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概覽#

本章是全書篇幅最長、論證最密集的一章，佛洛姆從中世紀社會結構出發，經由文藝復興，一路推進至宗教改革時期，分析路德（Luther）與喀爾文（Calvin）的神學如何同時表達了新興自由與對自由的逃避。核心論點是：封建秩序的瓦解使個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帶來了孤立、無力與焦慮，而新教教義正是這種矛盾心理的宗教表達。

中世紀背景與文藝復興#

中世紀社會的雙面性#

佛洛姆指出，對中世紀的理解長期存在兩種偏頗的觀點：

• 現代理性主義的看法：中世紀是黑暗時代，充滿迷信、無知與對大眾的剝削，個人自由極度匱乏。
• 浪漫化的看法：中世紀擁有團結感（solidarity）、經濟服從於人的需求、人際關係直接而具體、天主教會提供跨國性的精神原則。

佛洛姆認為兩者都有道理，但只取其一便是錯誤。

中世紀的束縛與安全感#

中世紀社會的核心特徵是缺乏個人自由：

• 人被鎖定在社會階層中，幾乎不能跨越階級或地理流動
• 工匠必須按規定價格出售，農民只能在指定市場交易
• 行會成員不得向外洩漏生產技術，必須與同業共享原料採購優勢
• 穿著、飲食都受到規範

然而，缺乏自由的另一面是安全感：

• 人從出生起便在社會結構中擁有明確、不可質疑的位置
• 一個人等同於他的社會角色——他「是」一個農民或工匠，而非「碰巧從事」該職業的個體
• 社會秩序被視為自然秩序，人因此擁有歸屬感
• 競爭相對稀少，經濟地位由傳統保障
• 教會透過解釋苦難為原罪的後果，並提供無條件的愛與赦免，使苦難變得可以忍受

佛洛姆的關鍵概念：中世紀的人並非被「剝奪」了自由，因為「個體」（individual）本身尚未存在。人透過原初紐帶（primary ties）與世界相連，尚未將自己視為獨立的個體。

中世紀晚期的變遷#

從中世紀晚期開始，社會結構逐漸鬆動：

• 資本、個人經濟倡議與競爭日益重要
• 新的貨幣階級興起
• 個人主義在所有社會階層中萌芽，影響品味、藝術、哲學與神學

佛洛姆特別強調，這一發展對富裕資本家與中下階層（農民及城市中產階級）的意義截然不同。前者獲得了財富與個人主動性的機會，後者則更多地感受到傳統生活方式受到威脅。

文藝復興：個體的誕生#

義大利因地理位置、地中海貿易優勢、教皇與皇帝的權力鬥爭等因素，比中西歐更早經歷封建社會的瓦解。佛洛姆引用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觀點：

• 義大利人成為「現代歐洲的長子」——第一批真正的個體
• 信仰、幻想與孩童式偏見的面紗在義大利率先消融
• 人開始將自己視為精神上的個體，發現自然既是掌控的對象也是審美的對象

文藝復興的陰暗面#

文藝復興是富裕上層階級的文化，而非小商人或小資產階級的文化。佛洛姆分析其雙面性：

• 富裕階層因經濟活動與財富而感受到自由與個體性
• 但他們也失去了中世紀社會結構所提供的安全感與歸屬感
• 人際關係被權力與財富的殊死鬥爭所毒化，團結被冷漠取代
• 他人成為可利用或可摧毀的「物件」
• 即便是成功者，其自我關係也被操縱心態所侵蝕

佛洛姆認為，文藝復興資本家表面上的快樂與自信背後，隱藏著深刻的不安全感、懷疑與焦慮。人文主義哲學家的著作中，人的尊嚴與力量的強調，往往與絕望並存。

對名聲的渴望#

文藝復興個體對名聲（fame）的狂熱追求，正是內在不安全感的症狀：

• 當生命的意義變得可疑，與他人和自我的關係無法提供安全感時，名聲成為消除懷疑的手段
• 名聲將有限的個人生命提升到不朽的層面
• 但這種解決方案僅適用於擁有實際資源的上層社會，對無權無勢的大眾毫無用處

