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既然這麼好，為何我們不多做？#

精神分析學家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說：「心智健康的標誌之一，就是能夠在想像中精準地進入另一人的思想、感受、希望與恐懼，也讓對方對自己這麼做。」

既然同理心對我們有益，又深植於我們的大腦，為何我們不多加運用？答案是我們面對四道社會與政治的高牆，阻擋了同理想像力的施展：

• 偏見（Prejudice）
• 威權（Authority）
• 距離（Distance）
• 否認（Denial）

高度同理者的祕訣，是有意識地跨越想像的鴻溝，主動進入他人心智世界——不論對象是鬧脾氣的孩子、態度差的收銀員，還是新聞畫面裡阿富汗村莊的老人。

障礙一：偏見#

我們大多數人都帶著對他人的成見：

• 第一印象就下判斷，把偏見投射到幾乎不認識的人身上
• 慣用刻板聯想：藍領是「沒文化」、避險基金經理是「自大自私」、猶太人「精打細算」
• 用集體標籤掩蓋個體性：雅痞、紅脖子、龐克、基本教義派、書呆子……

澳洲小說家潔莫（Nikki Gemmell）回憶：在倫敦停車場匆忙皺眉時，迎面走來一位戴頭巾的穆斯林男子讓她渾身緊繃；對方卻說「女士，我的停車券還有幾小時，請拿去用吧」。她抬頭真正看著他的臉，才看見一個散發友善的同類。

最隱微的刻板印象來自政治意識形態：

• 大英帝國奠基於「文明白人優於野蠻有色人」的殖民敘事
• 納粹創造「次人」（Untermensch）的種族分類
• 澳洲政客以「非法者」（illegals）一詞稱呼尋求庇護者，儘管聯合國指出尋求庇護本身並無不法

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決斷 2 秒間》主張我們應更信任直覺，但他也承認「我們的無意識態度可能與口頭聲稱的價值觀完全不一致」。即使白人受訪者極少承認對黑人有偏見，求職面試的歧視證據卻一再揭穿這項否認。

障礙二：威權#

縱觀歷史，犯下大屠殺與暴行者多以「我只是奉命行事」為自己脫罪。納粹大屠殺主要設計者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 1961 年受審時亦如此辯解。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指出：

• 艾希曼並非變態或怪物，而是一個「盡責」並「不只服從命令、也服從法律」的平凡人
• 「艾希曼的問題在於有太多像他這樣的人。多數人並不變態或殘暴，他們可怕地正常」
• 這就是她著名的「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

1961 年心理學家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以耶魯大學名義招募志願者，扮演「老師」對另一房間的「學習者」施以電擊（實為演員）。即使聽到對方哀求停止，65% 的人仍持續加大電擊。

但細究結果：

• 35% 的人選擇違抗權威離場，即使是受聘參與並面對權威研究員
• 把實驗從耶魯改到附近辦公室，服從率降至 48%
• 學習者可見並要親手把對方手放在電擊板上時，70% 拒絕繼續
• 與兩位「同儕」（演員）在場一起反抗時，90% 選擇違抗
• 後續複製實驗在不同國家、不同性別樣本得到的服從率從 16% 到 65% 都有

米爾格倫自己的結論：「決定一個人如何行動的，往往不是他是什麼樣的人，而是他身處什麼樣的處境。」服從威權並非天性，而是高度受情境與文化影響——高度同理者的不同，在於有意識地願意違抗威權。

障礙三：距離#

地球看似縮小了——「六度分隔」的網絡讓我們前所未有地相連，但空間距離仍是同理心的障礙。

亞當．史密斯早在十八世紀就觀察到：

假設一場大地震突然吞噬了整個中國，一位在歐洲、與那地完全沒有連結的人會如何反應？他會發出感慨，沉思人生無常……然後照樣去做生意、去娛樂、安然入眠。但若明天他將失去一根小手指，他今晚就無法成眠。

距離以三種形式削弱同理：

• 空間距離：遙遠的災難難以撼動我們行動。1945 年投下廣島原子彈的飛行員從未看見十四萬名罹難者的臉，事後表示無罪惡感
• 社會距離：我們傾向同理「同類」——同教育背景、族裔、宗教者。法官會對與自己社經背景相近的白領罪犯量刑較輕
• 時間距離：我們關心子女、孫子，但對曾孫已淡漠，對 2100 年的陌生少年幾乎毫無感受。演化生物學家霍丹（J. B. S. Haldane）半開玩笑說：「我願為三個孩子或六個孫子赴死。」

儒家「仁」的倫理由親到疏層層擴展，作為描述性原則相當貼近真實，但不應作為規範性目標。同理心的挑戰是盡可能拉近距離。

障礙四：否認#

面對遠方饑餓兒童或戰爭受害者的照片時，許多人感到的是麻木。常見解釋是「同情疲勞」——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寫道：「影像會麻醉。」

