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科的隱形準則#

「個人才能——太過偶發又難以預測，不該在社會組織中占任何地位。能持久的社會系統都是建立在平均者的基礎上，他們可經訓練適任於任何職位，即使不盡然出類拔萃。」 — 史都華．切斯（Stuart Chase）

長久以來，凡是研究人類的學科都共用同一套方法：

把一群人放進某種實驗情境，測定他們的平均反應，再用這個平均去對所有人下普遍結論。

生物學家於是有了「平均細胞」的理論，腫瘤學家為「平均癌症」開處方，遺傳學家尋找「平均基因組」，學校拿學生和「平均學生」相比，企業拿求職者和「平均求職者」相比。

平均腦的破綻#

2002 年，神經科學家米勒（Michael Miller）做了一項語文記憶的 fMRI 實驗。依慣例，他把 16 名受試者的腦部活動圖平均成一張「平均腦」圖——這正是每篇神經科學論文附上那些「戀愛時亮起的區域」「恐懼時亮起的區域」腦圖的標準作法。這套方法的隱含假設是：平均腦代表正常、典型的腦，每個人的腦只是它的變異。

但米勒多做了一件幾乎沒人做過、卻再明顯不過的事——他逐一比對 16 張個別腦圖與平均腦圖。

結果令他震驚：沒有一個人的腦，長得像「平均腦」；而且他們彼此之間也都不一樣。

有人左側活躍、有人右側，有人前部、有人後部；有的像印尼群島般綿延，有的幾乎空白。這與丹尼爾斯量測手形的發現如出一轍，只是這次研究的器官不是四肢，而是思想、情感與人格的搖籃——大腦。

米勒擔心是儀器出錯，幾個月後找回同一批人重測，結果幾乎完全相同：每個人的新腦圖都很接近自己原本的腦圖，卻都與平均腦大相逕庭。這說明差異不是隨機雜訊，而是系統性的個人特徵。既然沒有平均的身體、也沒有平均的腦，那個關鍵問題就浮現了：

我們的社會，究竟是如何開始對「平均人」這個概念抱持毫不質疑的信仰？

答案要從 1819 年說起——一位你多半沒聽過、卻極其重要的比利時青年，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畢業了。

凱特勒：把天文學搬來研究人#

凱特勒 23 歲拿下根特大學史上第一個數學博士，渴望像偶像牛頓（Isaac Newton）那樣從混沌中萃取秩序，最初投身當時最頂尖的學科——天文學，並當上布魯塞爾天文台台長。但 1830 年比利時爆發革命，天文台被叛軍占領，他的學術生涯戛然而止。

這個轉折改變了他，也改變了社會看待個體的方式。困在停擺的事業裡，凱特勒突發靈感：既然我能在星空的混沌中找出隱藏規律，能不能用同一套方法，在看似雜亂的社會行為中也找出規律？ 他立志成為「社會物理學的牛頓」。

借來的「平均法」#

時運相濟——十九世紀初正逢史上第一波「大數據」浪潮，各國官僚體系開始統計並公布出生、死亡、犯罪、疾病等海量數字，卻沒人知道怎麼解讀。凱特勒把天文學的一項利器搬了過來：

平均法（method of averages）：當十位天文學家測同一顆星、得到十個不同數字時，把所有觀測值平均起來的「平均測量值」，被認為比任一次單獨觀測更接近真值。

凱特勒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把這套「用平均逼近真值」的邏輯，從星體搬到了人身上。

「平均人」與角鬥士雕像#

1840 年代初，凱特勒分析了 5,738 名蘇格蘭士兵的胸圍數據，算出平均約 39¾ 吋。真正劃時代的不是這個算術，而是他對「這個平均究竟意味著什麼」的回答。

天文學相信每次單獨觀測都含有誤差，平均能把誤差降到最低、最逼近真值。凱特勒把同樣的想法搬到人身上，做出驚人的宣告：

個體等於誤差，平均人才是「真正的人」。

每個士兵的胸圍都是自然發生的「誤差」，唯有平均胸圍代表那個完美無瑕、如自然本意的「真士兵」。

為佐證這個奇特詮釋，他提出「角鬥士雕像」比喻：假設雕刻師手工複製一尊角鬥士雕像一千次，每尊都會有瑕疵、各不相同；但若把一千尊平均起來，這尊「平均雕像」會幾乎等同於原作。同理，把一千名士兵平均，就會得到那個柏拉圖式的「唯一真士兵」的近似值。

今天我們常把「平均」聽成平庸、次等；但對凱特勒而言，平均人是完美本身，是自然嚮往的理想。他甚至宣稱：歷史上最偉大的人，就是最接近其時空「平均人」的人。

凱特勒開始瘋狂計算一切能取得數據的人類屬性：平均身高、體重、結婚年齡、死亡年齡、犯罪率、自殺率，還發明了「凱特勒指數」——也就是今天的身體質量指數（BMI）。他對偏離平均者則充滿敵意：「凡與平均人比例、狀態不同者，即構成畸形與疾病。」

