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聽過或讀過聖經中上帝話語的人，都是靠著一大群譯者的幫助才得以親近這話語。這些譯者多半沒沒無聞，然而若沒有他們，能真正讀到、聽到上帝話語的人少得可憐。我們的聖經，是全世界被翻譯最多的一本書。
一個意想不到的例子出現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耶穌被釘時，彼拉多（Pilate）用當時耶路撒冷通行的三種語言——亞蘭文（Aramaic）、拉丁文、希臘文——寫下牌子，標明祂的身分：「猶太人的王」（約 19:19-20）。定祂死罪的羅馬巡撫，卻在無意間下令翻譯、公告了耶穌的王權。我們很少把彼拉多算進譯者的行列，但事實就是如此。
聖經翻譯的必要性，早在耶穌與初代教會之前幾百年就已出現。當時聖經的原文希伯來文，在上帝子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漸被取代——先是亞蘭文，後是希臘文。這一章，畢德生（Eugene Peterson）便循著這三段翻譯史，一路講到他自己譯《信息版》（The Message）的故事。
譯成亞蘭文：以斯拉與十三位利未人#
亞蘭文翻譯在以色列被擄歸回後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西元前 538 年，思想開明的波斯王古列（Cyrus）結束了以色列多年的被擄，讓他們得以返回巴勒斯坦的家園。亞蘭文是波斯帝國的官方語言；在這片「從印度直到古實」（以斯帖記開篇語）的廣袤疆域裡，包括以色列希伯來文在內的眾多地方語言，都逐漸被官方與商業通用的亞蘭文擠到邊緣。
到了彼拉多在十字架上添上那句翻譯時，希伯來文多半已不再是日常口語，取而代之的正是亞蘭文——也就是耶穌與初代門徒所用的語言。這一點在我們的聖經裡難以察覺，因為亞蘭文留下的痕跡極少。
舊約中，亞蘭文只佔以斯拉記幾頁（4:8-6:18、7:12-26）、但以理書一半略多（2:4-7:22）、創世記兩個字、詩篇一個字、耶利米書一節。新約更只剩下約二十一個字詞，是耶穌與門徒所說語言僅存的殘跡，例如 talitha koum（可 5:41）、abba（可 14:36）、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可 15:34）、rabboni（約 20:16），加上幾個地名與人名。如此而已。
在以斯拉與尼希米的故事裡，我們得以窺見這場從希伯來文到亞蘭文的轉變是如何開始的。時間約在西元前 450 年。以斯拉（Ezra）與尼希米（Nehemiah）從波斯帝國東部來到耶路撒冷，要重振那群被擄歸回、卻士氣低落的猶太人。
原本眾人滿心期待一場榮耀的歸回、一場重建所羅門聖殿的凱旋，最終卻落了空。歸回者當初帶著以賽亞的異象回來，深信自己要成為「外邦人的光，叫我的救恩直到地極」（賽 49:6）——但這高昂的盼望很快消散。許多留在巴比倫、日子過得安逸的弟兄姊妹拒絕同回；歸回者則接連遭遇乾旱、歉收、資源匱乏，又受到北邊撒瑪利亞鄰居的殘酷騷擾。一年又一年不得緩解的掙扎，把以賽亞異象所織成的錦繡拆散殆盡；他們作為上帝子民的身分，只剩一線相繫。
轉機隨著以斯拉、繼而尼希米的到來而出現。兩人都在波斯政府身居要職，得知同胞的窘境後便前來重振他們的心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兩人對上帝子民存續的關鍵性，不亞於摩西之於他們的塑造。以斯拉重整他們的屬靈生命，尼希米在政治上把他們凝聚起來、重建防禦。
