大喊「來來來」，一杯下肚立刻換話題，「同學同志」情誼依舊。

扶老攜幼排隊投票#

二 ○ 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起了個大早，做完運動後十點趕到投票所排了一個多小時，盡了公民義務，下午又趕去台大管理學院為 EMBA 基金會演講——即使是投票日，仍來了近三百人聽「企業致勝與企業文化」。

早上排隊的長龍中，不乏白髮蒼蒼、拄拐杖、坐輪椅的長者，也有攜子帶幼的年輕夫妻，頂著大太陽一邊排隊、一邊和熟人打招呼、一邊跟孩子解釋什麼是民主投票。奇怪的是，排隊時反而沒人在談藍綠統獨。這場號稱蔡英文政府「期中考」的地方選舉，最終以執政黨慘敗收場。

領導國家和經營企業，是同一回事#

從蔣經國以降，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台灣經濟發展每況愈下，民怨日深，許多人問：「台灣式民主是不是出了問題？」

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台灣不流血的民主化更是全球典範。問題不在「制度」，而在「人」——就如企業由盛而衰，癥結在「策略」「管理」「價值觀」的失誤，而這三者都由手握權力的人決定。

《禮記．禮運大同篇》早就提到治理要「選賢與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選出人品道德與治理能力俱佳的人。

• 人品道德：人難免有七情六慾、難避「貪瞋痴慢疑」五毒。即使選舉時沒問題，也不保證權力在握後不變質，必須靠輿論與制度監督。
• 治理能力：這是影響國家興衰、尤其經濟發展的關鍵。它如同企業經營能力，並非與生俱來，必須經過學習、培養與歷練。

「大陸的人才在政府，台灣的人才在企業」#

一九八七年開放兩岸探親後，我一位企業界前輩立即赴大陸考察一個月，走訪北京、上海、廣州與幾個二線城市，接觸政府官員與國企領導。他回台後，對兩岸人才比較的總結讓我印象最深：

中國大陸的人才在政府，台灣的人才在企業。

當時我印象深刻，卻不太明白其中道理——總覺得大陸是計劃經濟、一切國有，能當政府領導的肯定是菁英中的菁英；而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靠的是台商在全球打拚，企業家當然也是菁英。

兩岸政府的人品與治理能力對照#

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成長、民生大幅改善，但貪腐如影隨形。習近平上台後加強打貪，貪腐的層級與規模一再刷新紀錄。

大陸領導的問題出在人品道德（或可歸咎於文革與價值觀淪喪），但改革開放、經濟成長的成果，則源自官員強大的治理能力——而這來自重視培訓、逐步提拔的工作歷練。

• 一黨專政下，大陸政府與國企有「雙軌管理」：行政職由國家行政幹部管理學院培訓，黨組織職由黨校、團校培訓。
• 早在一九九六年就為政府與國企領導開設 MBA 課程，內容含大量最新經營管理實務與理論，連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競爭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y）、《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都排在課程裡。
• 官員的提拔晉升宛如企業，除工作單位考核推薦外，還要經共產黨組織部考核監督，確保循序漸進的培訓與歷練。

台灣：公務員升遷也遵循類似模式，但地方與中央首長、議員、立委是經民主選舉產生。

對首長的人品道德，有輿論與監管制度把關，選舉期間更成攻防焦點，於是抹黑、造謠、假新聞層出不窮。但治理能力反而不受選民關注——選戰一贏就能一步登天，施政方向與政見成了不重要的陪襯。李登輝之後首長政績不振、經濟下滑，都與治理能力、培訓、歷練不足大有關係。試想：一個跨國企業若由毫無訓練歷練的人來當董事長，風險有多大？何況是一國總統或一市市長。

台灣應重視、培養治理能力#

大陸那套「考核、提拔、晉升」的模式只有一黨專政才辦得到；台灣是民主國家，首長必須民選，不可能照搬。但政黨可以學習企業培育人才的方式，提升自家推舉人選的治理能力。

如今大學名校紛紛成立 EMBA，連公協會、媒體、人資、審計、顧問等公司都成立「商學院」「CEO 學院」為企業培訓接班人才。可是關係國家發展與萬民生計的總統、縣市首長候選人，其治理能力卻沒得到應有的重視，豈不奇怪？

北農前總經理吳音寧因未受過企業經營訓練，被封為「年薪兩百五十萬的實習生」——原因正是政治任命。政治任命不會把治理能力灌輸給被任命者，選票也不會把治理能力灌輸給勝選者；相反地，選票往往使勝選者自我催眠，真以為自己無所不能。

組閣與創業團隊#

我一再強調：創業與就業的差別，在於「就業是靠自己的長板，創業則是玩自己的短板」。

勝選的首長可透過組閣延攬人才、補強治理能力，就像創業者組建團隊。但先決條件是：自己必須具備一定能力，並清楚知道自己的短板，才能找到與自己專業、資源、個性互補，又有共同價值觀與願景的成員。治理能力不足卻勝選的人，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短板，以酬庸方式組閣，導致施政失敗、忽視民意、無法連任。

補救之道#

民主制度下，人品道德有輿論與制度監管，但同樣重要的治理能力卻被忽視。若台灣能由獨立於政府與政黨之外的機構，比照企業 EMBA 組織「國家治理能力」培訓課程，並獲政府、政黨、社會支持，要求參選人都須經過培訓與認證，民主選舉制度的風險必將大幅降低。

結語#

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九一年國大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立院全面改選、一九九六年首次總統直選——台灣由威權進入民主已近二十三年，早已過了「有」的階段，卻仍稱不上「好」。

我對這次大翻轉的解讀是：選民已對「好不好」的爭辯厭倦了，他們真正關注的是——民主選舉制度對經濟發展與民生「有沒有效」。而有沒有效，歸根究柢在於政黨是否推出「賢」與「能」的候選人。過去二十多年，兩黨始終陷在意識型態與人品道德的漩渦裡，卻忘了「有沒有效」的另一關鍵：候選人有沒有治理能力。

三十多年前前輩說「台灣的人才在企業」，當年的企業人才如今垂垂老矣卻仍緊握資源不放；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政黨政治裡。企業界已認識到人才培養與接班攸關生死，所以 EMBA 如雨後春筍——唯有透過學習、培養、歷練，才能出現禁得起考驗的人才。

在華人世界裡，台灣是唯一擁有傲人民主選舉制度的地方。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們能驕傲地對全世界說：「台灣的人才，不僅在企業，也在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