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也會老化、需要更新#
「每一代都需要一場新革命」——這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晚年的結論。同時代的德國詩人歌德（Goethe），雖然立場保守，也在老年寫下：「Vernunft wird Unsinn / Wohltat, Plage」（「理性變成胡說，恩澤變成折磨」）。
兩人都在抒發對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遺產的失望。但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認為，他們的話放在 150 年後的今天同樣適用——當年為真正貧弱者設計的福利國家，現在已成「人人都有的權利」、且日益成為生產者的負擔。
制度、系統、政策最終都會像產品、流程與服務一樣失效——目標達成時會失效，目標未達成時也會失效。機械可能還在運轉，但其設計時依據的假設已不再成立——例如過去百年所有已開發國家健保與退休制度的人口假設早已失效。這時，理性確實變成胡說，恩澤確實變成折磨。
革命不是答案#
自傑佛遜以來，我們已學到「革命」並非解方——它無法被預測、引導或控制；它把錯的人推上權力；結果可預測地與其承諾相反。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 1830 年代就指出：
- 革命不會拆毀舊政權的監獄，只會把它們擴大。
- 法國大革命最持久的遺產：法國全境陷入無法控制的官僚體系、政治經濟藝術全部集中於巴黎。
- 俄國革命：給農夫帶來新的奴役、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以及僵化腐敗壓抑的官僚——正是俄國自由派與革命者最常譴責的沙皇特徵。
- 毛澤東陰森的「文化大革命」也一樣。
「革命」是 19 世紀最普遍、今日最被否證的迷思——它不是成就與新黎明，而是「衰老、思想與制度破產、自我更新失敗」的結果。
但人造的理論、價值與器物確實會老化僵化、變得過時、變成「折磨」——所以社會也需要更新機制。
創業精神就是答案#
創業與創新「不在『連根拔除』，而在『一步一步』」——這裡一個產品、那裡一項政策、彼處一個公共服務。它們聚焦於這個機會、那個需要；它們是試探性的，若無預期效果就會消失。它們是務實而非教條，謙虛而非宏大。
正因如此，它們才能保持任何社會、經濟、產業或公共服務的彈性與自我更新能力——達成傑佛遜希望透過革命達成的目標，卻不需流血、內戰、集中營或經濟災難，而是「有目的、有方向、可控制」地達成。
我們需要的是「創業社會」（entrepreneurial society）——其中創新與創業是常態、穩定且持續的活動。正如管理已成為一切現代機構的特定器官、組織社會的整合器官，創新與創業必須成為組織、經濟與社會中維持生命的內建活動。
哪些政策行不通#
杜拉克首先要釐清「目前流行但行不通」的政策：
計畫經濟式的「規劃」與創業社會不相容#
「規劃」（planning）作為一般理解的東西，與創業社會與經濟根本不相容。創新確實要有目的、創業確實需要管理，但創新依其本質必須是分權的、特定的、即時的、自主的、微觀經濟的——它從小處、試探性地、彈性地開始。
創新機會在現場、在低層、在偏離常態的細節中——而非在規劃者必須處理的龐大總和統計中。等到偏離達到「統計顯著」可被規劃者看見時，早已太遲。創新機會不是隨颶風來的，是隨微風的呢喃而來的。
系統性放棄（Systematic Abandonment）#
過去二十年最重大的世界觀轉折之一是——政府政策與機構是人造的，並非神授，因此終會過時。但政治仍預設政府所做之事根植於人類社會本性、因此「永遠存在」。結果至今沒有政治機制能淘汰過時、無生產力的政府事物。
美國近年的「日落條款」（sunset laws）規定政府機構或法律若不被特定再立法即自動失效。但實際上仍未奏效——原因有：
- 沒有客觀標準判定何時失能。
- 沒有有組織的『放棄』流程。
- 最重要的是：**我們還沒學會發展「替代方法」**來達成原本機構/法律設計的目的。
如何讓「日落條款」真正有意義並能落實，是擺在我們面前最重要的社會創新之一。我們的社會已準備好了。
對個人的挑戰：持續學習與再學習#
在創業社會中，個人面對巨大挑戰，也是巨大機會：持續學習與再學習。
過去：學習止於青年#
傳統社會假設人到 21 歲（最遲到成年）就完成學習；之後一輩子持續應用所學。傳統學徒制、工匠、專業、教育系統與學校都建立在這假設之上——至今依然如此。雖有少數例外（藝術家、學者、禪僧、神祕主義者、耶穌會士不斷再學習），但稀少到可被忽略。
創業社會：例外成為典範#
在創業社會，這些「例外」反而成為典範。正確的假設是：個人在成年之後仍將不斷學習新事物，且不只一次。21 歲時學的東西，5 ~ 10 年後將開始過時，必須由新學習、新技能、新知識替換或更新。
這意味著：
- 個人必須為自己的持續學習與職涯負責——不能再假設小時候學的東西是「終生地基」，它只是「起跳台」（launching pad）。
- 不再有「進入一個職涯然後沿著明確路徑前進」這回事；個人將在工作生涯中找到、決定並發展多個職涯。
- 教育水準愈高，職涯愈具創業性，學習挑戰也愈大——木匠也許還能假設學徒時的技能 40 年後仍管用；醫師、工程師、冶金、化工、會計、律師、教師、經理人最好假設15 年後要掌握的技能、知識、工具會是新的、不同的，而且很可能在做新的不同的事、走完全不同的職涯。
在這件事上，傳統、慣例、公司政策只會是阻礙而非助力——只有自己能負責。
教育也面臨重塑#
當今全球教育系統大致是 17 世紀歐洲所建構出來的，雖有許多增補，基本架構仍是三百多年前的設計。
- 學齡前用電腦也許只是潮流，但從小看電視長大的四歲孩子，期待、需要、回應的教學法早已與五十年前完全不同。
- 80% 的大學生需要博雅教育——但 19 世紀版的 17 世紀課程已不再適用。若不更新，「博雅教育」這個概念可能整個失落，社會將墮入純職業化、純專門化，最終威脅社群的教育基礎與社群本身。
- 教育者必須接受：學校不只是給年輕人的，最大的挑戰與機會是「已經受高度教育的成人的持續再學習」。
杜拉克指出我們還沒有相應的教育理論——還沒有像 17 世紀的捷克教育改革家 Comenius、或耶穌會士那樣替我們設計出「現代學校」與「現代大學」。但在美國，實踐已大幅領先理論——「對已受高度教育成人的持續教育」是過去 20 年成長最快的「真正的成長產業」（這恰好是「沒有教育部」的副產品）。
新的歷史轉折？#
1873 年的全球恐慌結束了從 1776 年（亞當·斯密《國富論》）開始的「自由放任」百年；現代福利國家正是在 1873 年恐慌中誕生。百年後（也就是杜拉克寫作的當代），福利國家已走完它的路：
福利國家或許還能存活，但只有當創業經濟成功大幅提升生產力時。我們也許還會在它的建築上加上一兩個小房間或新福利，但它已是過去而不是未來——連老派自由派如今都明白。
它的繼任者，會是「創業社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