以斯拉帶來一卷原文希伯來文的摩西律法。然而數十年的貧困與騷擾中，這群在耶路撒冷勉強度日的猶太人，已與自己的過去失聯——忘了摩西所領的拯救、與西奈啟示的親密、曠野的操練，也忘了亞伯拉罕與撒拉、路得與波阿斯、大衛與亞比該的家族故事。以斯拉知道必須從頭開始，而起點就是聖經。他在城中廣場搭起木臺，召聚百姓，登臺展讀希伯來文卷軸，讀給他們聽：他們是誰、從哪裡來、他們的身分與命定。
但有個難題：這群與過去失聯的百姓，也與自己的語言失聯了。希伯來文他們大多還聽得懂，卻已不是他們的母語、他們的搖籃話。自祖先被擄到巴比倫（西元前 586 年）以來的一百三十多年間，希伯來文早已退到生活邊緣；他們是說著波斯帝國通用語亞蘭文長大的，父母、祖父母亦然，往後直到耶穌的時代，亞蘭文仍是他們的第一語言。
於是那天以斯拉這場「找回身分」的宏大工程，需要詮釋的協助。所幸利未人——負責守護古老摩西根源的祭司階層——仍精通希伯來文。以斯拉讀卷軸時，十三位利未人分布在會眾各處，「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8）。「講明意思」大概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而更像是幫百姓解釋、詮釋這段久被忽略、如今陌生的經文，其間偶爾把某個希伯來字詞譯成當時正在取代希伯來文的亞蘭文。
但「講明意思」所做的，不只是提供字典式的對應詞。利未人這番詮釋性的翻譯，觸動的是百姓整個生命、心與靈，而不只是頭腦：他們先是哭泣，繼而歡喜，「因為明白所教訓他們的話」（尼 8:9-12）。
這正是真翻譯的目的：帶出一種涉及整個人的明白——有淚水也有笑聲、有心也有靈——全然投入所寫、所說的話語之中。
這十三人在聖經敘事裡別無記載，卻也並非全然無名。作為以斯拉的助手，他們用日常口語詮釋、澄清上帝的話，在那群當下幾乎不曉得「上帝子民」是何意、更不曉得那說的正是自己的百姓面前，力挽狂瀾。他們至少配得被我們再次稱名：耶書亞、巴尼、示利比、雅憫、亞谷、沙比太、荷第雅、瑪西雅、基利他、亞撒利雅、約撒拔、哈難、毗萊雅（尼 8:7）。這十三位口譯者當天以亞蘭文接通了過去與現在。因著他們「講明意思」，上帝的子民在此後約四百年間繼續使用亞蘭文——直到耶穌被掛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以同一種亞蘭文被標明為他們的王。
譯成希臘文：七十士譯本#
希伯來聖經譯成希臘文，是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譯本。亞蘭文翻譯只留下零星碎片、只是預示與暗示（如以斯拉與十三位利未人的故事）；希臘文翻譯卻是完整的——整卷希伯來聖經（甚至更多），而且遠在耶穌降生與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前就已完成。
這部希臘譯本後來成了第一代基督教會的聖經、他們「公認」的版本。保羅寫信給各新成立的基督徒群體、引用聖經來印證他們與蒙救贖之上帝子民的共同關係時，幾乎總是引用這部希臘譯本。馬可寫他那開創性的福音書時，共引述舊約 68 處，其中 25 處是希臘譯本的精確或近乎精確的引文。保羅與西拉在希臘城庇哩亞的會堂查考聖經（徒 17:10-12），所查考的無疑也是這部官方希臘譯本。
多年後，包珥（Walter Bauer）為如今成為新約希臘文標準辭典的書寫序時說：「至於七十士譯本（LXX）的影響，本辭典每一頁都顯示，它勝過對我們文獻的一切其他影響。」