社會學家史丹利．柯恩（Stanley Cohen）在《否認的狀態》中提出更深的解釋：

我們生活在「否認的文化」之中。讓人不安、威脅或矛盾的資訊被壓抑、否認、推開或重新詮釋。我們活在「知道」與「不知道」之間的微光地帶。

我們退縮到否認狀態的常見原因：

• 對自己的特權感到羞愧或內疚
• 不願承認自己的行為或不作為要負責任
• 為自己編造合理化說詞：「我捐錢也沒用」「援助組織會貪汙」

高度同理者敏銳意識到這些理由可能正是否認的偽裝——若任其侵蝕，將摧毀同理之心的核心。

跨越想像的三步驟#

四道高牆主要是文化、社會、政治的發明，而非根植於人性，因此可以挑戰。要做出想像的跨越，需要三步：

1. 將「他者」人性化
2. 發現你和他人共有的——以及不共有的
3. 同理你的敵人

第一步：將「他者」人性化#

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的故事給出絕佳示例。

辛德勒的轉變令人意外：

• 戰爭初期是徹頭徹尾的納粹商人——胸前別著卐字徽章，是德國軍事情報局的線民
• 在克拉科夫（Kraków）開設搪瓷廠，剝削猶太強迫勞工以節省成本
• 起初並非反猶激進派，而是冷漠地把猶太人視為可剝削的匿名群體

轉變起點是與猶太會計師 Itzhak Stern 的日常對話——辛德勒從中認識到 Stern 個人的生命、創傷與恐懼，再延伸至其他工人。

1942 年 6 月 8 日，辛德勒在克拉科夫山丘騎馬時目睹 SS 清空猶太區的暴行。其中一位身穿紅外套、紅帽子的小女孩成為他心中猶太人不可磨滅的象徵——「過了這一天，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都看得見將會發生什麼。我決心盡一切力量擊敗這個體系。」

辛德勒最終以鉅額賄賂保住了 1,100 名猶太勞工的性命（即著名的「辛德勒名單」）。當被問起動機時，他簡單地回答：

「我認識為我工作的人。當你認識一個人，你就必須像對待人一樣對待他。」

馬丁．布伯：「我—它」與「我—你」#

奧地利猶太哲學家布伯（Martin Buber）在《我與你》（I and Thou）中區分兩種關係：

布伯：「我想像另一個人此刻渴望、感受、知覺、思考的內容——不是抽離的內容，而是他活生生的真實。自我最內在的成長，不是發生在人對自身的關係中，而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將他人人性化：

• 意識到生活背後的所有人：宗教思想家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建議，每天起床時想想種棉花、採咖啡豆、維護道路與火車的勞工
• 玩「角色想像遊戲」：遇到看似冷酷的商人，試著想像他和三歲兒子玩躲貓貓，或對年邁母親唱歌；遇到街角抽菸的少女，想像她是出色的青年領袖或詩人
• 追問自己關於他人的假設：
  • 別人會對我做出什麼假設？這些假設準確嗎？
  • 想出三次你誤判別人的時刻——錯誤帶來什麼後果？
  • 我多常做出假設？通常是對哪類人？

第二步：發現共同點與差異點#

亞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中強調，要進入他人處境，必須放下自我，仔細感知對方情緒的細微輪廓。

當我為你失去獨子而哀悼時，我並不是想像「以我的身分若失去兒子會多悲傷」，而是想像「若我真的就是你」會多悲傷。我不僅交換了處境，也交換了人格與性格。

哈麗葉特．比徹．斯托：以喪子之痛跨越種族#

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 1852 年出版《湯姆叔叔的小屋》，至 1861 年內戰前夕已售出四百萬冊。林肯見到她時據傳說：「妳就是那個寫書引發這場大戰的小婦人！」

但她並非天生的廢奴運動者：

• 出生於虔誠新教家庭，享受白人特權，習慣黑人僕役服侍
• 1840 年代廢奴聲浪高漲時，她對運動興趣不大
• 1849 年，最受寵的兒子 Charley 在霍亂中過世——她無法忘記孩子在自己眼前痛苦死去的畫面

「在他臨終之床、在他的墳前，我才學會了一個貧窮黑奴母親在孩子被奪走時可能的感受。」

她以親身的喪子之痛跨入了奴隸母親的處境，孕育出影響歷史的小說。

從「黃金法則」到「白金法則」#

軸心時代（西元前 800–300 年）的世界主要宗教都發展出某種版本的黃金法則：「己所欲，施於人。」

黃金法則建立在「他人經驗與我相似」的假設之上。若對方的文化、世界觀與我截然不同，我們可能用自以為好的方式對待對方，卻完全不合對方需要。

學者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

世界最大的單一問題是人們或群體無法從他人的視角看事物。對美國人來說，這意味著要明白：若你住在被美軍佔領、被無人機襲擊的國家，你不會分享美國人「這些武力部署立意良善」的假設，你甚至會苦澀地痛恨美國。