在各學界留下的足跡#

凱特勒的「平均人」既為爆增的統計數字帶來秩序，又替人們刻板印象他人的本能背書，因此如野火般蔓延，被各領域奉為圭臬：

• 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護理學）：宣稱「平均人」是上帝的「意旨」
• 馬克思（Karl Marx，共產主義）：宣稱「平均人」證明歷史決定論
• 麥斯威爾（James Maxwell，物理學）：受其數學啟發，寫出古典氣體力學理論
• 約翰．斯諾（John Snow，公共衛生）：用其想法對抗倫敦霍亂，開啟公共衛生學門
• 馮特（Wilhelm Wundt，實驗心理學之父）：宣稱「從統計平均學到的心理學，比從亞里斯多德以外所有哲學家學到的還多」

各國政府更把「社會物理學」奉為理解國民、制訂政策的基礎。凱特勒替比利時辦了史上第一次現代標準的人口普查，甚至向美國國會諮詢普查改良；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林肯（Abraham Lincoln）授權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體測量研究，明確遵循凱特勒的方法計算平均——這正是美軍長年「標準化設計」哲學的源頭。

高爾頓：把「平均」變成「排名」#

凱特勒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屬於高爾頓（Francis Galton）——他起初是凱特勒最虔誠的門徒，最終成為最傑出的異議者。

出身銀行與軍火豪門的高爾頓，深信自己與上流階級天生優越，認為社會民主化正在稀釋大英帝國的偉大。他幾乎全盤接受凱特勒的想法，只反對一點：平均人絕非自然的理想。對他而言，平均就是平庸、粗糙、毫不出眾——就像那些正在下議院投票的下層階級。

高爾頓引用表親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研究主張：人類有責任盡量「改良」平均。他把遠高於平均者（如他自己、維多利亞女王、牛頓）稱為卓越者（the Eminent），遠低於平均者稱為低能者（the Imbecile）。

高爾頓面臨一個矛盾：他想保留凱特勒「平均代表群體類型」的想法，卻要否定「偏離平均等於誤差」。他用一記道德兼數學的柔道翻身術解決：把「誤差」重新定義為「排名（rank）」。

在凱特勒眼中，比平均快 50% 和慢 50% 是等量的誤差、離完美一樣遠；高爾頓則說，快的人明顯優於慢的人——他們並不對等，快的人「階級更高」。

高爾頓的兩大改動#

1. 切分人類成 14 個涇渭分明的階層：從最低的「低能者」，經中段的「平庸者」，到最高的「卓越者」。這把「正常」的意義從「理想」翻轉成了「平庸」。
2. 「偏離平均值法則」＋ 相關（correlation）：他堅信一個人的排名在所有面向（智力、體能、品德）上都一致——為了證明這點，他發明了「相關」等新統計方法。

高爾頓埋下的深層偏見至今仍在：若你數學不好，大概容貌、品行、自律也都不行；反之若智力卓越，健康、勇氣、誠實也八九不離十。 這種把單一向度的排名類推到整個人的思維，正是「排名」觀念最危險的地方。他甚至寫道：「後來成為法官、主教、政治家的青年，當年也能組成一支支強悍的運動隊伍。」

平均主義者的興起#

到二十世紀初，多數社會科學家與決策者都已依「平均」來判斷人。**分類（typing）與排名（ranking）**都建立在「拿個體去和群體平均相比」之上，因此凱特勒與高爾頓都明白宣稱：唯有透過與群體比較才能理解個人——換言之，個體本身幾乎無關緊要。

「談個體時，我們並非在說這個或那個特定的人……抽掉他的個體性，我們就能消除一切偶然。」 — 凱特勒，1835 年

當平均首度進入社會，不少維多利亞時代的知識分子立刻警覺有某種要緊的東西正受威脅。詩人賽普斯（William Cyples）在 1864 年替這群人取了個又貼切又帶貶意的名字——平均主義者（averagarians），泛指一切用平均來理解個體的人（科學家、教育者、管理者皆在此列）。

早期的警告帶著預言意味：

• 詩人賽普斯憂心：未來我們將「不像是人，而像人類單位」，命運不再是個人的際遇，而是「以小數點表達、落在統計群體上的分配」。
• **實驗醫學之父貝爾納（Claude Bernard）**警告：「你告訴病人一百個同類病例裡有八十個痊癒，這幾乎無法安慰他；他想知道的是——自己是不是那被治好的一個。」

然而社會沒有聽進這些抗議。一個半世紀後，正如當年詩人與醫師所懼：我們全都成了平均主義者。 分類與排名如此自然、天經地義，以致我們再也意識不到——每一次這樣的評斷，都抹去了被評斷者的個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