宗教改革時期#

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的轉折#

佛洛姆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根源不在義大利文藝復興，而在中西歐的經濟社會狀況以及路德與喀爾文的教義。兩者的關鍵差異：

• 文藝復興是商業和工業資本主義相對成熟的社會，文化由少數富裕權貴所塑造
• 宗教改革本質上是城市中下階層與農民的宗教，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真正基礎

十六世紀初的經濟與社會狀況#

行會體系的瓦解#

中世紀行會曾提供相對的穩定性與安全感：

• 行會成員可以靠手藝安穩生活
• 行會阻止內部過度競爭，在原料採購、生產技術與產品定價上實行合作
• 行會制度基於互助合作原則

但從十四世紀起，行會內部的分化加劇：

• 部分成員資本更雄厚，雇用更多學徒
• 某些行會開始設定資本門檻
• 壟斷行為出現
• 許多行會成員逐漸喪失經濟獨立性

商業與工業中資本的崛起#

• 中世紀小規模的城際貿易逐漸被全國性與國際性商業取代
• 十五世紀大型商業公司發展為壟斷勢力，威脅小商人
• 礦業等產業中，資本家取代勞動者成為股份持有人
• 城鄉各階級的貧富差距擴大

佛洛姆引用路德 1524 年的小冊子《論貿易與高利貸》，指出小商人對壟斷者的憤怒與恐懼，與現代中產階級對壟斷資本的感受極為相似。

農民的困境#

到十六世紀初，絕大多數農民已非獨立的土地所有者，而淪為半依附地位。封建領主不斷增加的稅賦與勞役，使中等農民面臨實質上的再農奴化。

心理氛圍的轉變#

經濟變遷伴隨著深刻的心理變化：

• 時間觀念的現代化：分鐘變得有價值，紐倫堡的鐘從十六世紀起開始敲報每刻鐘
• 工作成為最高價值，中產階級對教會的經濟非生產性日益不滿
• 效率被提升為最高道德美德
• 對財富與物質成功的渴望成為主導激情

中世紀的經濟倫理觀#

佛洛姆引用陶尼（Tawney）對中世紀經濟倫理的分析：

• 經濟利益從屬於人生的真正事業——靈魂的救贖
• 經濟行為是個人行為的一個面向，同樣受道德規範約束
• 追求超出本分生計所需的財富是貪婪（avarice），屬致命之罪
• 貿易雖合法，但危險——利潤不得超過勞動的工資
• 私有財產被容忍為對人性弱點的讓步，而非本身值得讚揚之事
• 理想狀態是共產主義（communism），即所有事物為人類共同使用

自由的雙重意涵#

佛洛姆總結十五、十六世紀個人處境的核心矛盾：

• 積極面：個人從經濟與政治束縛中解放，在新體系中扮演主動、獨立的角色
• 消極面：個人同時失去了過去賦予安全感與歸屬感的紐帶

佛洛姆的關鍵論斷：「天堂永遠失去了。個體獨自面對世界——一個被拋入無邊且充滿威脅的世界的陌生人。」新的自由必然產生深刻的不安全感、無力感、懷疑、孤獨與焦慮。

路德的神學#

方法論說明#

佛洛姆在進入神學分析前，提出幾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

• 對宗教或政治教義的心理分析，不等於對其真理性的判斷
• 必須區分教義創立者的性格結構與追隨者的社會心理需求
• 領袖的性格通常以更極端的方式展現追隨者共有的人格特徵
• 分析必須關注無意識動機：一個人有意識地表達的含義，可能與其無意識的真實含義不同
• 必須區分某一觀念在整個意識形態體系中的實際權重，以及是否存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路德的人格特質#

佛洛姆簡要勾勒路德的性格：

• 由極其嚴厲的父親撫養長大，童年缺乏愛與安全感
• 人格被對權威的矛盾態度所撕裂：既憎恨權威又崇拜權威
• 終其一生，總是同時反對一種權威、臣服於另一種權威
• 充滿極端的孤獨感、無力感與罪惡感，同時又渴望支配
• 被懷疑所折磨，不斷尋求能提供內在確定性的事物
• 佛洛姆稱其為典型的「威權性格」（authoritarian character）

