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的人

知識總是寄居於人#

知識不像金錢一樣是非個人的。知識不存在於書籍、資料庫或軟體之中——它們只是「資訊」。知識永遠寄居於人——由人承載、創造、強化、應用、教授、傳遞，被人善用或誤用。

知識社會因此把「人」放回中心，並對知識社會的代表——「受教育的人」（the educated person）——提出新的挑戰、議題與前所未有的問題。

從「裝飾品」到「象徵」#

在過去所有社會，受教育的人是「裝飾品」——德文「Kultur」一詞所代表的混合敬意與嘲諷的某種存在（連「highbrow」都翻不出味道）。
但在知識社會中，受教育的人是社會的徽記、象徵、旗手；是社會的「原型」（archetype）——他不只定義社會的績效能力，也體現社會的價值、信念與承諾。
中世紀早期的代表是封建騎士。
資本主義時代的代表是「布爾喬亞」。
知識（成為核心資源）的後資本主義世界裡，代表將是「受教育的人」。

這必然改變「受教育」與「受教育的人」的意義——「受教育的人」現在很重要。

兩種錯誤的論辯#

過去十多年美國學界吵得激烈：「該有受教育的人嗎？能有嗎？怎樣才算『受教育』？」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認為兩派都錯了。

1.「解構派」與「分裂派」#

由後馬克思主義者、激進女性主義者及其他「反」派組成。他們主張：

沒有所謂受教育的人（解構主義者立場），或：
每個性別、族群、種族、少數群體都需要自己的文化與孤立的「受教育的人」。

這群人主要在人文學界內活躍，雖然還沒出現希特勒的「亞利安物理學」、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遺傳學」、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心理學」這類版本，但其論述與極權主義者同攻一個目標：「受教育的人」概念中的「普世性」（universalism）——不論在西方稱為「educated person」或在中日稱為「文人」（bunjin）。

2.「人文派」#

亦不滿現狀，但因現行體系**未能產出「普世受教育的人」**而抨擊。他們呼籲回到 19 世紀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古典名著、德國的 Gebildete Mensch。雖然還沒有重提 50 年前 Hutchins 與 Adler 在芝加哥大學主張「全部知識可由一百本偉大著作構成」的那種立場，但他們的觀念是「Hutchins–Adler 回到前現代」的直系傳人。

知識社會核心的「受教育的人」#

知識社會核心必須有「受教育的人」這個概念，而且必須是普世的（universal）——因為知識社會本身就是多元知識的社會，而且全球化（在金錢、經濟、職涯、技術、核心議題、特別是資訊上皆然）。
後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凝聚力——需要一個能把地方的、特殊的、分立的傳統聚焦在對價值的共同承諾、對卓越的共同概念、對相互尊重的共識之上的領導群體。

這恰恰是解構派、激進女性主義者、反西方派所反對的。

但杜拉克對人文派也有不同意見：

人文派正確地反對解構派對偉大傳統的否定，但**「通往過去的橋」還不夠**——這正是他們所提供的全部。受教育的人必須能把自己的知識帶到「現在」、塑造「未來」。人文派的方案中，沒有提供這種能力——也不關心這件事。沒有它，偉大傳統會淪為塵封的古玩。

《玻璃珠遊戲》的預言#

1943 年赫塞（Hermann Hesse）的小說《玻璃珠遊戲》（Das Glasperlenspiel）描繪了一群知識分子、藝術家、人文學者過著光輝的隔絕生活，獻身於偉大傳統的智慧與美。但全書的主角——這個兄弟會最有成就的大師——最終決定回到那個污濁、粗俗、紛擾、爾虞我詐的真實世界——因為若價值觀與世界無關，它們就只是愚人金。

這正是今天所發生的事——「博雅教育」與「Allgemeine Bildung」陷入危機，因為它已成為「玻璃珠遊戲」：最聰明的學生都離開它，奔向粗俗、勢利的現實。一戰前的祖父輩終身受惠於博雅教育、因之確立認同；二戰前杜拉克那一代亦然（即使很快就忘了拉丁與希臘文）。但今天的學生畢業幾年後就抱怨「我熱切學的東西毫無意義，與我感興趣或想成為的事都無關」——他們仍希望子女上 Princeton、牛津劍橋、東京大學、lycée、Gymnasium，但主要為了社會地位與好工作。他們的博雅教育並沒有讓他們理解現實，更別提駕馭現實。

後資本主義的受教育的人#

後資本主義社會比過去任何社會都更需要受教育的人；對「過去偉大傳承」的接觸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這個傳承將涵蓋遠多於目前主要為西方的猶太—基督教傳統。

未來的受教育的人必須：

能欣賞中國、日本、韓國的繪畫與陶瓷。
了解東方的哲學與宗教。
了解伊斯蘭——既作為宗教也作為文化。
遠少於人文派那種「書本式」的偏狹——必須訓練「感知」與「分析」並重。

西方傳統仍須在核心位置，但僅是為了讓受教育的人能掌握現在與未來。未來可以是「後西方」、甚至「反西方」，但不可能是「非西方」——它的物質文明、知識、技術、生產、經濟、金融與銀行體系都建立在西方的基礎上，無法不接受西方思想就運作。

