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冰山#

要探索豐富的現象，必須面對兩個事實。第一（在作者看來是幸運的）：這些現象取之不盡——人可以用一生研究演化、莫札特的音樂或大屠殺，仍留下無數面向未被檢視。第二：進入這些概念沒有唯一的特權路徑。作者選了一組三元組——一群雀鳥、一段歌劇三重唱、萬湖會議——但他大可以選任何其他路線。

借用一個熟悉的比喻：這三個題材是三座龐大冰山的冰山一角。每一座都由不同面向組成：

• 切入點（entry point）：如雀鳥、如三重唱。
• 學科主題：如演化論、如被稱為大屠殺的那段歷史事件。
• 根本問題：物種從何而來？音樂如何傳達悲愴？
• 真、善、美的基礎。

作者的計畫比「窮盡題材」謙遜得多。他重訪三個主題、置入適當脈絡、點出它們引發的議題，並示範學生在直覺性誤解被化解後可能達到的理解。他的方式，如同陪伴一個有動機但無知識的青少年——同時謹記：在許多方面，我們每個人都仍是無知的青少年。

演化#

自從人類開始思考自然界，就對植物、動物乃至人類（包括不同種族的人）的巨大多樣性感到震撼。這些不同的群體如何存在並繁衍？牠們能否雜交？舊物種會消失、新物種會出現嗎？若會，如何發生？

最著名的答案是《聖經》的答案——世界在六天內被創造出來，至今仍為宗教基本教義派所信奉。但在具科學心智的人之間，近幾個世紀出現了各種演化理論。一個強力的競爭者是拉馬克主義（Lamarckian）觀點：一代在生活經驗中獲得的特徵，會被遺傳給後代。例如若父母大量游泳、練出強壯的背、臂、腿部肌肉，其後代也更可能肌肉發達。

達爾文與小獵犬號#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出身一個長期關注演化的顯赫家族，他對《聖經》與拉馬克兩種觀點都投下懷疑。他成長於優渥環境卻不無挑戰：幼年喪母、學業平庸、無意進入其階級慣走的職業（醫學、神職），一度不知此生要做什麼。

• 達爾文是天生的博物學家，自幼熱愛生物、通曉動植物，喜歡騎馬、打獵、採集昆蟲。
• 二十二歲時，他獲得機會以博物學家身分登上一艘環球航行的船，克服父親的反對抓住了這個機會。
• 原訂兩年的旅程延長為五年。他全程專注於採集活體標本、遠古生物化石，以及各地的地質與生態資訊。

達爾文特別被加拉巴哥群島（Galápagos Islands）的經歷所震撼。這座不久前才由火山形成的小型熱帶群島生物多樣，他著迷於巨大的鬣蜥、海龜、象龜與海獅。他也留意到各種鳥類，包括雀鳥——牠們如此溫馴，幾乎可以徒手抓起。他採集了二十六種陸鳥，似乎都是該群島特有。雀鳥的喙隨食性而異（有的又長又尖、有的粗短厚重），這種差異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初步分類線索。他還注意到不同島上的嘲鶇各不相同：「每個變種在自己的島上都是恆定的。」

在返英途中，他開始系統地思考這些如此接近的島嶼上的多樣動物相，在鳥類學筆記裡提出關於演化的最初試探性問題：這些彼此可見、動物相貧乏的島嶼，其鳥類結構僅有細微差異卻各據自然中同一位置——「我必須懷疑牠們只是變種……這些事實會動搖『物種』的穩定性。」

回到英國後，達爾文因航行觀察已小有名氣。鳥類學家約翰・古爾德（John Gould）指出，達爾文採集到的是一整批前所未見的雀鳥，而且十三種各代表一個不同的物種；古爾德依尾部結構、體型與羽色將牠們分為四個亞群。達爾文說：「最奇特的事實，是這些地雀物種的喙的大小呈現完美的漸變。」

從線索到理論#

這如何形成？達爾文開始質疑當時的教條——物種是不可變的、一次被創造出來後便本質不變。證據恰恰指向相反方向：物種並非固定，而是有無窮變種，各自契合其所處的生態棲位。也許牠們都有一個共同祖先，分化成適應各島生態的不同物種。

