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真正的遺產：社會大轉型#

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認為，二十世紀真正持久的遺產不是政治劇變，而是社會的根本轉型——這些轉型在表面新聞之下，如同深層洋流般默默改變了我們的工作、社會、政體與經濟。

二十世紀的暴行確實前所未有：兩次世界大戰、各種內戰、種族清洗、屠殺。但這些屠殺、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這些「世界幸福製造者」（Weltbeglücker）—— 以殺害異議者來建立人間天堂的人——回頭看，純粹只是無意義的殺戮與恐怖。他們什麼也沒創造。

這個世紀證明了「政治的徒勞」。即使最虔誠的歷史決定論者也很難用標題政治事件來解釋社會轉型，反之亦然。真正改變了我們所處世界的，是表面之下的社會大轉型。

兩個消失的舊世界：農夫與家僕#

一戰之前，每個國家最大的群體都是農夫。八十年前的共識認為：除北美外的已開發國家將難以自給，必須仰賴從非工業化地區進口糧食。

今天剛好相反——除日本（因落伍的稻米補貼政策）外，所有已開發自由市場國家都成了糧食出口國，糧食產量是 80 年前的數倍（美國高達八到十倍）。但農夫已不到人口與勞動力的 5%——只有八十年前的十分之一。

二戰前，第二大族群是「住家家僕」：

• 1910 年英國人口普查甚至以「雇用少於三名僕人的家庭」來定義「中下階級」。
• 19 世紀農夫比例持續下降，但家僕一路成長到一戰前。
• 八十年後，住家家僕在已開發國家幾乎絕跡——50 歲以下的人除了在舞台或老電影中外，恐怕連見都沒見過。

這兩個族群曾是文明的根基。

藍領工人的暴起與暴落#

為什麼這些劇烈轉型沒有引起更多動盪？因為到 1900 年時，已有一個新階級在社會上佔據主導：製造業藍領工人（馬克思的「無產者」）。早期 20 世紀社會幾乎被藍領工人迷住了。

藍領工人是「史上首個能持續組織起來的下層階級」。

沒有任何階級在歷史上比藍領工人崛起得更快——也沒有任何階級衰落得更快。

從無產者到中產#

1883 年（馬克思過世那年）「無產者」仍是工業工人中的少數，多數仍是手工坊（每家二、三十人）的熟練工。到 1900 年「工業工人」已等於「機器作業員」——在僱用數百乃至數千人的工廠裡。1913 年的他們：

• 沒有退休金、休假、加班費、夜假補貼。
• 除了德國外沒有健保。
• 沒有失業補助、沒有任何工作保障。
• 工會仍被禁或勉強被容忍。
• 每年至少工作 3000 小時（奧地利 1884 年限縮到「每天 11 小時、每週 6 天」是當時最先進的法律）。

二戰後的「中產化」#

到 1950 年代，藍領工人已成所有已開發國家（包括共產國家）最大的單一群體（戰時甚至是多數）。經濟上他們已是「中產階級」：

• 工作保障、退休金、長假、失業保險、終身僱用。
• 取得政治權力——英國工會曾被視為「真正的政府」，比首相與國會更有力。

1990 年的全面退潮#

然而 1990 年起，藍領工人與他們的工會已在全面、不可逆的退場中：

• 1950 年代美國藍領佔勞動力 2/5；1990 年代初已不到 1/5——回到 1900 年崛起前的水準。
• 其他已開發國家先慢後快，1980 年後普遍加速。
• 預估 2000 ~ 2010 年起，藍領工人在已開發國家將不超過 1/10 ~ 1/8。
• 工會權力同樣崩解——1980 年代柴契爾就以「公開鄙視組織勞工」勝選一次又一次。

接替他們的是「技術員」（technologist）——同時運用雙手與理論知識的人（電腦技術員、X 光、物理治療、化驗、呼吸治療等技術員，是 1980 年後美國勞動力中成長最快的群體）。藍領「階級」可能很快只是「另一個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

為什麼崛起與衰落都這麼平靜#

工業化並未如馬克思與工團主義者預測那樣造成社會不穩，反而是 20 世紀最具穩定作用的社會發展。它解釋了為何農夫與家僕的消失沒有引起危機——因為他們可以順勢成為工業工人，這是史上第一次「不必移民也能大幅向上流動」的機會。

藍領工人因為集中在大廠而能被系統研究：

• 1881 年（馬克思死前兩年）開始系統化研究工作流程。
• 每年複利提升 3 ~ 4% 的勞動生產力——百年累計達 50 倍。
• 「所有人都知道」（包括馬克思、JP Morgan、俾斯麥、迪斯雷利）勞工不會分到這些果實，結果完全相反：
  • 一半以工時減少（日本減 40%、德國減 50%）的形式回饋勞工。
  • 一半以實質工資成長 25 倍的形式回饋勞工。