亞蘭文翻譯因古列的政令而成為必要；兩百年後，希臘文翻譯的必要性則來自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他征服了整個波斯世界，幾乎在一夕之間把眾人變成了希臘人，或至少是說希臘話的人。理由與從前相同：要治理如此多元、語言如巴別般紛雜的人口、要做生意，就得有一種通用語；這一回當家的是希臘人，通用語便是希臘文。
但這兩百年間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從古列到亞歷山大之間，猶太群體已逐漸分散到整個波斯／希臘世界。巴比倫開啟的離散，先被波斯人的遣返政策逆轉（波斯准許被擄之民回鄉重建敬拜之所），繼而又被善於殖民的希臘人延續。這番來來去去削弱了「地方感」，使離散的大熔爐更加沸騰。在希臘統治約百年後，地中海與中東世界的大城裡大多都有猶太人；他們無論落腳何處，都設立會堂，在聖經這唯一僅存的「土壤」裡忠心培育自己作為上帝子民的身分。
西元前 332 年，亞歷山大征服埃及，隨即以自己之名建了一座新城——亞歷山大城。不出幾代，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已佔全城人口三分之一，人數更超過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每過十年，猶太人就離自己聖經的語言更遠一步。他們需要希臘文的聖經，好在會堂裡誦讀。
因此，翻譯聖經為希臘文的倡議發生在亞歷山大城，可謂恰如其分。這故事記在《亞里斯提亞書信》（The Letter of Aristeas）裡——一顆史實的內核，被鋪陳成一則傳奇。
傳奇說，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西元前 285-247 年）是熱心贊助學術的君王，藏書逾二十萬卷。御用圖書館長底米丟稟告王，說猶太人有珍貴書卷值得收入館藏，但書寫的是奇特的字體，需要翻譯。王遂致函耶路撒冷大祭司以利亞撒求取抄本並派來譯者。大祭司從十二支派中各選六位長老，共七十二位。他們抵達亞歷山大城後，王設盛宴款待，並以難題試驗，眾人皆過關。三天後，他們被帶到亞歷山大城外、以燈塔聞名的法羅斯島，在為他們預備的屋子裡開工，七十二天內完成了翻譯。七十二被約整為七十，這譯本從此稱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羅馬數字 LXX）。傳奇後來又加碼：說這七十二人各自在獨立的小室裡工作，彼此不見面、不交談，七十二天後所有譯本竟逐字完全相同。
傳奇自有其娛人之處，但那顆事實的內核無可置疑：托勒密二世在位時於亞歷山大城完成的這部希臘文聖經，成了散居各地猶太群體的官方聖經，最終也成了初生基督教會的聖經。
而這封書信對我們的意義，在於猶太（及後來基督徒）群體對這譯本與譯者所懷的極大敬重。他們相信，那在聖經寫作中動工的上帝之靈，也同樣在聖經翻譯中動工。約百年後，與耶穌同時代的亞歷山大城猶太人斐羅（Philo）在未提及此書信的情況下，給出類似的評價：他把希伯來文的原初寫作與希臘文的翻譯稱為「姊妹」，說通曉兩種語言的猶太人
以敬畏崇敬之心看待它們〔原文與譯本〕，視之為姊妹，甚或視為同一部，無論在內容或字句上皆然；並且稱這些作者不是譯者，而是奧祕的先知與祭司……與至潔之靈、就是摩西的靈攜手同行。
對猶太人與基督徒而言，原文與譯本作為權威聖經，是彼此對等的。
譯成美式英文：《信息版》的誕生#
兩千年後，畢德生也置身於譯者的行列，卻渾然不覺自己是個譯者。他是美國的一位牧師，工作是召聚會眾中兩三百人來敬拜、施行聖餐，講道、教查經、代禱、探病、關顧人的靈魂、施洗、堅信、證婚、主持喪禮。大家都說一口流利的美式英文——在這樣的人、這樣的處境裡，誰需要譯者呢？