• 島嶼有如實驗室：各島充分隔離，陸鳥可安居其上又不易離開。人們能檢視每一物種在某島的分布，以及它與鄰島、與世界遠方近緣物種的相似度。
• 達爾文深受其導師萊爾（Charles Lyell）影響——萊爾曾就千萬年的地質變遷思考類似問題。達爾文開始以字母標記一系列筆記本，其中最重要的是記錄他對物種「演變」想法的「B 筆記本」。
• 關鍵的觸媒是他重讀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馬爾薩斯指出，當人口超過土地與資源所能負荷，就會爆發生存鬥爭，勝利屬於最適者。達爾文把這個情境類比到物種內與物種間的變異：最能適應環境者存活、繁盛、大量繁殖；適應較差者，要不另尋競爭較少或更契合的家園，要不在無情的生存鬥爭中敗給更適者。

演化論的骨架可以簡單陳述：

• 個體有一個壓倒一切（雖屬無意識）的目標——存活到能繁殖為止；做不到，血脈便斷絕。
• 因資源與空間有限，並非所有生物都能存活；一場永恆、無人引導的生存鬥爭會篩出「最適者」。
• 同一物種成員並非全然相同，會有細微且不可預測的變異（達爾文因缺乏遺傳理論而不理解其原因）。某些變異更能適應環境，這些幸運個體更可能存活到繁殖，其後代也更可能存活。
• 世代重複之下，某地個體與物種的組成漸漸改變。當兩群體差異大到不再能產生可育後代時，就不再是同一物種；而當一物種不再適應環境，便須遷徙或面臨滅絕。

達爾文在 1830 年代末已在筆記中組裝出理論的主要組件，並向少數密友試探，但遲遲不敢公開——他的理論挑戰了當時的正統、他自己過去的創造論信仰，以及妻子艾瑪仍虔誠的宗教信仰。近二十年間他只在私下對親密者暗示這項大計畫，同時以嚴謹論證與各地同僚提供的新資料，在心中逐一應對每一種可能的反對。他的拖延，被另一位博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獨立得出相近結論的消息驟然打斷。為保住科學上的「父權」，達爾文別無選擇，只能立刻公開：先於 1858 年與華萊士聯名在林奈學會發表，隨後於隔年出版經典《物種源始》。

大體而言，達爾文的主要主張存活得驚人地好。今日仍有關於演化步調與時序的活躍爭論（如「間斷平衡」，相對穩定期與快速演化期交替），也不斷有新發現為我們對演化實際歷程的理解增添細節。並非每項發現都直接關乎達爾文式演化，但達爾文首創的思路，是系統而切題地思考動植物生命——乃至人造生命之可能性——的必要工具。正因如此，作者相信可以圍繞達爾文式演化建構一套課程：這個主題開啟了通往整片生物學議題的大門，若不理解它，許多議題極可能被徹底誤解。

莫札特的音樂#

莫札特（Mozart）是有史以來最具天賦的藝術家之一。作為十八世紀中葉的神童，他巡演歐洲、在鋼琴等樂器上展現驚人技藝；四、五歲開始作曲，青少年時期已有成熟作品；三十五歲早逝時，已是史上最多產的作曲家之一，著名的克歇爾目錄記載了 626 部作品。

莫札特無意成為音樂或政治上的革命者，他只是為創作音樂而活。他的作品中最受喜愛的莫過於《費加洛的婚禮》（The Marriage of Figaro），諷刺貴族與其僕役階層之間的情愛關係。雖是喜劇，其所本的博馬舍（Beaumarchais）劇作卻觸及社會階級的界線與特權、以及一般人追求自身命運的權利等根本問題；該劇在許多地方被禁演。拿破崙據說曾說：法國大革命是在《費加洛》的書頁裡開始的。莫札特與劇作家達・彭特（Lorenzo Da Ponte）合作，為避審查移除多數政治敏感的段落，改編成四幕歌劇。1786 年在維也納首演時評價不一、上演意外短暫，但一個世代內即成為劇碼常客，兩百年來在全球演出無數。

藝術作品需要多種、不同層次的理解：

• 情節的理解：用詞、敘事順序、角色及其行動與動機（類似掌握任何文本所需）。
• 作為政治與社會創作的理解：它在問世時與後來引發的反應（類似任何具爭議主題的作品所需）。
• 此類型獨有的理解：對音樂本身的理解——它如何被建構、達成哪些效果、為何如此。

