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反例談起#
過去二十年,美國興起了一種新的教育機構。它以「大學」自居,卻與大學傳統的樣貌背道而馳。最典型的例子是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這是一間連鎖營利機構,1990 年代末已擴展到十幾個州、四十七個據點,超過四萬名學生,成為全美最大的私立大學。
它與多數美國大學不同——沒有校園、沒有圖書館、沒有常任教職。師資不是學者,而是各行各業的實務工作者。這裡幾乎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智識生活,觀念只有在能立即商用時才有價值。上課排在傍晚,學生(須年滿二十三歲)把車停在教室旁,上完課就開車回家,許多作業還能在家用電腦完成。便利,就是它的招牌。 公司總裁威廉・吉布斯(William Gibbs)直言:學生要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教育能帶給他們的——更好的工作、升遷、在會議上敢發言的能力。
作者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無意褒貶這場實驗,只想藉它清楚標定一組與自己所珍視者恰恰相反的教育目標:鳳凰城的使命是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對真、善、美,乃至對假、醜、惡,都毫無智識上的興趣,更遑論這些價值如何彼此關聯、如何用來建立更好的社群。這間公司甚至剛取消了學生須具備人文素養背景的要求。
鳳凰城大學是全章的「對照組」:它或許能有效傳授某些實用技能,卻完全不觸及生命的重大課題——世界為何如此、人生能夠且應該如何度過。以下轉向作者真正主張的教育。
三種常見的失敗起手式#
思考教育的合理方式是「逆向規劃」:先設想教育歷程結束時(例如中學畢業)我們希望看到怎樣的一個人,再據此雕琢出最可能實現這願景的教育路徑。許多教育體系之所以觸礁,正是敗在起手式上:
- 貪求涵蓋(coverage):設計者環顧所有看似重要的知識與技能,決定通通教。但時間有限、材料無窮盡,這種試圖覆蓋不斷擴張之知識海岸線的做法,注定致命。
- 和稀泥的普世折衷: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讓每個利益團體都按比例被代表——一點這個、一點那個。在課程上尤其毀滅性:光是科學就有生物、物理、化學、天文、地質 ⋯⋯ 藝術又有視覺、戲劇、器樂、聲樂、古典芭蕾、現代舞,還得顧及各文化版本。結果只是拼湊。
- 關起門來各行其是:表面應付正式課綱與標準化測驗,關上教室門後卻我行我素。好老師固然存在,但班級之間缺乏協調、對「門外」缺乏問責,導致美國學生年年重複學感恩節的清教徒移民;作者曾親見麻州小學一再重教同一批 Wampanoag 印第安人資訊,而大片世界史與美國史卻隻字未提。學生轉學時,常發現兩校課程幾無重疊。
為理解而設計:正式登場#
作者主張的教育,是讓學生理解主要學科的思考方式。他挑出的學科是科學、數學、藝術與歷史。關鍵在於:深入探究少數重大主題,而非廣泛涵蓋。
哪些學科、哪些主題被選中並不重要。學生不必掃過上述所有科學,不必精通歐幾里得每一條證明或每個代數三角公式,不必學遍每種藝術與每樁史事。他們該做的,是以足夠的深度鑽研一組可掌握的範例,從而看見科學家、幾何學家、藝術家、歷史學家「如何思考與行動」。即使每個學生只鑽研一門藝術、一門科學、一個歷史時期,也能達成。目的不是把學生變成微型專家,而是讓他們能借助這些思考模式來理解自己的世界。
「文化素養」(cultural literacy)承諾每個主題花五分鐘掃過,看似誘人,卻缺乏認識論的家。若沒有學科思考方式作為紋理與黏著劑,這些事實不過是一堆散落的概念(「好,猶太大屠殺講夠了,我們來講全息投影」),很快就會被遺忘。不信者大可幾年後回測學生——甚至去測那些堅持把課程塞滿孤立事實的官員,再公布他們的分數。