杜拉克舉例：當代「最反西方」的不是基本教義派伊斯蘭，而是秘魯的「光明之路」（Shining Path）——印加後裔試圖把西班牙征服倒轉、回到克丘亞語與艾馬拉語、把歐洲人趕回海裡。但這個反西方運動，靠著為紐約與洛杉磯的毒癮者種植古柯來資助自己，最愛的武器不是印加人的甩石器，而是汽車炸彈。

明日的受教育的人必須準備在一個「西方化」、但同時也「部落化」的全球世界中生活。他必須是「世界公民」——在視野、地平線、資訊上——也必須從在地根源汲取養分，並反過來滋養他的在地文化。

知識社會也是組織社會#

後資本主義社會同時是「知識社會」與「組織社會」——彼此依賴、卻在概念、觀點、價值上極為不同。多數受教育的人會在組織中實踐他的知識——他必須準備同時生活與工作於兩種文化：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文化——聚焦於文字與想法。
「經理人」（manager）的文化——聚焦於人與工作。

兩者的差別：

知識分子把組織視為「工具」，讓他能實踐自己的 techné（專業技藝）。
經理人把知識視為「達成組織績效的手段」。

兩者都對。它們是「對立兩極」（poles），而非「矛盾」（contradictions）——研究科學家需要研究主管，研究主管也需要研究科學家。任何一方獨大都會帶來無績效與全面挫敗：
沒有經理人平衡的知識分子世界——「人人做自己的事，但沒人達成什麼」。
沒有知識分子平衡的經理人世界——「令人窒息的官僚『組織人』文化」。
若兩者平衡，便有創造力與秩序、實現與使命。

後資本主義社會中許多人會同時生活在這兩種文化中。更多人應在職涯早期透過輪調、暫時體驗兩種文化——年輕的電腦技術員轉任專案經理、年輕的大學教授兼職進入大學行政、或在社會部門擔任「未支薪員工」。所有受教育的人都必須準備理解這兩種文化。

把「Technés」整合進「知識」#

19 世紀的受教育者並不把 technés（專業技藝）視為知識——它們在大學中被教授、被稱為「學科」，從業者被稱為「專業人士」而非「工匠」，但它們不屬於博雅教育，因此不屬於「知識」。

歐洲的法律與醫學學位最早可追溯到 13 世紀；歐陸與美國的工程學位（拿破崙時代法國於 1800 年前後首次頒授）也很快被社會接納。多數「受教育者」靠 techné 為生，但「工作」被視為「謀生（a living）」，而非「人生（a life）」。在德國，職場以外談本行被嘲為「Fachsimpeln」；在法國這樣做更會被視為粗鄙無聊，從上流社會邀請名單上除名。

既然 technés 已成為「多元的知識」，它們就必須被整合進「知識」之中。它們必須成為「受教育」的一部分。今日博雅教育不嘗試做這件事，正是學生畢業幾年後拒斥它的原因——他們覺得被辜負、被背叛——而且他們有充分理由這麼覺得。不能把多元知識整合為「知識的宇宙」的博雅教育，既不博雅、也不算 Bildung——因為它沒有完成最基本的任務：建立相互理解與「共同論述的宇宙」（universe of discourse）。它不是「凝聚」，反而「分裂」。

我們不需要、也不會出現「樣樣精通的博學者」（polymath）——事實上我們會更趨專業化。但我們真正需要的、定義知識社會中受教育的人的，是「能理解各門知識」的能力：
它在做什麼？
它在處理什麼問題？
它的核心關懷與理論為何？
它產生了什麼重大新洞察？
它的重要無知區、問題與挑戰是什麼？

讓「多元知識」成為通往「知識」的路#

缺乏這種理解，多元知識本身會變得貧瘠、不再是「知識」——而變成智識上的傲慢與不生產。每一門專業最重要的新洞察，往往源自另一門看似分立的專業：
經濟學與氣象學正被混沌理論的新數學所改造。
地質學被物質物理學深刻改變。
考古學被 DNA 基因分型重塑。
歷史學被心理、統計、技術分析改造。
Buchanan（James M. Buchanan，198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把現代經濟理論應用到政治過程，顛倒了政治學家百年來的假設。

專業者必須為自己與自己的專業被理解負責。媒體（雜誌、電影、電視）扮演關鍵角色，但無法獨自完成。任何形式的科普也不夠——專業必須被理解為「嚴肅、嚴謹、要求高的學科」。這必須由各門知識中的領袖、頂尖學者，承擔起『定義自己在做什麼』的艱辛工作。

知識社會中沒有「知識之后」——所有知識同樣有價值，正如中世紀偉大哲學家 Saint Bonaventura 所言，所有知識同樣通往真理。但要讓它們真正成為通往真理、通往知識的路徑，是擁有這些知識的人的責任——他們集體受託保管著知識。

知識社會的雛形#

資本主義已主導逾百年後，馬克思才在 1867 年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將其辨識為一種社會秩序；「資本主義」一詞甚至要到馬克思死後三十年才被使用。所以今天嘗試寫《知識》（The Knowledge）這本書，既僭越也荒謬地過早。我們最多只能描述自己剛剛起步的這個過渡——從資本主義（也包括社會主義）時代的過渡。

但有一件事我們可以預測：最大的改變將是「知識」本身的改變——它的形式、內容、意義、責任，以及「受教育的人」一詞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