作者選取第一幕接近尾聲的一段約四分鐘的三重唱作為「文本」，示範聽眾對樂譜與演出的欣賞。

「目標互撞的三重唱」#

三重唱的角色：

• 阿瑪維瓦伯爵（男中音）：有權勢的貴族，想勾引妻子貌美的年輕女僕。
• 蘇珊娜（女高音）：女僕，對伯爵毫無興趣，正熱切期待與費加洛的婚事。
• 巴西里奧（男高音）：蘇珊娜與伯爵夫人的音樂老師；他想把蘇珊娜獻給伯爵以求報償，是個以他人窘境為樂的油滑兩面人。

此外在場但不歌唱的還有凱魯畢諾（女高音飾），一個惹人憐愛、愛上所有女人的十三歲侍童。伯爵接近時，蘇珊娜示意他躲進椅子，用一件衣裙蓋住。

在這段作者稱為「目標互撞的三重唱」的作品裡，每個角色都一面維持與另兩人的得體關係、一面推進自己的目標：伯爵對淫蕩的侍童發怒，實則在追求蘇珊娜並阻撓其婚事；蘇珊娜假裝昏厥，實則想藏住凱魯畢諾、把兩個男人趕出房間；巴西里奧為打擾致歉，實則暗自享受並煽動他目睹的麻煩。這段三重唱的成就，正是以有力而詼諧的方式傳達如此衝突的意圖，同時推進劇情。

初次聆聽，這段三重唱即使對資深古典樂聽眾也可能令人困惑，對不熟悉（甚至反感）歌劇者更是如此——正如達爾文初見加拉巴哥群鳥時的困惑。但因情節本身可理解，便能如作者所做地清楚傳達其主要動作。

從體驗到技法#

一條有希望的理解途徑是反覆聆聽：

• 有時只聽音樂；若非以聽者熟悉的語言演唱，讀翻譯過的劇本也有幫助。這種浸潤讓人熟悉主旋律、配器、調性與節奏的變化、角色何時對唱、何時獨白、以及高潮與平息之處。
• 有時則要更專注地聽：一邊看譜（若能夠），或在能指出主要段落者陪同下聆聽。久了便能大致知道誰在唱什麼、達成什麼效果，對這四分鐘作品形成相當完整的「心智表徵」。

此時可迎接新挑戰：把自己對作品的現象體驗，對齊創作者實際使用的工具與技法（這是聽者對藝術家「以媒材為觀眾創造豐富體驗」的互補任務）。單就樂譜，莫札特與達・彭特就有旋律與和聲、不同調性、規律或變化的拍子、樂句、各種樂器與組合、三個聲部的音域與共唱／分唱能力可用；再加上戲劇演出的元素——角色的服裝、動作、手勢、佈景、燈光、樂團的演奏。

作者主張「深度分析比廣度概覽更能揭示真相」，因此偏好聚焦於特定樂段。例如：蘇珊娜決定佯裝昏厥、起初難以引起注意、以及她如何以言語／音樂／手勢達成目標的「樂曲手法」；三個角色以對比方式（音符、時機、語調）歌唱「可憐的小子」；以及伯爵掀開椅子露出侍童時的音樂與戲劇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角色相對優勢的快速（且極滑稽）翻轉：蘇珊娜由尷尬開場，佯裝昏厥又甦醒後取得上風，侍童被發現後又失去籌碼；巴西里奧從致歉、到好奇侍童命運、再到享受他一手釀成的混亂；伯爵從對流言的憤怒、到蘇珊娜昏厥時流露一絲人性、再到重燃怒意、最後在蘇珊娜的「情人」被揭穿時流露自得。每個角色都被刻畫為「人」，而非社會地位的索引——這種平民式的處理，正是《費加洛》的革命性所在。

許多藝術成就無需技術行話即可傳達；藝術家並不期待觀眾是美學家。但為教學計，讓學生認識一些音樂技法及其名稱是有價值的：即使不會讀譜，能察覺調性、配器、節奏或拍子的變化，對於在美學與時序兩個維度上欣賞事件序列都至關重要。

三重唱作為「全息圖」#

三重唱是《費加洛的婚禮》這座冰山的一角，在冗長複雜的作品中只佔幾分鐘。它單獨被聆聽，只是像本文這樣的人為練習；在完整演出中被領略時，其效果會呈現全然不同的色彩。莫札特與達・彭特的天才可謂全息式（holographic）的：三重唱絕非作品的替代，但若把它當作整部作品的一部分來領略，人就能在部分與整體之間來回——可以「向後聽」（知道蘇珊娜在凱魯畢諾一事上是清白的），也可以「向前聽」（預期阿瑪維瓦終將敗於自己的淫念）。在這個意義上，三重唱確實是整部作品的一張「全息圖」。