天主教會與宗教改革的精神差異#

佛洛姆比較天主教傳統與新教改革的核心差異：

天主教的核心原則：

• 人的本性雖因亞當之罪而敗壞，但天生趨向善
• 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可以渴求善
• 人自身的努力對救贖有益
• 教會的聖禮能拯救罪人

雖然奧古斯丁與阿奎那也教導預定論，但阿奎那始終堅持自由意志的教義，甚至主張人有拒絕上帝恩典的自由。

中世紀晚期的經院哲學家——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奧卡姆（Ockam）、比爾（Biel）——更進一步強調意志與人的努力的角色：

• 司各脫強調意志是自由的，透過意志的實現，人實現個體自我
• 奧卡姆認為人的本性並未真正被罪所敗壞，罪只是單一行為，不改變人的本質
• 贖罪券的實踐與這種強調相連——人可以相對容易地免除罪的負擔

神秘主義者與告解規則也展現了對人的尊嚴的肯定，以及對個體具體處境的理解。

中世紀天主教的核心精神可總結為：強調人的尊嚴、意志自由、努力的有效性、人與上帝的相似性，以及對上帝之愛的信心。

路德教義的兩面性#

佛洛姆指出，路德教義通常被強調的是其積極面：

• 賦予個人宗教事務上的獨立性
• 剝奪教會權威，將之交給個人
• 信仰與救贖成為主觀的個人體驗
• 這些思想是現代政治與精神自由的源頭之一

但佛洛姆著重分析的是其消極面——自由作為負擔與危險的根源：

人性的根本邪惡與無力#

路德假定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邪惡（innate evilness），使人的意志趨向惡，無法憑自身做任何善事。他寫道：

• 「這封信的要旨是：摧毀、連根拔起、消滅一切肉體的智慧與公義。」
• 上帝要拯救我們，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公義，而是靠一種「外來的」（extraneous）、完全與我們自身無關的公義。

意志的奴役#

在《論意志的奴役》（De servo arbitrio）中，路德以更激進的方式表達人的無力：

• 人的意志如同一匹馱獸，上帝騎上去便往上帝的方向走，撒旦騎上去便往撒旦的方向走
• 人無法選擇自己的騎手
• 在面對上帝時，人沒有「自由意志」，只是上帝或撒旦的奴僕

信仰作為確定性的來源#

1518 年，路德獲得突破性的啟示：

• 人無法靠美德得救，但可以通過信仰（faith）獲得救贖的確定性
• 信仰是上帝賜予的；一旦擁有信仰的主觀體驗，便可確信自己的救贖
• 在信仰的行為中，人與基督合一，基督的公義取代了人因亞當墮落而失去的公義

路德式信仰的心理學意涵#

佛洛姆對路德的「信仰」進行深層心理分析：

• 路德的懷疑不是理性的懷疑，而是源於孤立與無力的非理性懷疑（irrational doubt）
• 這種懷疑無法被理性答案治癒，只能被壓抑、被某種承諾絕對確定性的公式所消弭
• 路德的解決方案是：消除孤立的個體自我，成為外在強大力量的工具
• 對路德而言，這個力量是上帝，通過無條件的臣服來尋求確定性

佛洛姆指出，這種透過臣服來消除懷疑的機制，在現代人中依然普遍存在——無論是對領袖的臣服、對事實知識的迷信，還是對成功的強迫性追求，都只能消除對懷疑的意識，卻無法消除懷疑本身。

路德教義與中產階級的心理處境#

路德的人的圖像精確地映射了中產階級的困境：

• 人從精神權威的束縛中解放，但這自由使他孤獨而焦慮
• 他被自身個體微不足道的感覺所壓倒
• 中產階級面對新經濟力量的無助，正如路德所描繪的人在上帝面前的無助

路德提供的解決方案：

• 不僅接受自己的微不足道，更要徹底自我貶抑
• 放棄一切個人意志的痕跡
• 透過最極端的自我否定，人可以參與上帝的榮耀
• 雖然路德使人從教會權威中解放，但他讓人臣服於一個更暴虐的權威——一個要求人完全臣服並消滅個體自我的上帝

