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塊教育基石#

到此為止，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的教育願景已然清晰：深度理解是核心目標，我們要在特定文化脈絡中，培養學生辨別何謂真偽、美醜、善惡。他反覆以三個範例貫穿全書——演化論、莫札特的音樂、以及被稱為「大屠殺」（Holocaust）的近代歷史事件。

但我們能否運用日益增長的人類發展、個別差異與文化影響知識，來提升大批學生的理解？若能，我們才終於能拼起「有效教育」這幅拼圖。這樣的教育須建立在兩塊基石上：

• 教育者必須認清，學生在真正理解重要主題與概念時面臨的種種困難。
• 教育者必須顧及心智之間的差異，盡可能打造一種能觸及形形色色學生的教育。

在此，多元智能理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成為有效教學的強力夥伴。加德納主張，「多元智能視角」至少能從三方面增進理解。

多元智能增進理解的三種用途：

1. 提供有力的切入點——如何引入一個主題至關重要；由於「初始效應」（primacy effect），學生最容易記住開場的舉例或抓住注意力的橋段。
2. 提供貼切的類比——陌生主題常需透過與熟悉主題的類比才能初步掌握。
3. 對核心概念提供多重表徵——強而有力的概念，其標誌正是能以不只一種方式來表徵。

加德納強調，這是一份存在性證明（existence proof）：多元智能取徑能被徹底地運用來呈現有份量的概念，而非把它降格成瑣碎或軼事式的花招（例如「來把乘法表唱出來吧」就聲稱用音樂智能教了數學）。他也提醒，切入點、類比或模型語言的數目沒有必要湊成七個、十二個或三十七個；教學的挑戰在於判斷哪些取徑對特定理解有希望、試行、再反思成敗。

通往豐富主題的多重切入點#

以多元智能理論為靈感（取其精神而非死守清單），加德納提出至少七種有力的切入點。

敘事型切入點#

最能吸引大量學習者的方式，或許就是生動戲劇性的故事。敘事同時激活語言智能與人際／自我智能，也能以默劇、電影等其他符號形式呈現。

• 演化：達爾文（Darwin）本人就是引人入勝的故事——他年輕有為卻也有弱點，搭乘小獵犬號（Beagle）的劃時代航行，形塑理論的掙扎，遲遲不願公開駭人結論，以及華萊士（Wallace）巧合地共同發現演化。敘事也可擴及華萊士、赫胥黎（「達爾文的鬥犬」）等人物，或整個物種群（如加拉巴哥群島的雀鳥）的傳奇。
• 莫札特：莫札特（Mozart）與其野心勃勃的父親，正如謝弗（Peter Shaffer）在劇作《阿瑪迪斯》中所呈現。不過從音樂角度看，「敘事」有了不同意涵——指的不是情節與角色，而是動機（motif）如何被引入、發展、以不同面貌重現。
• 大屠殺：希特勒（Hitler）、納粹黨及其領袖是引人（雖以病態方式）注目的敘事素材。也可涵蓋歐洲史、猶太民族史、反猶主義史，或聚焦於倖存者、殉難者、保護者的個別故事，乃至萬湖會議（Wannsee Conference）這一具體事件。

數字型切入點#

有些學生喜歡處理數字與數量關係。

• 演化：可追溯達爾文在加拉巴哥群島前後修改雀鳥分類的思考歷程；一世紀後演化生物學家拉克（David Lack）重訪並做了精準的物種數目分析。當代演化研究已高度量化，數理傾向的學生有大量模型可鑽研。史魯特（Dolph Schluter）依喙部尺寸資料寫的程式甚至算出：一座假想島嶼應能支持三種雀鳥，各自的喙適合啄開三種種子之一。
• 莫札特：任何音樂都有特定的拍子與節奏型；可攤開《費加洛婚禮》兩首詠嘆調的拍號與節奏，推敲莫札特為何如此選擇。
• 大屠殺：六百萬遇害者這個不可磨滅的數字，使大屠殺本身就是一個關於數字的故事——可比較各族群在第三帝國前後的人口；六百萬這個數字如何得出、有多準確，本身也一直是史家（乃至否認者）爭議的焦點。

邏輯型切入點#

與數字興趣相關卻不同的，是對邏輯命題及其推論的偏好。演化可用三段論表述：若某地個體／物種數目超過環境所能承載，且個體／物種之間存在變異，則那些最能適應特定環境的變異，將得以繁衍興盛。