《費加洛》之外還有規模相當的冰山：《唐・喬凡尼》與《女人皆如此》（皆為莫札特與達・彭特的全本合作，後者正探討巴西里奧在三重唱結尾唱出的厭女情緒）。再加上其他作曲家、其他藝術形式的創作者，便能約略感受到那片等待學生探索的藝術全景。

演化論捕捉了一項重大的真理，莫札特的音樂則是美的範例。真理不一定能說服他人，而試圖說服某人某作品是美的，恐怕並不恰當——「品味無可爭辯」。教育者的任務，是喚起對值得研究之作品的注意，並盡可能詳細地展示重要效果是如何達成的。有時美感先於理解，有時美感隨細緻研究而來，有時人也可能正當地下結論：自己就是無法欣賞他人所愛之物。

作者坦承有些人無法感知古典樂、宋代卷軸或日本歌舞伎之美。但直言之：若不曾努力理解，「不欣賞」便毫無意義。在藝術中，人必須試著進入作品與藝術家的世界、掌握其工具、並試著「演出」自己的理解。作了善意的理解努力之後，人才可正當地回到自己直覺的判斷——喜悅、冷漠、甚至反感。一般而言，深入投入受敬重藝術家的作品，終會回報自身：即使最終未愛上該作，也能欣賞其工藝，並理解他人為何覺得它引人入勝、有力、美麗。

大屠殺#

「大屠殺」（the Holocaust）是二戰期間，發生於德國及其他國家（主要在德國以東）一連串可怕事件的名稱。自學而成、政治直覺敏銳的煽動者希特勒（Adolf Hitler）加入並很快領導了國家社會主義（納粹）黨，於 1933 年初在德國合法掌權。反猶主義是納粹意識形態的核心信條，在德國與中歐文化中根深柢固，又因德國在一戰的軍事挫敗與其後的賠款而被煽動——這一局面常被歸咎於國際主義者、共產黨人與猶太人，這三者在納粹心理與宣傳中常被混為一談。

希特勒掌權時，他打算把反猶主義付諸行動到什麼程度，尚不明確（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確定）。他起初謹慎行事，部分是為了不在國內外激起不必要的反對。例如，為了在 1936 年夏於柏林舉辦一場光彩的奧運，前幾個月他刻意隱藏其種族主義觀點與計畫。

然而 1930 年代中後期，納粹剝奪猶太人權利的意圖已昭然若揭。一連串愈發嚴苛的法律把德國猶太人逐出社會主流；許多人離開德國，更多人試圖逃離或花錢買通卻不成。納粹設立集中營，先拘禁、再折磨、最終殺害政治異議者、各種「偏差」者，以及以猶太身分為「罪」的人。1938 年 11 月，一名德國外交官被一個絕望的年輕猶太人殺害後，納粹黨獲准在德國各城市展開劫掠——即所謂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碎玻璃之夜），猶太商店與會堂被毀，許多人（包括作者的親屬）在家人驚駭的注視下被踐踏致死。

大屠殺是預謀的嗎？#

1939 年 9 月二戰爆發後，針對「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計畫逐漸成形。回顧起來，人們很容易斷定納粹一向偏好滅絕猶太人，只是在等待絕對權力（讓輿論不再重要）與方法（毒氣殺人）。的確，早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就談過清除「猶太禍害」的必要；戰爭爆發時他更明言將兌現「殲滅歐洲猶太種族」的承諾。

然而「大屠殺乃預謀」這個結論經不起檢驗。納粹官員曾認真考慮其他數種「解決」方案：

• 馬達加斯加計畫：把所有猶太人遷至非洲東岸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今日看來荒謬，但比實際發生的事更「可想像」）。此案因德國無法擊敗英國、掌控海洋而流產。
• 東歐隔都／保留區：納粹確實開始把猶太人遷入東歐大型隔都，如波蘭的盧布林。