佛洛姆的關鍵類比：路德的「信仰」概念——在臣服的條件下獲得被愛的確信——與個人對國家和「領袖」的完全臣服原則有深刻的共通性。

路德的政治態度#

路德對權威的矛盾態度也表現在他的政治立場上：

• 對世俗權威的極端臣服：「即使當權者邪惡或缺乏信仰，權威及其權力仍是善的，來自上帝。」他甚至說：「上帝寧願容忍政府存在，無論多麼邪惡，也不願容許暴民騷亂。」
• 對無權大眾的蔑視與仇恨：當農民超越他設定的界限時，路德寫下著名的話語：「因此，凡能殺的、砍的、刺的，無論公開還是秘密，都去做吧，記住沒有什麼比叛亂者更毒、更有害、更邪惡的了。」

佛洛姆指出，這種同時崇拜權威又蔑視弱者的態度，是「威權性格」的典型特徵。

路德教義的長遠影響#

路德使個人感到自身毫無價值，失去了人的尊嚴與自信，在心理上為以下發展奠定了基礎：

• 人失去了抵抗世俗壓迫權威的精神基礎
• 人不再以自身的精神救贖為生命目的，而準備好接受生命成為外在目的的手段——經濟生產力與資本積累
• 這一趨勢在法西斯主義中達到頂峰：生命的目的是為「更高的」力量犧牲

喀爾文的神學#

與路德的共通精神#

喀爾文的神學在神學和心理層面上展現出與路德本質相同的精神：

• 宗教根植於人的無力
• 自我貶抑與摧毀人的驕傲是其思想的主旋律
• 人不屬於自己：「我們不是自己的；因此，無論是我們的理性還是意志，都不應在我們的決議和行動中佔主導地位。」
• 善行無法帶來救贖：「沒有一個虔誠之人的善行，若在上帝嚴格的審判下被檢驗，不會被證明是該受詛咒的。」

喀爾文的社會基礎#

• 喀爾文的追隨者主要來自保守的中產階級
• 日內瓦是一個相對繁榮的社會，但其成員同樣受到資本主義崛起的威脅
• 在法國、荷蘭和英格蘭，喀爾文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手工業者和小商人，而非先進的資本主義群體

預定論（Predestination）#

喀爾文將預定論提升為其體系的核心教義，並賦予它新的版本：

• 上帝不僅預定某些人得救，還預定其他人永遠受詛咒
• 救贖或詛咒與人一生的行為無關，在人出生前就已決定
• 上帝為何如此選擇是一個秘密，人不應試圖探究

佛洛姆分析預定論的雙重心理意涵：

1. 表達並強化個人的無力感：沒有任何教義比預定論更強烈地表達人的意志和努力的毫無價值
2. 消弭非理性的懷疑：表面上預定論似乎加劇懷疑，但實際上喀爾文及其追隨者通過自我貶抑的機制獲得了自己屬於「被揀選者」的確信，從而獲得絕對的確定性

預定論的兩個重要延伸#

基本不平等原則#

• 喀爾文區分兩種人：被拯救的與被詛咒的
• 這在原則上否定了人的平等
• 也否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因為人類命運平等這一團結的最強基礎被否定了
• 喀爾文主義者天真地認為自己是被揀選者，其他人都是被上帝詛咒的

佛洛姆指出，這一原則從未完全沉寂。納粹的種族意識形態——人因種族背景而根本不平等——本質上是同一原則的不同合理化形式，其心理含義完全相同。

道德努力與世俗成功#

與路德不同，喀爾文更強調道德努力與美德生活的重要性：

• 人的努力本身不能改變命運，但能夠做出努力這一事實是屬於被揀選者的跡象
• 在喀爾文主義的後續發展中，世俗工作中的努力及其結果——成功或失敗——被視為上帝恩典或詛咒的標記

強迫性活動的心理機制#

佛洛姆對喀爾文主義的不懈努力（unceasing effort）進行了深入的心理分析：

• 焦慮、無力感以及對死後命運的懷疑，構成了幾乎無法忍受的心理狀態
• 逃避這種狀態的途徑之一是發展出強迫性的活動（compulsive activity）
• 這種活動不是源於內在力量與自信，而是對焦慮的絕望逃避