大屠殺亦然：若要將所有猶太人清出歐洲，且既無法遷走亦不容其自然死亡，則必須設計出消滅他們的程序。《費加洛婚禮》的邏輯則較不嚴格三段論式，而是生長於各條情節與副情節的關係中——初始的失衡必須讓位給最終的平衡。音樂本身也有邏輯：若曲子轉到遠系調、節奏突變，人們會預期在適當時機終將回歸主調與原節奏。

存在／根本型切入點#

有些人始終被生命意義、死亡的必然、愛恨的激情等深層存在問題吸引。演化論告訴我們人類作為自然中一個物種為何；莫札特展現人類能有的美妙創造；大屠殺則記錄人類可怕的潛能，同時也留下仁慈、勇氣與英雄氣概的動人實例。

• 演化對「我們是誰、從何而來、將往何處」提供了最佳科學答案；且它與宗教解釋未必衝突——可以相信演化就是上帝的計畫，天主教會近年也已與演化論的起源說法達成和解。
• **《費加洛婚禮》**觸及愛、權謀、權力與社會階層等主題，探究人與人之間的微妙、複雜、愚蠢與偶爾的高貴。
• 大屠殺呈現最極端的人類屬性，逼我們思考：一個國家如何走到把種族滅絕當成國策？何謂文明？——這個計畫竟成形於許多人視為文明頂峰的國家，經由持頂尖大學博士學位者審定，由那些同時仍能追求文學、藝術、音樂的人執行。這正是維瑟爾（Elie Wiesel）、萊維（Primo Levi）等倖存者著作之所以迫切的原因。

美學型切入點#

藝術作品是透過其組織、平衡感、恰當性，以及色彩、色調、意義的曖昧等特徵來領會的。三個主題都可透過藝術作品引入：演化透過紀錄片或動畫；《費加洛婚禮》透過各種戲劇、歌劇與芭蕾詮釋；大屠殺透過從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的宣傳片到史匹柏《辛德勒的名單》的電影。

談大屠殺與藝術性的關係時必須格外謹慎。加德納提出兩點：其一，死亡集中營的設計者自視為在打造一套「有形式」的系統——從入口欺瞞性的標語「勞動帶來自由」，到毒氣釋放與遺骸處理，都力求滿足某種設計準則；海德里希與希姆萊之所以建造死亡營，正因先前的殺戮方式對加害者的「情感」太過難以承受。其二，大屠殺以最令人不安的形式，逼出「藝術與生死的關係」這一問題：黨衛軍如何能主持極端暴行後回家聽莫札特唱片、夜裡演奏弦樂四重奏？而希特勒本人曾是懷抱藝術夢的青年。

動手型切入點#

年輕人尤其會被「操作實物」的機會激勵。

• 演化：由於演化過程通常太緩慢而無法觀察，需採更積極或想像的做法——生物課長期用果蠅（Drosophila）育種來監測性狀變化；虛擬實境與電腦模擬則首次讓學生能主動實驗控制演化的因子。有能力者更可親訪加拉巴哥群島或雨林。
• 《費加洛婚禮》：藝術作品提供了最現成的動手參與——任何人都能跟唱片段；製作一齣如《費加洛婚禮》的複雜作品，需要歌手、器樂手、指揮、舞者、燈光、佈景、戲劇顧問、提詞員等眾多角色。

人際型切入點#

以上切入點多觸及個別學習者，但有些學生想在他人的陪伴中學習——有人喜歡合作，有人喜歡辯論、扮演不同角色。專題（project）是絕佳載體：持續數天或數週的專題，讓學生互動、彼此學習、做出各自獨特的貢獻。三個主題都可重新配置為群體活動：重演達爾文理論發表後的辯論；組成合奏演出《費加洛婚禮》場景；或搬演基於大屠殺的劇作、重演萬湖會議的籌畫過程。

須強調的是，沒有產生切入點的公式，也沒有義務用盡所有切入點。多重切入點的好處很單純：對某位學生、某個主題有效的方式，往往不同於對另一位學生、另一主題、乃至同一學生換一天時有效的方式。多樣化的取徑大幅提高了觸及各類學生的機會。