何謂理解? 一個人理解某個概念、技能、理論或知識領域,其程度取決於他能否在新情境中恰當地運用它。記性好的人可能真的理解,也可能只是記住了資訊、卻完全不知如何在陌生情境中使用。
這帶出一個檢驗理解的酸性試驗:拋給學生一個他從未遇過的主題或現象,看他能理出什麼意義。
- 真正理解者:能調用相關概念,同時不啟動無關的概念。
- 理解萌芽者:至少能調用略有相關的概念,或能指出釐清該現象所需的資訊與資源。
- 幾乎不理解者:或被卡住,或搬出只有表面、旁枝關聯的資訊。
延伸案例:如何評估一所 Reggio 學校
以理解 Reggio Emilia 教育理念的人為例。若他造訪一所新的、招收八到十歲孩子的「Reggio 取向」學校,真正理解者會去評估:學生的專案是否持續而連貫、是否帶來對所探究現象更深的理解、活動的文件紀錄是否準確有用。若該校讓學生自己參與文件記錄(例如作為專案最後階段),他會視之為對較大孩子的恰當調適。
相對地,理解有偏差者多半只會列一張理想特徵清單,逐項打勾計分;孩子擔任全職記錄者會被判為不當、拉低評分。毫無理解者則要嘛兩手一攤,要嘛只看新校有沒有「一模一樣地」複製原版彩虹專案。
理解為何如此困難#
但願理解是容易的!作者在《未受學校教育的心智》(The Unschooled Mind)中彙整大量研究,證明即使是最好學校裡最好的學生,也並不真正理解多少課程內容。「鐵證」出現在 MIT、約翰霍普金斯等頂尖大學的物理系學生身上:他們課堂與期末表現亮眼,但一走出教室,被問到拋硬幣的受力、或小球穿過彎管後的軌跡這類簡單現象,往往超過半數答不出正確解釋——更糟的是,他們給的答案,與從沒學過力學的同儕和更小的孩子如出一轍。唸了這麼多年書,這些大學生的心智依然「未受教育」。
問題不只在物理系,各學科皆然:
- 生物:學過演化的學生,仍認為演化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而非源自隨機的基因突變。
- 天文:學過天文的學生堅稱夏天較熱是因為地球較靠近太陽——若真如此,南半球的澳洲、阿根廷七月也該較熱。
- 數學:問題是「僵化套用演算法」。學生背公式、把數字代入,但少了觸發線索就想不起該用哪條;一旦忘了公式又無法從頭推導,因為他們從未真正理解,公式只是一串背下來的符號。
- 歷史、文學與藝術:學生被「腳本」與刻板印象撐著。幾乎每個孩子都建構了「星際大戰腳本」——人生是善惡對抗、善方通常獲勝。面對真正複雜的史事(一次大戰或美國南北戰爭的成因)或文學(霍桑、奧斯汀的小說),課堂上學生學會給出更複雜的解釋;可一旦碰到陌生材料(別種文化的故事、遙遠地區的戰爭),連能力不錯的學生也會退回「好人—壞人」的原始思考。
理解的障礙#
理解的一大障礙,來自孩子早年自行發展的理論。孩子無需正式教導,就會自然而然地對無生物、生物、自己的心智與他人的心智形成表徵與理論。問題在於:其中有些理論帶著極其頑固的迷思概念。
這些錯誤理論就像早年鑿刻在心腦上的印記(engravings)。學校教的事實看似蓋過了這道印記——旁觀者甚至會驚訝孩子學了多少數字、事實與定義——但那道最初的錯誤印記其實幾乎毫髮無傷。接著憾事發生:正式教育結束、事實逐漸淡去,同一套迷思、同一道扭曲的印記,原封不動地留了下來。
例如生物學裡「演化是目的論過程、必然通往人類這頂冠冕」的錯誤,以及拉馬克式「後天適應可遺傳給下一代」的信念,都能挺過多年教學。歷史裡,許多學生始終相信世界分成好人壞人;還同時受兩種相反謬誤所苦——當下主義(presentism,以為古今皆同) 與 無時間感(atemporality,分不清一個世代前與一個世紀、一個千年前的事件)。也因此,學生難以真正體會猶太大屠殺:它就發生在父母或祖父母的有生之年、涉及的是和自己一樣的人(多半有瑕疵、有些出人意料地慈悲),而種族滅絕的企圖至今仍在(如波士尼亞、盧安達)。