知識工作者的崛起#

接替藍領的階級對藍領而言不是「機會」，而是「挑戰」——「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

美國知識工作者已佔勞動力 1/3 以上，與工業藍領的歷史高峰相當。多數薪酬不低於藍領、機會更大。但新工作要求大量正規教育、應用理論與分析的能力、不同心態、持續學習的習慣——這是失業的工業工人難以快速取得的。

美國的相對平和#

奇怪的是即使在重災區（如賓州、俄亥俄州的鋼鐵城、密西根 Flint 等汽車城），失業率幾年內回到接近全國平均，美國藍領並未激進化。杜拉克猜測原因：

• GI Bill of Rights（戰後給返鄉軍人讀大學的法案）讓「上大學」成為「常態」。
• 二戰後的徵兵制（持續 35 年）強迫多數男性成年人接受高中教育才能入伍。

換言之，美國工人「價值層次上」可能早已準備接受向知識工作的轉換。

但這個轉換到 1990 年代才在歐洲與日本剛要展開。日本對「正規教育」的尊崇可能讓轉換相對順利。但歐洲——「工人階級文化」根深柢固一個多世紀的歐洲——是否會像美國黑人社區那樣痛苦反彈？這將是決定歐洲社會與經濟未來的關鍵問題。

浮現中的知識社會#

知識工作者未必是知識社會中的多數，但會成為定義社會性格、領導與社會樣貌的最大單一群體——他們是知識社會的「主導階級」。

1. 透過正規教育獲取地位#

這意味著教育將成為知識社會的中心，學校將成為其關鍵制度。「人人需要哪些知識？」「學習與教學的『品質』是什麼？」將是政治與政策的核心議題——正如過去兩三百年「資本主義時代」中財產與所得的取得與分配是核心議題。

「受教育的人」也將被重新定義。

2. 競爭性遠超以往#

知識普世可及，「沒有不表現的藉口」：

• 將不再有「窮國」，只有「無知的國家」。
• 國家、產業、組織、個人皆然。
• 對個人而言，已開發社會比 20 世紀初、19 世紀、18 世紀都競爭得多——當年大多數人沒機會跳出出生階層。

3. 必然「專業化」、必然「在組織中工作」#

知識應用時只在「專業化」時才有效——愈專業愈有效。但專業化本身不會產生績效：

• 外科醫師沒診斷不能動手術。
• 市場研究員不靠行銷、生產、服務人員，只能產出資料。
• 史學家獨自研究有效，但要培養學生需多種專家合力。

知識工作者必須有「組織」這個依託——可能是顧客、可能是專業服務提供者，但很多會是組織的（全職或兼職）員工。知識社會中執行績效的不是個人，而是組織。

員工社會（Employee Society）#

知識社會是「員工社會」（employee society）。傳統社會（在製造業興起前）並非「自雇者」社會——傑佛遜筆下「家家自耕」的小農社會多半是幻想。多數人在歷史中都是依附者：奴隸、農奴、雇農、學徒、店員、家僕——但他們為「主人」工作，而不是為「組織」工作。

19 世紀後半工廠才取代「主人」、20 世紀公司又取代工廠。今天的「老闆」（boss）99% 自己也是員工，也有他自己的老闆。

知識工作者既是「有老闆的員工」，也是「有員工的老闆」。

「組織」這個現代社會概念，當代社會科學至今仍未充分掌握。

員工同時是「資本家」#

個別來看，知識工作者依賴工作收入，是「員工」。但集體而言，他們才是「資本家」——透過退休基金與其他儲蓄（如美國共同基金），員工擁有了生產工具：

• 傳統經濟學把「工資基金」（消費）與「資本基金」（投資）截然分開。
• 退休金既是「延遲工資」，又是知識社會主要——若非唯一——的資本來源。

知識工作者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具」#

馬克思最大的洞察是「工廠工人不能擁有蒸汽機，因此必然『異化』」。但知識社會的真正投資不在機器與工具，而在知識工作者本身。沒有他，再先進的機器都無生產力。

• 工業勞工遠比資本家更需要資本家（馬克思據此預言永遠的「工業後備軍」壓低工資——這可能是他最大的錯誤）。
• 知識社會中組織遠比知識工作者更需要他——關係從「依附」轉為「相互依存」。組織必須行銷自己的知識崗位才能取得足夠數量與品質的知識工作者。

管理：知識社會的核心器官#

知識社會作為組織社會，其核心與獨特器官就是「管理」。

「管理」一詞源自企業，所以多數人仍把它等同於企業管理。但過去半世紀我們已學到，管理是所有組織的特定器官——所有經理人都做相同的事：

• 把擁有不同知識的人整合於共同績效。
• 讓人的長處有生產力、讓弱點變得無關。
• 想清楚什麼是「成果」並設定目標。
• 想清楚「事業的理論」（theory of the business）——組織據以行動的假設。
• 制定策略，定義價值、獎懲、精神與文化。
• 結合「管理工作的紀律」與「對組織自身（目的、價值、環境、市場、核心能力）的理解」。

