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身丹尼爾．戴—路易斯#

拍攝《我的左腳》（My Left Foot）時，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飾演罹患腦性麻痺的愛爾蘭藝術家克里斯蒂．布朗，幾乎全程坐在輪椅上、堅持不出戲：

• 連喝茶休息也要被推著走
• 要求所有人喊他「克里斯蒂」並用湯匙餵食
• 為了角色學會用左腳作畫

他的「方法演技」（method acting，源自俄羅斯戲劇導演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於 1930 年代的訓練法）是極端的：

• 拍《以父之名》前，他連續三天三夜不睡，請真正警察拷問自己
• 拍《傑克與蘿絲的情詩》時，他與妻子分居以體驗垂死之人的孤獨
• 拍《林肯》時，下戲後仍維持高音肯塔基口音，要求被稱呼為「總統先生」

戴—路易斯：「我感興趣的，是看似與我自己人生很遙遠的生命，那神祕感吸引我。從一個地下的意義來說，你是在透過另一個人生命來探索自己。」

這展現了高度同理者的核心習慣：投身體驗式同理（experiential empathy）這項極限運動。和戴—路易斯一樣，他們相信踏入他人鞋子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透過親身體驗，把對方的生命刻進自己的皮膚與心靈。

體驗式同理可能是最辛苦的同理路徑——比一次對話或看一部電影更具挑戰，但回報也最大。本章將介紹三種形式：

• 沉浸（immersion）：身體投入他人處境
• 探索（exploration）：像人類學家般觀察與旅行
• 合作（cooperation）：與他人共同行動而結為一體

沉浸：當個臥底同理者#

達文西自稱「經驗的門徒」——他不是讀醫學書學解剖，而是親自解剖屍體。盧梭主張「真正的教育在於實踐而非教誨」，杜威（John Dewey）則說「所有真正的教育都來自經驗」。

亞西西的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是同理史早期的代表——他造訪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後對其奢華感到憤怒，便和門口乞丐換衣服，整日穿著破衣行乞。後來他創立的修會也以貧窮為特徵。

近代的「臥底調查記者」延續了這個傳統，他們化身底層、揭發社會不公。以下四位是最重要的代表：

比阿特麗斯．韋伯（Beatrice Webb）#

• 1858 年生於英國事業有成的中上階層家庭
• 早年受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影響，相信貧窮源自個人道德缺陷
• 1887 年穿著破裙、釦子掉光的靴子，到倫敦東區猶太人服飾血汗工廠當女工——擠在三十名女工之間做十二小時計件，因技術差被嫌慢

她只撐了四天，但所寫的〈一位女工的日記片段〉造成轟動：

• 1888 年被傳召至上議院血汗工廠調查委員會作證
• 自此放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宣布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 與丈夫共同創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和《新政治家》雜誌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歐威爾出身於伊頓公學，自稱被養成「令人作嘔的小勢利眼」。在緬甸殖民警察任職五年後，他帶著對殖民主義的厭惡，決心親身體驗英國底層：

• 將西裝換成髒工裝褲，在倫敦東區當流浪漢
• 數年間多次潛伏，有時長達數週，從不留後路
• 結果寫成《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歐威爾的結論：「我再也不會認為所有流浪漢都是醉鬼或無賴，也不會期待乞丐感謝我給的便士……我只是想說，他們是普通的人類。」

約翰．霍華德．葛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

葛里芬選擇跨越的不是階級，而是種族界線：

• 二戰時參與法國地下組織，幫助偷運猶太兒童逃離德國
• 1945 年因爆炸失明，1955 年奇蹟恢復視力
• 1959 年 11 月用色素藥物染黑皮膚，以非裔美國人身分在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喬治亞、南卡羅萊納州遊歷六週

他的觀察令人心碎：

「不到幾個小時我就學到，沒有人是以我作為個人的特質在判斷我，每個人都是以我的膚色判斷我。他們無法把我當成獨立的人來看，他們把我們埋在刻板印象的垃圾下。」

著作《像我一樣黑》（Black Like Me）至今仍是美國高中與大學的標準讀本：

• 出版後與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一同推動民權
• 收到三 K 黨死亡威脅，被迫流亡海外
• 後來仍被三 K 黨追上，遭鐵鏈毆打瀕死

葛里芬：「如果我們能站在他人的鞋子裡，看看自己會如何反應，我們就會察覺種族歧視的不公與一切偏見的悲劇性殘忍。」

君特．瓦爾拉夫（Günther Wallraff）#

德國調查記者瓦爾拉夫是體驗式同理的極限運動冠軍。1983 年 3 月他登廣告：「外國人，強壯，求工作，髒活累活均可。」目的是揭發西德土耳其裔移工的處境：

• 戴黑色隱形眼鏡、黑色假髮，操破爛德文「外國人腔」
• 兩年間從事各種重勞動：尿水沒到腳踝的工地通馬桶、無防護鏟焦炭粉、在毒氣鋼鐵廠工作
• 在麥當勞翻漢堡、做藥物試驗（牙齦因此流血）