老師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早期錯誤表徵的共犯。元凶包括:只考課文與講義內容、不要求學生以新方式運用資訊的「課文—測驗」情境;只給選項而不要求學生自己創造選項的簡答題;師生之間「你不逼我、我不逼你」的默契;以及那個老魔鬼——「涵蓋」。只要一心想把整本書趕完,就幾乎注定多數學生無法邁向真正的理解。
這正是「少即是多、深度探究有限主題」課程觀最有力的論據:唯有對重大主題進行豐富、深入、多面向的探究,才可能揭露早期迷思的不足;也唯有在具備學科思考能力者的引導下進一步探索,更成熟的理解才可能浮現。用印記的比喻說:先磨平最初那道誤導的刻痕,再審慎地刻上一道更恰當的新印記。
這也印證了作者先前的論點:教育必須同時考量認知與文化因素。理解早期迷思的威力,需要心理學家與生物學家的視角;看清測驗、教科書、師生間膚淺互動如何強化誤解,則需要文化的視角。要邁向更深的理解,兩種視角缺一不可——找出需要改動的內在表徵、建構「正面迎擊而非迴避障礙」的文化實踐,並設計方法檢驗這場「認知矯正手術」是否奏效。
學科專家的思考#
與天真的學生、或塞滿資訊卻依然無知的成人相反,專家是真的用不同方式思考其專業的人——他已成功刻下了那組理想的印記。專業通常來自在某領域、學科或技藝中數年的持續投入,往往透過傳統的學徒制。訓練的一部分是剔除那些對外行有吸引力、卻有害於嫻熟實作的習慣與概念;另一部分則是建構反映當代最佳思考與實作的習慣與概念。
科學的例子:相關不等於因果。 兩件事共同出現,不代表一件導致另一件。以「吸菸與肺癌」為例,科學家會系統而懷疑地層層追問,這正是科學事業的核心:
延伸案例:肺癌成因的層層推敲
- 抽菸者較易罹患肺癌——我們(或許正確地)傾向假設吸菸致癌。
- 但也可能是營養不良者較易罹癌?由於這條連結直覺上較不合理,我們會轉而考慮中介變項:或許抽菸者教育程度較低、較貧窮、較無力負擔均衡飲食與良好醫療。於是「營養不良」更像是「貧窮」的相關項,而非致癌主因。
- 另一條線索:或許壓力才是吸菸與癌症共同的底因——壓力使人更易吸菸、更難戒菸,兩者疊加又提高罹癌機率。這就找出了一個可能的關鍵變項(消除它或能顯著降低發病率)。
- 最後,也許「姓氏字母落在字母表前半段者」較易罹癌——這裡可能有因果,但更可能只是巧合。
重點不在於解開癌症成因,而在於示範科學核心的那種系統性、懷疑式思考。表面上,「吸菸致癌」與「姓氏拼法致癌」的邏輯完全相同;是常識讓我們偏好前者。但學會像科學家思考的人明白:兩種說法本身都無法被證實,必須啟動有適當對照組的研究計畫,才能檢驗哪條因果鏈站得住腳。
歷史的對照例子:所羅門王的新文獻。 假設有人發現一份聲稱提供聖經人物所羅門王新資訊的文獻。未受歷史思考訓練的人,一種會直接假設它為真、且所羅門和我們差不多;另一種則會斷定它是偽造、且所羅門是與我們截然不同的「另一物種」。兩種假設都不成立。受過歷史訓練者會先查明文獻出土的條件,用碳定年(或語言分析)檢驗年代;若確認為真,再比對它所呈現的所羅門形象是否與其他史料及後世評注一致。最後,她會既不落入當下主義(人人都跟我們一樣),也不落入獵奇主義(exoticism)(凡祖父母之前的人都像外星人般遙遠)。
這正是為何「以事實為本」的取向在未來將更站不住腳:你永遠無法只靠精通事實就達致有紀律的心智,必須深入個案的具體細節、從沉浸中鍛鍊出自己的學科肌肉。何況在未來,事實、定義、清單、細節都將唾手可得——對著掌上電腦下個指令、甚至開口問「愛沙尼亞首都是哪裡?」即可。純粹的記誦將成為時代錯置;教學的藝術,日益在於協助學生習得各大學科的招式與洞見。
通往理解的四種路徑#
通往理解沒有捷徑,但有許多線索。作者與哈佛零點計畫(Harvard Project Zero)的同事整理出四種特別有希望的路徑。
一、向具啟發性的機構學習#