然而他常覺得自己與被擄歸回的以斯拉那十三位利未人相認同。斯坦納（George Steiner）在論翻譯的巨著《巴別塔之後》（After Babel）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一種語言內部的翻譯（語內翻譯），與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語際翻譯），其實是同一條連續線上的兩端。畢德生最感到自己與利未人為伍，是站在講臺上、試圖用當代口語讓聖經被人聽懂的時候。利未人在後被擄、聖經文化迅速瓦解的日子裡「講明意思」；他則在後現代的美國做著極為相似的事——因為他的會眾同樣不熟悉自己的過去、自己的聖經、自己那由聖經塑成的身分。與利未人用亞蘭文口語一樣，他的「翻譯」大多也是口頭的。
然後有件事發生了，當下他並未意識到其意義，卻把他推進了譯者的行列。那是 1980 年代初，在他們那距巴爾的摩二十哩的小鎮。經濟下行、加上鄰近巴爾的摩等城市爆發的種族暴動，讓他多屬中產的會眾焦慮不安。整個社區突然變得草木皆兵：鄰居加裝門鎖與警報器，從沒摸過槍的人開始買槍，種族恐懼演成種族辱罵，偏執滲進街角與理髮店的閒談。令畢德生沮喪的是，這一切竟毫無阻力地滲進了他的會眾。
沮喪很快轉為憤怒。這群基督徒怎能如此不假思索、又如此輕易地，就吸收了世界那充滿恐懼的焦慮與充滿仇恨的猜疑？彷彿一夜之間，他們把家變成了武裝營地，過著防衛、戒備、畏縮的生活——他們可是基督徒啊！他當了他們二十年的牧師，傳講耶穌已勝過世界的好消息，用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為他們界定「鄰舍」，帶他們查經、以為早已把他們扎根在「基督釋放我們得的自由」裡；如今他們卻就在他眼前，被恐懼癱瘓、「為明天憂慮」。
當怒氣與沮喪平息，他開始謀劃一套牧養策略，盼能幫會眾尋回在基督裡作自由之民的身分——不「效法這世界」，而是在聖靈裡活得豐盛、自發。加拉太書似乎是個好起點。他正在氣頭上，而這恰是保羅最憤怒的一封信：起因是他多年前所建立的教會，竟拋棄自由的生命、退回舊猶太律法的保安系統。他認定：這正是他會眾的「加拉太書時刻」。郊區安逸謹慎的環境磨鈍、模糊了福音的鋒芒，使他們在當日的焦慮前毫無防備。保羅在加拉太的會眾與他在馬里蘭的會眾，這平行對應精妙得如有天意，他要好好把握。
他也知道這急不得，於是決定先用一年教一門加拉太書的成人主日學，再用一年講道講完加拉太書。他要把會眾徹底泡在加拉太書裡，泡到他們分不清自己是活在加拉太還是美國——但他們必會領略何謂自由，就是基督釋放他們得的自由。
主日學開課那天，來了十四位弟兄姊妹，是他慣常的出席人數。他們在教育側樓地下室聚會，水泥磚牆、折疊椅、馬蹄形排列的桌子——這是他們郊區長老會版的地下墓穴。畢德生一向愛這種聚會的親密與從容、那份浸泡於聖經的經歷。
然而開課這個主日，桌上攤開的聖經，卻明顯敵不過往咖啡裡攪拌奶精與糖這樁「禮儀動作」。他正為會眾裡一場聖靈點燃想像力的重大更新鋪路，加拉太書——保羅那封曾把會眾從退回文化奴役中救出來的憤怒、熱情、火熱的信——就攤在桌上，卻沒人領會。他們甜甜地微笑著，把注意力放在攪動保麗龍杯裡的糖，而非保羅隱喻與句法中脈動的聖靈話語。他被冒犯了，深深地被冒犯。
這種挫折其實天天在上演：父母之於孩子、朋友之於朋友、牧師之於會友、老師之於學生。我們抓住了某樣能把生命翻轉過來的東西——一個探入真理的念頭、一道美的閃光、一份熱切的愛——急切地要與人分享；對方禮貌地聽一陣，顯然厭煩了，便走開或岔開話題。就像少年時我們狂戀某人、迫不及待告訴最好的朋友，朋友卻說：「我實在不懂你看上他（她）哪一點。」
那個主日上午，在馬里蘭那間長老會地下室裡，他就是這種感受。他們讀著記載一場革命的句子——手裡卻在往咖啡裡攪糖。