這些方案在 1941 年夏（德國因初期進攻蘇聯的成功而興奮之時）仍在積極考慮。但數個因素澆熄了對這些「半吊子措施」的熱情，並抬升了一個「真正最終」方案的可能性：

• 猶太人數過於龐大：西歐尚有數百萬，東歐更有五百萬到六百萬，遠非隔都或遠島所能「收容」。設立隔都、控制隨之而來的疾病與政治動盪，其難度也被低估。
• 一個致命的決定：允許波蘭、羅馬尼亞等外國人員清除猶太人，並下令德國人殺光其統治下的所有蘇聯猶太人。納粹觀察者發現兩個先前未知的事實——要讓外國人或德國人大量屠殺猶太人並不困難；但透過槍殺或餓死來執行卻在後勤上困難重重。於是他們開始尋找一種對執行者較不「刺激」的殺人手段。

1941 年 1 月，希特勒公開沉吟猶太問題，說他「正以不完全更友善的方式思考許多事情」，並宣稱將在「接下來幾個月演出他的預言」。該月底，蓋世太保副首腦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已提交「最終解決方案計畫」。1941 年夏到年底之間，最終決定作成、事態就位。多數人認為此決定少不了希特勒與其黨羽、黨衛軍（SS）首腦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的明確批准，而實際闡明方案並組織死亡集中營的，是海德里希。一個重要標記是 1941 年 7 月 31 日戈林（Hermann Göring）授權海德里希準備「歐洲猶太問題的總體解決」；「每殺一名德國人便處決一百名猶太人」之類的命令也已司空見慣。1941 年 10 月，首批遣送列車離開德國；12 月，里加發生首批德國猶太人的屠殺，切爾姆諾與貝爾澤克的死亡營也首次使用齊克隆 B（Zyklon B）進行毒殺，未引起顯著反應。

萬湖會議#

這把我們引向了關鍵的萬湖會議（Wannsee Conference）。這場由海德里希召集的會議，原訂 1941 年 12 月，後延至 1942 年 1 月 20 日舉行。與會者為德國各部會的國務秘書、佔領區代表及各類官員。據一份報告，會中十四名主要人物有八人擁有中歐主要大學的博士學位。會議的官方目的是討論「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席間還供應了午餐。

我們對這場會議的了解，主要來自蓋世太保「疏散與猶太人科」科長艾希曼（Adolf Eichmann）撰寫的紀錄——他後來承認自己在紀錄中使用了委婉語。與會者刻意避開「殺」或「謀殺」等字眼，改稱「解決的可能性」；艾希曼承認那意指「殺害的可能性」。海德里希還說，被徵召勞動的猶太人中「將有大量人透過自然耗損而消失」——這同樣指涉死亡，並對照那些「未自然耗損」者：他們將被毒氣殺死。

會議消息傳達給執行滅絕者與地點，並召開若干後續會議。一個月內，死亡機器便開始運轉——且效率駭人。1942 年 3 月中，多數歐洲猶太人仍活著；不到一年後的 1943 年 2 月中，至少三百萬猶太男女老幼被冷血殺害，已是最終六百萬遇難者的一半。這一切都在盡可能保密下進行；希姆萊 1943 年 10 月曾對部下自豪地說：這是「一頁不曾寫下、也永不會寫下的歷史」。

歷史學家的工具#

自從死亡營真相大致完整地為人所知，理性的人便追問：這一切如何、又為何發生？

• 意圖論（intentionalist）史家將種族滅絕追溯到希特勒與其核心黨羽明確的長期計畫。
• 功能論（functionalist，或稱結構論）史家則不那麼看重長期一致性與由上而下的直接命令鏈，轉而強調納粹層級內各派系為爭取希特勒圈子認可的鬥爭、一連串被認為不成功或不足的臨時行動，以及最終那孤注一擲、意欲讓所有其他選項變得多餘的決定。

無論哪種取向更可信，史家同樣重要的工作是重建更在地層次發生了什麼：一旦「最終解決」在 1941 年中定案，仍有「它能否運作、如何運作」的問題。此處史家必須倚賴自己的工具——相當於生物學家的觀察與理論、音樂家的情節與配器選項、美學家的概念。納粹相信自己在從事一項決定性的歷史事業，因而詳細記錄了許多事務（多數當然不供公眾閱覽）。史家為此爭論：哪些紀錄可靠、誰的證詞可信、如何拼湊出一場與會者「某種程度上明知在執行空前殘暴計畫」的會議之真相；還必須處理那些從未被真正記錄、卻有壓倒性間接證據支持的事件。