古老的學徒制藏有寶貴線索:新手長時間與師傅相處,師傅在解決真實問題時,把新手拉進與其當前程度相稱的解題與排難中,讓他大量接觸「理解的範例」,也不斷有機會展現初萌的理解並獲得恰當回饋。
新機構同樣有啟發。作者最愛舉科學博物館等動手做的展館為例:讓孩子以舒適的步調探索,鼓勵他們試驗自己的理論、親眼看看什麼行得通。例如把發亮的小球射過各種管子、預測落點;再搭配模擬或虛擬實境重複觀察、驗證預測,讓理論(及其底層印記)在往往出人意料的新資料面前被修正。這類體驗常揭露孩子當前思考的不足,在充分對話、適當引導與鷹架下,更恰當的理論便可能生成,而這道新印記又能在新觀察中被再次檢驗、修訂。
二、直接對質錯誤概念#
更進一步,可以直接讓學生看見自己現有概念的不足:
- 毛衣的迷思:孩子若相信穿毛衣覺得暖,是因為毛衣本身會發熱,就請他把毛衣整晚留在戶外。若毛衣是熱源,隔天早上它該比周圍的石頭或衣物溫暖;若用溫度計量出它與周遭同溫,孩子「毛衣自己生熱」的理論就被挑戰了。
- 數學的僵化演算法:設計情境讓學生像當初發明公式的數學家那樣思考。例如給他們各式車輛、碼錶與有障礙的賽道,要他們預測不同車輛跑完特定距離要多久、如何改變車速。過程中,許多學生會發現無關變項(車的大小、形狀、顏色、房間尺寸)與相關變項(平均速率),有些人甚至自行逼近課本公式「距離 = 速率 × 時間」;就算沒推導出來,日後被介紹時也更容易真正理解。
- 腳本與刻板印象:解藥是定期採取多重視角。若學生累積了從多角度思考同一事件的經驗,就較不會擁抱單一維度的簡化解釋。例如理解美國獨立戰爭時,同時看英國(面對叛亂殖民地)、法國(無意於殖民地本身,卻極想牽制英國對手)、以及殖民地保皇黨(想效忠母國)三方視角,圖像便豐富得多。
教育心理學家勞倫・雷斯尼克(Lauren Resnick)提醒:反證經驗未必總能溶解錯誤概念。迷思有時頑固得像宗教基本教義派面對確鑿科學證據一樣不為所動。但對多數人而言,對深信之念的挑戰至少能迫使注意;而為捍衛或尋找更好信念所做的努力,正鋪就了通往深化理解最有希望的路。
三、一套促進理解的框架#
作者與哈佛同事 David Perkins、Vito Perrone、Rebecca Simmons、Stone Wiske 發展出一套把理解放在正中央的取向。核心觀念是:理解應被視為一種「表現」(performance)——把自己所知所能公開展示出來。 學生應從一開始就接觸理解的範例,並有充分機會練習、展演自己的理解。
這聽來或許矛盾,因為我們通常把理解想成發生在兩耳之間的內在事件。耳間確實有事發生(不當表徵被挑戰、更適當者被建構),但把焦點放在「表現」上仍極有益。可借藝術與體育作類比:沒有人會在週六早上用一張標準化紙筆測驗,去評量年輕樂手或運動員的造詣。從訓練之初,孩子就觀看更熟練者演奏新曲、練舞步、與強敵對打;他們看得見要精通的招式,能試做、能監測自己的進步、能得到及時指導。「環境即一切」——在一所重視理解的學校裡,新手看著學長與老師從事他們終將執行的表現:寫論說文、口頭論證、辯論、解釋科學現象、做實驗、創作與評論藝術;他們看見哪種表現被珍視、憑什麼標準、表現如何進步。
這套取向並非象牙塔裡的空想,而是源自一個為期數年、集結新英格蘭數十位教師的協作計畫,之後在全美與拉丁美洲多所學校試行。它有四個組成部分:
- 界定「理解目標」(understanding goals):簡單陳述一個單元希望達成的理解,數量宜少。例如生物單元:「學生將理解演化力量如何影響個體、群體與整個物種」;音樂課:「學生將理解莫札特與劇作家達彭特如何合作,寫出一部捕捉當時社會衝突、既有力又動人的樂譜」;現代史課:「學生將理解猶太大屠殺與本世紀其他滅絕企圖的異同」。
- 找出「生成性主題」(generative topics)或「本質問題」:這是最初的引子,須滿足兩條件——對主題核心(不浪費時間在邊緣例子)、且能吸引學生(若難以傳達其趣味與相關性,就該另尋切入點)。例如:雨林為何有這麼多物種?一個場景中三人各自用外語唱不同樂句是怎麼回事?被視為最文明國家的領導者,為何決定消滅整個族群?