瓦爾拉夫：「在我們的民主中，正存在某種類別的種族隔離。我所經歷的條件，通常只能在十九世紀的歷史書中讀到。」

焦炭廠的工作讓他口吐黑色唾液數月，並終生留下慢性支氣管炎。他的著作 Lowest of the Low 賣出兩百萬冊、譯成三十種語言，催生對非法用工企業的刑事調查與法規改善。

在自己生活中嘗試沉浸#

當然，多數人不會像瓦爾拉夫那樣下鋼鐵廠兩年。較不極端但仍具挑戰的做法：

• 支持街友的活動：參加慈善機構辦的街頭過夜行動
• 「貧窮挑戰」：參加樂施會（Oxfam）的「Live Below the Line」活動，五天用每天 1.7 美元生活——這是 14 億人每天的真實處境
• DIY 沉浸：硅谷投資銀行家瓦希什（Tushar Vashisht）與 MIT 工程師沙里恩（Mathew Cherian）2012 年返印，靠每日 100 盧比（約 2 美元，當時印度國民平均收入）生活數週
• 「上帝交換」：曼德拉雖是循道宗信徒，在羅本島監獄期間出席每一個宗教的聚會
• 「工作交換」：與從事不同職業的朋友互換工作數天
• 「育兒週」：若伴侶承擔多數育兒，獨自照顧孩子整週
• 「感官交換」：造訪「黑暗中的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展覽——由德國社會企業家海尼克（Andreas Heinecke）創辦，遊客在全黑空間中由視障導覽員帶領體驗。1988 年起在 30 國 130 多座城市展出，提供六千名盲人工作機會，吸引七百萬名訪客

海尼克引述哲學家布伯的話：「學習唯一的方式就是相遇（encounters）。」

探索：旅行如何改變你#

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同理啟蒙#

1952 年，23 歲的格瓦拉與朋友阿爾貝托．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騎一輛老諾頓摩托車「La Poderosa」展開為期一年的南美旅程。當時他並非革命家：

• 出身有貴族淵源的家庭，更愛橄欖球而非無產階級革命
• 涉獵廣泛——讀過馬克思，也讀佛洛伊德、沙特、惠特曼、佛洛斯特、赫胥黎

旅途上的體驗改變了他：

• 在智利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他遇見一位垂死的老婦人，因買不起藥而即將病逝
• 沙漠寒夜遇到失業礦工夫婦凍得發抖，他與朋友把毯子分給他們
• 在祕魯與玻利維亞安地斯山區，他被原住民農民的赤貧震驚，並對地主的壓榨感到憤怒
• 在祕魯亞馬遜的聖巴勃羅麻風病院當志工數週，與病人開玩笑、踢足球

格瓦拉：「在『美洲』的流浪改變了我，遠超過我所想……我接觸到貧窮、飢餓、疾病；接觸到因為沒錢而無法治療一個孩子的痛。」

但格瓦拉故事複雜：他後來成為威權傾向的游擊隊員，在 1959 年古巴革命後擔任「最高檢察官」，下令處決數百名戰爭罪犯。然而他的旅程主要動機是「社會醫學」（social medicine），是 1954 年瓜地馬拉軍事政變後才轉為馬克思革命家：「我生於阿根廷，我戰於古巴，我成為革命家於瓜地馬拉。」

曼德拉：從武裝到同理#

曼德拉今天被視為同理心的大祭司，但他的歷程同樣複雜：

• 1946 年加入非洲民族議會（ANC）青年聯盟，主張仿效甘地的非暴力直接行動
• 1950 年代轉向支持武裝鬥爭，閱讀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客廳掛著史達林的畫像（也有羅斯福、甘地、邱吉爾）
• 1962 年被捕前，他是 ANC 武裝側翼「Umkhonto we Sizwe」（民族之矛）的領袖
• 國際特赦組織從未為其釋放奔走，因組織不代表使用暴力者

1980 年代後期，曼德拉開始意識到——在後種族隔離南非，最有力的政治工具不是槍而是同理：「在獄中我對白人的怒氣減退了，但對體系的恨意加深。我希望南非看到我愛我的敵人，恨的是讓我們互相仇視的體系。」

格瓦拉與曼德拉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因深切的同理而走向政治鬥爭，但選擇了多數高度同理者今日會拒絕的手段。我們應自問：若身處類似極端處境，是否也會被迫拿起武器？

一般旅行的問題#

多數旅行的問題，不是會把人變成革命家，而是根本無法觸發任何顯著的同理反應。沿著《Lonely Planet》的大眾路線走，看不見當地居民日常生活——指南索引裡甚至找不到「同理心」這個字。