從歷史通往道德#

萬湖會議是對歷史——其事件與其詮釋——一個發人深省的引介。掌握大屠殺的基本事實後，更多問題隨之而來：本世紀與更早的種族滅絕常被拿來與之比較，並引發爭論——納粹大屠殺應被視為獨一無二，還是人類史上眾多同等惡劣事件之一？研究萬湖所用的工具，能否「遷移」到描述與詮釋截然不同的事件（如 1861 年的桑特堡、1789 年的巴士底、1989 年的天安門）？

大屠殺或已成為歷史，但其陰影仍籠罩今日。世界各地不斷設立紀念碑，幾乎每一座都引發爭議（尤其當顯性或隱性的新納粹堅持發聲時）。一個群體為何決意殲滅另一個群體，令多數神智清明者無法理解——然而當我們思及波士尼亞與盧安達近來所發生之事，就必須直面正是這種人性的可能。更深地探問，人必須追究：是什麼使人類生出仇恨與衝突？受害者、加害者與旁人各有哪些選項？關於責任與罪咎的問題也揮之不去——關於其他德國人、法國或奧地利公民與士兵、以及掌管納粹金錢與掠奪藝品的瑞士銀行家的角色，近來的持續爭辯，正揭示這組事件的複雜。

大屠殺以最尖銳的形式提出道德問題：納粹憑什麼這麼做？優生學與其他偽科學理由起了什麼作用？「強權即公理」嗎——又應該如此嗎？誰本可阻止納粹，為何沒有？誰有權懲罰執行最終解決方案者？那些在德國、歐洲與美國袖手旁觀、幾乎無所作為者，負有什麼責任？責任的「時效」（若有的話）何時屆滿？

取得對大屠殺的歷史掌握，並不等同於理解其道德維度——後者透過藝術作品、個人回憶錄或紀念碑，同樣能被有效洞察；史家在做道德判斷上也無特權，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也有義務去做。作者認為關鍵在於：道德議題最好透過涉及人類行動者的具體事件來接近。這類事件須在其特殊性中被理解，我們再據以引導自己的抉擇與行動。大屠殺不專屬於任何單一民族——正如美國的奴隸制或基督教的慈善不專屬於任何人——它屬於全人類。

作者認為，關於大屠殺最重要的理解是：它是某些人對另一些人所做的事。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或加害者。即使不否認其歷史真實、即使認定它絕對錯誤，只要一個人仍相信它牽涉的是「一個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不同物種」，就仍未從根本上理解它。事實上，大屠殺之所以可能，一部分正因為德國人確實把猶太人及某些群體視為「不同的物種」——他們不僅是殘忍的偏執者，也忽視了一項科學的基本事實：所有人類都屬於同一個物種。

給知情公民的養分#

要成為當今世界一名知情的成員，人需要背景知識：達爾文是誰、演化是什麼？莫札特與達・彭特是誰、《費加洛的婚禮》是什麼？希特勒是誰、大屠殺期間發生了什麼？這正是赫希（E. D. Hirsch）呼籲「文化素養」中有價值的一縷。但人真正需要的遠更重要：對這些名稱、術語與概念所蘊含之意義的某種理解。

通往理解沒有捷徑——沒有能讓人一瞬間吞下整座冰山的仲介或藥方。乍看是障礙，但如作者反覆觀察：個體懷有許多誤解，這些誤解必須被處理，更深的理解才能浮現。

我們也永遠無法窮盡這些題材。只要還有會反思的人，他們就會不斷回到關於演化、音樂、以及人對人之殘暴的問題。愈深探這些主題，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就愈顯得神秘：我們永遠無法確知雀鳥在達爾文劃時代的發現中究竟扮演多大角色、蘇珊娜的處境為何如此打動我們、或希特勒的夢如何成了人類的噩夢。但教育的目的不在提供終極答案，而在增進理解感，同時不澆熄神秘與驚奇之感。

這些主題與概念多面向的本質，本身就是一個機會。不必尋找進入重要概念的唯一特權路徑，因為根本不存在這樣的路徑；這些基礎觀念可以、也應該以多樣的方式來接近。而在此，我們終於能借助對「我們擁有的不同種類心智」的認識，以及對「人與人之間差異」的認識——那些差異，至少和達爾文的雀鳥之間、莫札特的角色之間、大屠殺的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差異一樣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