- 確認並宣告「理解的表現」(performances of understanding):學生必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將以何種方式展演理解、又將依什麼標準被評判。不要有鎖起來的神祕考試;學生應從一開始就看到不同能力等級的表現範例、確信自己有大量練習與回饋的機會、也相信最終的展演將是驕傲而非羞愧的場合。例如:預測局部生態劇變後某物種的命運;創作一首捕捉當代美國世代隔閡的歌;分析當前某族群衝突與猶太大屠殺的異同。
- 持續評量(ongoing assessment):多數學校的評量只是單元末一次保密到最後的考試,學生只在乎最終成績。相反地,在強調理解的環境中,學生不斷收到關於表現品質的回饋與具體改進建議;評量標準公開,學生可討論甚至質疑,並有時間反思、練習、求助。最理想的是,隨時間推移,評量不再主要仰賴他人——學生像老練的專業人士般,逐漸內化評判標準,能自評表現距理想有多遠。這也是為何最終展演該是愉悅的場合:若學生已真正理解,這些公開展示便會帶來「心流」(flow)。
這套取向乍看像行為主義(聚焦於學生行為品質、以陌生材料檢測技能是否「遷移」),但它其實徹底是認知取向的。理由有三:作者一行人之所以投入研究理解,正因發現早期心智表徵既頑固又誤導,非「全力施壓」不足以拆解重建;其偏好的指導技術,正是點出並促使學生修正阻礙理解的概念;而學生要能穩定應對陌生挑戰,除非真的改動了最初的錯誤表徵——這道酸性試驗,是行為主義框架無法設想的。
「為理解而教」無法一蹴而就,這套看似簡單的觀念其實需要時間精熟。起初四要素被分開處理,師生都還不確定自己為何這麼做;到專家層次,四個部分才會平順咬合,使目標、表現與評量融為一個無縫整體。最可貴的是,各層級的老師都覺得好用、樂於持續使用——包括它的創建者本人。
四、通往理解的多重入口#
第四種路徑善用一個事實:每個人的心智不同、內在表徵各異,因而以相當獨特的方式接近與掌握課程材料。 用公式化的說法,這第四種路徑把「多元智能理論」與「深化理解的表現」目標結合起來。作者相信,這是讓「所有學生」都能達致更深理解的最佳途徑,也是接下來數章的主軸。
其他要角#
目標必須居首、且須念茲在茲,但理想的教育還需要幾位要角同台。
訓練有素、充滿熱忱的教師。 要為理解而教,老師自己得先自在地掌握並理解教材、在學生眼中體現專業,並相信理解重要、願在自己生命中活出它。沒有什麼比看見博學的成人恰當運用所學更能打動學生——這正是年輕樂手愛看老師演奏、網球學生想與教練對打的原因;也是學生很快就對「說一套做一套」的老師失望的原因。教育家李・舒爾曼(Lee Shulman)強調:懂學科是必要的,但不夠。 兩個同樣精通學科的人,可能只有一個知道如何把它呈現給新手、溶解顯眼迷思、建起更穩固靈活的理解——這種「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必須被培養。此外,學科都在演化(自然科學尤其飛快),老師必須持續學習、最好是熱切地想學;學生會注意到老師是否仍在學習、是否因新發現而興奮。