讓旅行帶來同理的方法#

格瓦拉提供了答案：旅行需要一個專案。他的專案是麻風病院志工。作者本人在 1990 年代中期到瓜地馬拉叢林當人權觀察志工，深刻體驗了這一點：

一個叫貝爾納貝（Bernabé）的小男孩拿著一張畫給作者看：底層是叢林，上空畫著一顆蛋孵化成鳥、變成飛機、再變成一架噴射子彈的軍用直升機。這幅怪誕的「演化」圖像揭示了內戰陰影如何滲入孩子的心智。

讓旅行更有同理的具體做法：

• 在度假區的閒暇時間，到附近學校教英語會話
• 加入 Traveleyes 之類的旅行社——專為視障者設計，邀請明眼人同行，體驗以觸覺、聽覺、嗅覺重新感受世界
• 設想一間「同理心旅行社」（Empathy Escapes — Unpack Your Personal Baggage）：先深談你的好奇與盲點，再為你量身設計體驗包；想了解北非文化？派你到當地摩洛哥餐廳廚房工作一週，或到難民與移民支援中心當志工

合作：為何你該加入社區合唱團#

社會學家森內特（Richard Sennett）：合作能「把利益分歧、互不喜歡、不平等或互相不理解的人連結起來」。

災難中浮現的合作同理#

文化思想家蕾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訪談卡崔娜颶風與 911 倖存者時驚訝發現：他們講起故事時「眉飛色舞」——不是描述創傷，而是社區自發互助的記憶。

她蒐集到的故事：

• 一位巴基斯坦穆斯林移民在雙塔倒塌時跌倒，一位哈西迪派猶太人拉了他一把：「他是我最想不到會幫助我的人。」
• 911 後 Ground Zero 的志工協調食物與物資——「英語不是母語的人，與週日做時報填字遊戲的人並肩工作」

索尼特的結論：「災難中盛行的人性是堅韌、足智多謀、慷慨、有同理心、勇敢的。」媒體常見的恐慌、自私、退化形象與現實不符。

「同理合作原則」#

把人們推進一個強烈的共同體驗或共同事業，同理心很可能就會綻放。著名案例：

• 三 K 黨領袖艾利斯（Claiborne Paul Ellis）：1971 年北卡州杜倫，被推進處理校園種族問題的教育委員會，被迫與他憎恨的非裔民權運動者安．阿特沃特（Ann Atwater）並肩工作。十天後他在千人大會上撕毀三 K 黨員證——他發現自己和她同樣是清潔工的窮人。後來成為民權運動者，與阿特沃特終身為友。
• 西東詩集管弦樂團（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1999 年由文化評論家薩依德（Edward Said）與指揮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共同成立，匯集中東各國年輕音樂家——特拉維夫的猶太大提琴家可能與拉馬拉的穆斯林小提琴家同台。

巴倫波因：「這不是和平計畫，演奏好不好都不會帶來和平。Divan 是反無知的計畫——讓人認識『他者』、理解他們的所思所感，不必同意。」一位以色列中提琴手稱之為「向世界展示如何與『他者』相處的人類實驗室」。

加入合唱團#

英國 BBC 節目《合唱團》（The Choir，2006 起）由合唱指揮梅隆（Gareth Malone）走進非典型場域組建素人合唱團：郵局員工、軍人家屬、社區住戶……梅隆在路易珊醫院（Lewisham Hospital）看見：

• 藥房搬運工艾倫對「鏈條上層的壓力有了新的體會」
• 平日嚴肅的血管外科醫師艾迪和搬運工坐在同一個合唱團裡，雙方都被人性化了

一位路易珊護士：「合唱團最棒的事，是把醫院不同部門的人聚在一起。我做新生兒護理，平常根本不會接觸外科醫師、搬運工、語言治療師。每間醫院都該有合唱團。」

在自己的生活中尋找合作機會#

• 加入社區合唱團，或聲援「保留地方圖書館」運動
• 週日午後組織五人制足球，或開不分性別的編織會
• 申請社區園圃的小塊地——你會發現自己跟股票經紀交換種子、幫年長修女拔草

警告：宗教、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都有撕裂社群的黑暗歷史。森內特警告：「『我們』是個危險的代名詞」——它強化了「我們與他們」的區隔。最能孕育同理的，是基於相互依賴的合作社群。

學習同理的語言#

蒙特婁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比較宗教學者懷弗雷德．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教伊斯蘭研究時，要求所有學生在齋戒月禁食、依時禮拜——他堅信只看書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另一個信仰的。

學習同理就像學習一門語言。你可以靠教科書背些短語，但若想真正掌握，無可取代地要與「母語者」相處、每天說它。

起初你會結巴，但漸漸地，這門語言會成為第二天性——你會開始用它思考，甚至用它做夢。同理心的修煉也一樣：放下手冊，踏上體驗的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