管理作為實踐極為古老（4700 年前那位設計第一座金字塔的埃及人是史上最成功的執行者）。但作為學科只有 50 年——一戰時被隱約感知，二戰時主要在美國成形，從此成為成長最快的職能與學科。

管理的本質不是技術與程序，而是「讓知識具有生產力」——管理是一項社會功能，在實踐上是真正的「博雅藝術」。

社會部門：知識社會的「公民身分」#

舊社群（家庭、村莊、教區）在知識社會中已幾乎消失，被「組織」這個新的整合單位取代——

但這帶來新的問題：社會性任務由誰負責？

• 過去由社群（特別是家庭）承擔。
• 知識社會本質上是流動的——舊社群的所有預設（人會留在原地）都不再成立。
• 知識社會是競爭性社會，人能成功，也能失敗——失敗（貧窮、酗酒、家暴、青少年犯罪）不再被視為「自然的」，而是社會的失敗。

兩種傳統答案都已被證明錯誤：

• 政府的福利國家（俾斯麥 1880 年代起）：戰後成為龐大的福利官僚，但社會問題並未減少反而增加。
• 企業作為社群（杜拉克 1942 年《工業人的未來》提出，日本後來發展為「終身僱用」加企業住房、健保、休假 ⋯⋯）：也未真正成功——員工，特別是知識工作者，愈來愈把組織視為達成自己目的的工具，反感被組織當作社群來控制。

正確答案是「獨立的社會部門」——既非政府、也非雇主，而是新的非營利組織。它們不只承擔社會任務，更重要的是創造「公民身分」（citizenship）——現代社會與政體已過於龐大複雜，公民每隔幾年才投一次票、然後一直繳稅。唯有在社會部門擔任志工，個人才能再次「做出差別」。

「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這個 40 年前廣被接受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概念被否證得更快——知識工作愈令人滿足，人就愈需要一個獨立的社群活動領域。

新的多元主義（New Pluralism）#

組織社會把過去 500 年「將所有權力中心納入政府」的西方政治史完全翻轉。19 世紀中葉起，新的權力中心一個接一個出現（1870 前後現代企業、隨後一波又一波組織）。

與舊多元主義不同的是：#

中世紀歐洲或江戶日本的封建多元主義中，每個權力中心（封建領主、大名）都試圖控制其領地內的一切。但今日各個新組織只關注自己的目的與使命——它們既不索求其他權力，也不對任何其他事情負責。那麼誰來照顧公共利益？

新的問題：單一目的組織帶來的挑戰#

過去四十年來美國盛行的反歧視法（種族、性別、年齡、教育、健康），是禁止組織做某些事；但「社會責任」進一步要求它們積極推動公共利益。

這其實是「要求回到舊的封建多元主義」——「要求私人之手承擔公共權力」。它可能嚴重威脅組織自身功能（美國公立學校就是案例）。新多元主義帶有舊問題（單一目的組織下誰顧公共利益），又帶來新問題（如何在維持各組織績效的同時維持社會凝聚）——這也讓「強而有效的社會部門」變得加倍關鍵。

政治也從「利益」轉為「價值」#

知識成為核心資源後，傳統政治的整合機制（以經濟利益為基礎）在分崩——

政治不再是「誰得到什麼、何時、如何」，而是關乎價值——而每項都被視為「絕對」：

• 胎兒的生存權 vs. 婦女身體自主權。
• 環境保育。
• 弱勢群體平權。

經濟利益可以妥協（半條麵包仍是麵包），但「半個嬰兒」是屍體——絕對價值無法妥協。對環保人士而言，「半個瀕危物種」就是滅絕物種。

這嚴重加重現代政府危機。倡議者愈來愈不是經濟利益代言人，而是道德、文化、宗教的特殊利益代言者；他們不在乎妥協，視妥協為「叛變」。傳統政黨（19 世紀最成功的政治發明）已無法把不同團體與觀點整合進共同的權力追求；它們變成戰場，每方都要絕對勝利。

從馬基維利以來，政治學主要關注「權力」——並假設政府只要有權力就能運作。但現在真正的問題已經變成：

• 政府能且必須履行哪些功能？
• 在組織社會中，政府應如何被組織以履行這些功能？

二十一世紀的任務：社會與政治創新#

二十一世紀至少在最初幾十年將持續充滿動盪與挑戰。社會大轉型的時代尚未結束，未來的挑戰可能比已發生的還要嚴峻。

但我們連著手解決明日新問題的機會都沒有，除非先處理「已成既成事實」的轉型留下的挑戰。如果二十世紀是「社會大轉型」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必須是「社會與政治創新」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