準備好、有動機學習的學生。 當學生健康、安全、渴望學習地來到學校,老師的工作就已完成一半——但世界各地(包括富裕的美國)許多學生並非如此,更難承認的是,連健康安全的學生也常對學校提供的東西興趣缺缺。面對不被學校點燃的學生,怪罪家長、學生或去年的老師既容易又誘人;但這種結論只能事後才下。從第一天起,老師就必須設法激勵學生,即使勝算不大——老師自己對所做之事的重要性與正當性的信念,可以是關鍵的激勵。名校長黛博拉・梅爾(Deborah Meier)回憶 1940 年代與哥哥去洋基球場看名外野手喬・狄馬喬(Joe DiMaggio),那一代人為他著迷、渴望追隨;她意味深長地說:對今天的學生,「我們得成為他們的喬・狄馬喬。」在知識飛速變動的時代,學生必須渴望為自己的學習負責——訂定自己的目標、追蹤自己的成就、反思自己的思考與學習,成為自身教育的夥伴;更關鍵的是,正式教育結束後,終身學習應已成為第二天性。
作為助手的科技。 科技本身無所謂益害,它只是工具。世上最快的電腦,若軟體愚鈍、無法引發理解,也幫不上忙;反之,只憑心智、幾本書、粉筆與鉛筆,見多識廣又有動機的老師照樣能領學生走向理解——蘇格拉底連黑板都沒有,僅憑犀利的提問、提問的次序與尖銳的回應就激發了理解。但我們也不該忽視當代科技的機會:影碟能把學生生動帶入數學解題或古代藝術瑰寶;資料庫讓他們蒐集與操作各種資訊;電子連結讓他們與世界各地分享興趣;連網電腦與掃描器讓他們書寫、繪圖、作曲、反覆修改、與同儕分享、送交各地專家審閱。關鍵是:科技不會自動帶來這些良善的用途,必須由嫻熟的教育者逐案審視目標、以經驗方式判斷哪些科技、哪些用法能助其達標。
支持性的社群。 即使校內要素俱全,有效教育仍無保證,因為其他利害關係人擁有強大的發言權。這些人的身分因情境而大不相同:家長、校董、社區要人、地方到中央的教育主管機關、乃至一般大眾,都是決定課程、評量與畢業生是否具備真正理解的變數。若這些人不了解課堂實況、彼此激烈爭執、或集體與某個目標(無論是核心知識還是深度理解)對立,教育便難以順利推進。即使立意良善的政策也可能毀掉方案:一個為理解而教的計畫,若畢業或大學入學考只抽測例行事實而非探究學生的理解深度,會有什麼下場?此外,學習不必侷限於教室四壁——科技能帶學生走遍世界,家庭支持至關重要,社區的公民與機構也能大有貢獻。這些貢獻可以從校外教學開始,但不該止於此:學生應能取得導師、學徒機會、社區機構的建教職位;機構專家也應(實地或虛擬地)走進校園。工作場所正快速改變,中學前教育需要呈現這個新興世界的多面向樣貌。
小結#
至此,作者已勾勒出一份教育設計藍圖:一個核心使命——為學科理解而教育;四種朝此使命前進、並在必要時調整航向的主要路徑;以及一整套能鋪平道路的支持因素。
合理的使命當然不止一種(回想第五章那一籃子好學校),人們甚至能為鳳凰城大學那樣的使命辯護,同時承認它與自己的理念背道而馳;而即便是這裡勾勒的單一使命,也能(或許也應該)以多種方式追求。但對本書而言,色子已擲下。作者已概括描述了他為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乃至世界所有孩子所盼望的教育。接下來,他將具體說明如何在三個學科領域——科學、藝術、歷史——實現理解。
作者原註:數學應是每個中學前課程的一部分;此處在通論課程時提及,但在後續處理演化、莫札特音樂與猶太大屠殺三大主題時,僅會旁及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