當天下午，他向妻子訴說這場結結巴巴的加拉太書開場。他沮喪又冒火地說：「我知道要怎麼辦了——我要教他們希臘文；他們若讀希臘原文，那些甜笑很快就會消失。他們若讀保羅那翻著筋斗、側手翻、高奏自由號角的希臘文，就會領會了。」妻子回他一個甜甜的微笑：「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能把教室清空的辦法了。」
這一笑，成了轉捩點。他放棄了希臘文計畫，改為花整週「塗鴉」保羅的希臘文，試著把它變成他所聽見的那種美式英文。他試著想像保羅牧養這群正讓辛苦得來的自由從指縫溜走的人：保羅會怎樣用他們不在教會時所用的語言寫信給他們？他沒有計畫、沒有藍圖，也沒有教希臘文那樣的雄心，只想讓他們照他所聽見的那樣去聽——照加拉太人所聽見的、路德所聽見的、歷世歷代無數男女所聽見、並因而得著自由歸向上帝的那樣。
下個主日，他照舊煮好咖啡、燒好熱水，卻沒擺聖經。取而代之的，是十四份他的「塗鴉」——單頁、雙行間距、約 250 字——攤在桌上。他讀了出來。那是後來《信息版》加拉太書開頭的雛形：保羅以「我不是憑人意、也不是靠人的委任」起筆，宣告自己是「上帝所差遣」的，並斥責加拉太人如此輕易變節、去擁抱一個「全然相異、冒牌、關乎上帝的謊言」的「另一個福音」。
此後每個主日，他們就這樣一頁頁琢磨下去，設法把保羅的希臘文譯進會眾不在教會時所說的美式英文——他們在工作、在家陪孩子、在街上所用的字詞。畢德生每週帶來新的一頁，眾人拿它去對照美式英文、提修改建議、剔除陳腔濫調，一路力求在自己的口語裡保住保羅語言那鋒利的邊緣。
用這新形式第二週後，畢德生在整理房間時注意到：所有保麗龍咖啡杯都還半滿著冷掉的咖啡。他知道他抓住他們了。他從沒這麼滿足地收拾過客人的杯盤——把那些冷咖啡全倒進水槽、杯子全扔進垃圾桶！
整個秋、冬、春，他們每個主日上午都埋首於新影印的譯稿。九個月後，加拉太書完成了。他們並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也不知這會對文化帶來什麼衝擊，卻已加入了譯者的行列——「上帝的秘書」。接下來那個秋天，畢德生用九個月向會眾講道講這同一部加拉太書譯本；再隔年夏天，他動筆把這兩年的加拉太書對話、禱告、敬拜與教導寫成一本書。
書出版幾年後，他收到一位編輯的來信：「還記得你寫的那本加拉太書嗎？我把裡面的翻譯部分影印下來、貼在一起，一直隨身帶著讀，也讀給朋友聽。我們都對加拉太書膩了——你何不把整本新約都譯出來？」
畢德生抗議說這不可能：他是個牧師，光譯一卷較小的新約書卷就花了他兩年；何況譯本與意譯本不是已經夠多了嗎？（按最新的英文聖經權威史，戴聶爾〔David Daniell〕估算，1945 至 1990 年間，從希伯來原文與希臘原文譯成英文的聖經或其部分譯本，超過一千二百種。）但編輯鍥而不捨。往返信件與電話數年後，這件事終於顯得「聖靈和我們都以為美」（編輯與出版商、畢德生與妻子）。他辭去牧職（在服事會眾二十九年後），著手把聖經正文譯成美式英文口語。
當畢德生坐下、把希伯來文與希臘文正文譯成美式英文，好給「我會眾以外的會眾」時，這與他三十五年來作牧師所做的並無太大不同：他受教會按立，一生把聖經與聖禮中上帝的話語，帶給那些他蒙召去協助引導的人——引導他們敬拜父神、跟隨聖子耶穌、領受聖靈，並在養家、謀生等一切細節中，於美國的街坊裡活出喜樂而負責的生命。
作牧師時他始終自覺必須「因地制宜」：泛泛之論與「宏大」的真理行不通。他的街坊是美國的，《信息版》的語言便必然是美式的。他就此動工——這一譯，將花去他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