佛洛姆以一個生動的類比說明：一個等待醫生診斷結果的人，通常不會靜靜坐著等待，而是在焦慮的驅使下開始瘋狂地活動——來回踱步、與人交談、整理桌子——這種活動旨在克服無力感。

喀爾文主義中努力的另一層心理意義是作為預定命運的徵兆：

• 不斷努力而不倦怠、在道德和世俗工作中取得成功，是被揀選的標記
• 這種機制本質上是強迫性神經症的特徵——活動不是為了創造結果，而是為了預測一個已經獨立於自身行動之外被決定的結果

工作態度的根本轉變#

佛洛姆認為，將努力與工作本身視為目的，是中世紀結束以來人類心理最重要的變化：

• 中世紀的工作是對具體需求的回應，有具體的目的——按照傳統生活水準謀生
• 現代社會中，人被驅動去工作，不是因為外在壓力，而是因為內在的強制力（internal compulsion）
• 這種內在強制力比任何外在壓迫都更有效——人成為自己的奴隸驅策者
•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能沒有這種驅動力——它與蒸汽和電力同等重要

敵意與怨恨#

中產階級敵意的根源#

佛洛姆分析中產階級的敵意（hostility）與怨恨（resentment）：

• 任何在情感與感官表達上受到挫折、同時生存受到威脅的人，都會自然地產生敵意
• 少數資本家與教會高層所展示的奢華與權力，激起了強烈的嫉妒
• 但中產階級無法像下層階級那樣直接表達敵意——他們本質上是保守的，希望穩定社會而非推翻它
• 敵意因此被壓抑（repressed），但壓抑只是將敵意從意識中移除，並不消除它
• 被壓抑的敵意累積到滲透整個人格，以合理化和偽裝的形式表達

敵意在神學中的投射#

路德與喀爾文不僅個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仇恨者之列，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教義被敵意所染色：

• 上帝形象的投射：喀爾文的上帝——專制、無限權力、要求無條件臣服與貶抑——是中產階級自身敵意與嫉妒的投射
• 道德義憤（moral indignation）：中下階層對富人的嫉妒被合理化為道德義憤，並堅信那些優越者將受到永恆的懲罰
• 喀爾文在日內瓦的統治以猜疑與敵意為特徵，幾乎看不到愛與兄弟情誼的精神

敵意轉向自身#

敵意的第三種表達方式是轉向自身：

• 路德與喀爾文強調人的邪惡、自我貶抑與自我否定作為美德的基礎
• 這種「謙卑」植根於強烈的仇恨——因某種原因被阻止朝向外部世界，轉而對自己施加
• 良知（conscience）與責任感（duty）在現代人生活中的角色，從宗教改革至今，深刻地被對自我的敵意所染色
• 良知成為人安裝在自己體內的奴隸驅策者，以嚴厲與殘酷驅動自己
• 這解釋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這種謙卑與對他人的蔑視並存，自以為義取代了愛與慈悲

自由的辯證總結#

佛洛姆在本章結尾，歸納了宗教改革時期自由問題的核心結論：

封建秩序瓦解的雙重後果#

• 個人被留下，孤獨而孤立
• 自由的消極面：失去安全感與歸屬感，從經濟和精神上都能滿足其安全需求的世界中被撕離
• 自由的積極面：能夠獨立行動與思考，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不同階級的不同體驗#

• 富裕上層：從資本主義中獲利最多，享受自由的積極面，文藝復興文化表達了人的尊嚴、意志與力量
• 下層階級（城市貧民與農民）：受到新的壓迫驅動，對自由與正義充滿希望，成為革命運動的力量
• 中產階級：處境最為矛盾——資本主義帶來了一定的獨立與主動性，但更多的是威脅；自由帶來的是孤立與個人的微不足道，而非力量與自信

新教的歷史角色#

佛洛姆對新教的評價嚴厲而深刻：

• 新教表達了微不足道與怨恨的感受
• 摧毀了人對上帝無條件之愛的信心
• 教導人蔑視和不信任自己與他人
• 使人成為工具而非目的
• 向世俗權力投降，放棄了道德原則優先於世俗權力的立場
• 新教的教義呈現了一幅個人、上帝與世界的圖像，在其中，個人所感受到的微不足道與無力感被合理化為人性本身的品質——人應該感受到他所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