有力的類比與隱喻#

一旦興趣被點燃，就該提高賭注，讓學生充分接觸豐富主題的主要內容。類比不過是取自另一個（學生較熟悉的）經驗領域的例子，用以照亮眼前較不熟悉的主題。

• 演化：達爾文本人正是讀了經濟學家馬爾薩斯（Malthus）——人口快速增長面對有限資源——才被引向他的發現，並在著作中明確使用此類比。後人也把市場經濟描述為個體與企業間的鬥爭，因採「適者生存」隱喻而常被稱為「達爾文式」。
• 莫札特：莫札特的生涯像流星，急速升起後消逝入太空；他的生產力卻極穩定，像小鳥築巢、松鼠埋堅果般一部接一部地創作，彷彿無視個人生活的動盪。《費加洛婚禮》錯綜的情節則令人想起《夜長夢多》《唐人街》等複雜劇情。
• 大屠殺：希特勒想根除猶太民族，類似其他抹除不受歡迎之物的努力（銷毀一件藝術品、處理屍體、殺光癌細胞）；集中營與死亡營的設計過程則如反覆試誤的實驗；納粹刻意把「工作」與「死亡」的類比推到底，試圖將工廠生產原則套用到死亡的「包裝」上。

每個類比都有其力量，也有其限制與可能誤導之處。例如演化常被想像成一把「階梯」，這欺騙性地暗示頂端物種是「最高等」或最好的；文化的漸變與突變之對比，也只是大致對應演化論中漸變論與間斷平衡論之爭。教師必須同時傳達類比的力量與其局限。學生深入主題後，更應被鼓勵提出自己的類比與隱喻。

核心概念的多重表徵：引入「模型語言」#

現在來到教學的關鍵點：如何最好地傳達一個主題、概念或現象的定義性特徵？加德納先列出三個「冰山」主題的核心概念——

• 演化：變異、生物間的鬥爭、能存活繁衍者的天擇、對特定環境的最佳長期適應。
• 莫札特音樂：掌握情節主要輪廓、對角色動機的敏感、理解作曲家可用的主要音樂手段、領略音樂如何傳達關鍵動作與情感。
• 大屠殺：納粹的反猶綱領、猶太人的弱勢處境、各種臨時「方案」的失敗、系統性種族滅絕的決定、達成目標的手段、死亡營的實際運作、以及罪責的判斷。

加德納不相信任何核心概念存在「單一最佳表徵」。那種信念只是一種錯覺，通常源自個人與概念接觸的特定歷史（老師最初怎麼遇到它、它最初怎麼被呈現）。最佳的表徵是多重的——我們應尋找一「族」既準確又互補、能以多種方式傳達核心概念的表徵。

「多重表徵」與「類比隱喻」兩種取向恰成平衡：做類比時，刻意從遙遠的領域挑選鮮明元素；做多重表徵時，則從能直接、無礙地套用於眼前主題的領域挑選元素。

模型語言（model language）是這裡的關鍵概念。在學術中，模型是對主題或學科的抽象化，可以用日常語言，也可以用任何知者能輕易詮釋的符號形式：科學裡的模型常以圖形、數字或邏輯呈現；人文學科多以語言；藝術則以該藝術特有的符號系統（如樂譜、繪畫）呈現。

以三個範例來看模型語言：

• 演化可用一組命題（前述三段論）、自然語言（如達爾文所為）、或圖像語言（如分支樹模型：單一原始物種隨時間與地理分化出許多次要分支）來捕捉。達爾文自己用的是筆記本裡靜態的分支樹草圖；影片、模擬則能顯示物種如何興起、演化、繁衍或消失；代數、幾何與微積分語言則能處理性狀分布、形態轉換律等面向。
• **《費加洛婚禮》**的生平與情節易以自然語言、邏輯分析與圖形涵蓋；其獨特的音樂特徵雖可用樂譜表達動機與主題，但其他語言也能決定性地貢獻——動機的走向可用幾何圖形或較不正式的「力場」草圖傳達，宛如波洛克、克萊因的抽象表現，或蒙德里安、勒維特的圖式語言。
• 大屠殺因發生於當代記憶之中，可用的表徵極多：目擊者證詞是最有力的「活」表徵，照片與紀錄／劇情片提供對照，更抽象的邏輯、數字、圖表（如集中營地圖、補給線）也可靜態或動態呈現。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模型語言不會捕捉概念中相同的面向：幾何捕捉形狀、影片捕捉運動、邏輯孤立出因果因子。每種語言各有其獨到之處，對某些目的享有特權，對另一些則較不適用。能欣賞這些個別特徵並將它們拼合起來的人，最終獲得最靈活、最理想的理解。至於這些模型語言如何整合成有意義的綜合，加德納坦承沒有特權捷徑——投入愈多時間理解每一種模型語言，就愈可能在它們之間建立恰當的連結與區分。