因此需要 白金法則（Platinum Rule）：「以他人想被對待的方式對待他人。」

實踐建議：

• 進行一個月的實驗，每次展現同理心時記錄是「黃金」還是「白金」
• 例：打電話給孤單的母親（黃金法則）；不在朋友陽台上抽菸即使自己不介意（白金法則）

第三步：同理你的敵人#

甘地（Mahatma Gandhi）說：「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訊息。」他的同理實踐展現在：

• 1899 年波耳戰爭期間在南非組織印度志願救護隊，曾步行二十多英里救助傷兵
• 在納塔爾鎮壓祖魯叛亂時，他護理被英軍鞭打卻被棄置的祖魯人——對他而言，衝突雙方並無區別
• 1915 年返印後脫下律師西裝改穿土布腰布（dhoti）
• 在自己創辦的薩巴爾馬蒂修道院（Sabarmati Ashram）廢除種姓制度，連他自己也清掃廁所——這原本是「賤民」（Dalits）的工作

甘地最有爭議的主張是同理政治對手。他堅信，唯有理解對方的價值觀、動機與苦難，才能建立和平與寬容的文化：「我是穆斯林！也是印度教徒、基督徒、猶太人。」

同理敵人的爭議與意義#

1947 年印巴分治導致五十萬人死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衝突，似乎證明同理敵人的道德要求過高。但作者認為甘地仍是對的：

• 在巴勒斯坦、敘利亞、蘇丹等衝突地，持久和平不僅靠政治協議，更需要日常人民的同理連結
• 在個人生活中，同理「敵人」可化解與老闆、兄弟姊妹、鄰居的僵局

2009 年由六大宗教代表（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印度教、佛教、儒家）共同擬定的《慈悲憲章》（Charter for Compassion）呼籲：「對所有人——包括被視為敵人者——培養具知識基礎的同理心。」

一行禪師的海盜故事#

越南禪師一行禪師（Thích Nhất Hạnh）講述：一個十二歲難民少女在暹羅灣被泰國海盜強姦後跳海自盡。我們可能想拿槍射殺海盜，但禪師說，要踏入他的處境並對他生起慈悲——若我們在類似環境中長大，也可能成為暴力海盜。

佛教學者巴契勒（Stephen Batchelor）建議的漸進同理冥想：

• 從朋友開始：想像她剛出生時、童年、青春期到現在
• 想像她未來的衰老、生病、死亡
• 然後對敵人、陌生人重複同樣練習
• 最後三人並列在你面前——「在出生時平等，在死亡時平等」

同理敵人不等於認同#

一個關鍵但常被誤解的點：同理並不會摧毀道德判斷。你可以理解某人的世界觀，卻不必同意他的信念或原則。

作者在 1990 年代到瓜地馬拉研究寡頭家族（30 多個歐洲後裔家族壟斷經濟與政治）的經驗：

• 起初強烈鄙視他們——他們資助暗殺隊、在內戰中協助殺害二十萬名以馬雅人為主的平民
• 訪談中遇到大量公然種族歧視言論——他想反駁，但強迫自己保持沉默並嘗試進入對方視角
• 漸漸意識到他們從小生活在封閉的精英社群，這樣的偏見是世代傳承
• 最具突破的時刻：聽聞其子女在內戰中被綁架甚至殺害的故事——某位住在豪宅裡的貴族婦人哭著描述兒子被擄
• 他突然發現，富有的寡頭與貧困的原住民都渴求同樣的「個人安全」——這是國家可以重建的共同點

同理敵人的最佳理由不是消解所有衝突，而是在過程中變得更明智、更慢於評判、更了解他人與自己。

我們真能進入別人的心嗎？#

哲學家內格爾（Thomas Nagel）的著名文章〈當蝙蝠是什麼感覺？〉主張：我們的想像受限於自身經驗，無法真正知道蝙蝠倒掛或張開蹼翼的感覺，只能想像「我若像蝙蝠那樣表現會如何」。他延伸主張：我們無法真正進入他人之心。

作者不同意。透過三步驟——人性化他者、辨識共同與差異、同理敵人——我們可以對他人的感受、信念、價值與經驗獲得相當深入的理解。

斯托從未被白人奴隸販子奪走孩子，但喪子之痛讓她窺見部分真相；甘地從未真正成為賤民，但多年的農民生活與清掃廁所讓他更接近他們的真實；辛德勒當然不知道猶太人在貧民窟被迫害的感受，但他能與工人共享共同人性。

即使無法完全成功，這份努力本身就會改變我們，並縮小自身的同理赤字。

接下來，讓我們把同理心的實踐推向極限——進入「體驗式同理」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