要向一位門外漢傳達《費加洛婚禮》是什麼，直接遞上樂譜幾乎無濟於事；更有力的是設計一套只標示主要角色、動作與音樂動機的簡化符號系統——這樣的摘要表徵若由學生自行創作（並附上良好的圖例），本身就是單元結束時一項貼切的「理解表現」。

同理，CD-ROM、超文本等現代媒體雖吸引學生，卻可能太過豐富——多感官顯示會讓人推出太多推論、建構太多心像。往往更有用的是經過刪減、不雜亂的表徵，犧牲豐富度，好讓學習者更容易聚焦於概念真正核心的特徵。

尚待處理的議題#

加德納相信，這套取徑最能造就深刻、真實而持久的學習。他在收尾前提出五個尚待處理的議題，並逐一簡答。

1. 如何協調三種取徑#

呈現的順序（先切入點、再類比、後收斂到多重表徵）作為概略路線圖有其價值，但教學的藝術恰恰在於抗拒公式。三種視角並非全然分立：多重表徵會用到類比，切入點也能傳達關鍵概念。教師的工作像一位大師級的統籌指揮——把整份總譜記在心裡，又能聚焦於特定樂段與樂手，設計出彼此契合、能吸引學生的問題與理解表現。

2. 如何推廣到其餘課程及其限制#

即使在聚焦理解的課程中，也永遠有涵蓋更多主題的壓力，折衷勢在必行。加德納相信這套取徑可廣泛應用於藝術、科學與人文——他的三個範例正是刻意挑選來代表眾多其他主題。但要平均套用到整個課程需要一番延伸：數學某些部分是演算法式的、外語某些部分就是需要反覆背誦、藝術教育多是穩定練習分項技能。即便如此，面對數學中的無限、零、微分，或外語中的過去未完成式、作格等新概念時，「理解取徑」仍然有用。

3. 如何評量成效#

若目標是理解關鍵概念，衡量成功只有一條路：給學生大量機會在變動的條件下表現其理解，並獲得定期、有用的回饋。隨時間應浮現幾種趨勢：更多評量由學生自己進行；學生更能串連各種概念主題；以更多樣的方式展現所學；最重要的是，他們會找到機會延展理解，看它是否適用於新的實例。幾乎每個切入點、類比或模型語言，都提示了一種可能的評量形式。

4. 這套取徑可能如何被誤解#

三種常見誤解：

• 湊數式套用：硬要為任何主題列出七個切入點、七個類比、七種模型語言，是徹底的荒謬。三個主題與這些清單都只是示例。最終的選擇必須以直覺、乃至藝術的方式進行，在「要強調的概念、教師擅長的教法、學生的興趣與需求」之間不斷辯證。
• 以為各取徑一律等效：正如不同學科是不同的透鏡，每個切入點、類比、模型語言也都凸顯某些特徵、淡化另一些——這種強調的差異，正是採取多重取徑最有力的論據之一。
• 把切入點與特定智能一一對應：兩者的連結至多是「暗示性」的。敘事雖與語言智能有關，卻同樣與邏輯、人際、存在智能緊密相連；空間智能雖暗示視覺表徵，這些卻可從圖表到照片、影片、超媒體不等。多元的心智，孕育出理解多元世界的多元方式。

5. 真、善、美的地位與相互關聯#

加德納最初把三個範例當作真偽、美醜、善惡三大古典領域的原型。深入細節後，這些宏大標籤或許不免被遮蔽甚至遺忘，但在論教學收尾之際，正宜重訪這些籠罩全局的主題。文化演化出「何謂重要」的觀念，並認為必須把這套學問傳給下一代；除非我們隨機做選擇，否則選擇反映了我們的價值，而沒有一個文化能在未能傳承其所選真理、美與行為方式的情況下存續。

• 若真正理解演化，便掌握了關於物種起源與命運的一項重要真理，也看清了對手拉馬克理論與基本教義派宗教說法的弱點。
• 若真正理解莫札特的音樂，便遇見了西方經典中一個明確而有力的美的實例，也領略了較次要作曲家與流行榜作品的局限。
• 若真正理解大屠殺，便更能把握人類之惡的本質與規模——其根源、其範圍、以及人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對抗這種存在於他人與自身的潛能；而在這幅陰暗圖景中，也能瞥見某些軍人、平民與領袖示範行為所透出的希望之光。

社會對真、善、美問題的答案固然重要，但我們個人的提問與作答更為重要。真、善、美之間的連結與共鳴，與它們各自的獨特之處同等重要。至於如何設立能促成這類理解（文化的與個人的）的方案，將是接下來篇章的核心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