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以理解的保守機構#

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Plautus）曾戲言：「禮儀總是每況愈下。」他大可補上一句：「而世界總是在變 ── 而且愈變愈快。」今日各行各業 ── 專業工作、商業、農業、運輸、傳播媒體、家庭 ── 的樣貌，都與一個世紀甚至二十五年前截然不同。裁員、重組、流程再造已是商業世界的常態。

要說學校一百年來毫無改變，並不公允。無論在美國或海外，都出現了新主題（如生態學）、新工具（個人電腦、錄影機），以及若干新做法 ── 普及幼兒園、學習障礙者的特殊教育、把身心障礙學生「回歸主流」的努力。然而，除了少數表面變化之外，一個從一九〇〇年被神奇送到今日教室的人，仍能認出眼前大半的景象：

• 普遍的講授式教學
• 對反覆操練的強調
• 從基礎讀本到每週拼字測驗的去脈絡化教材

除了教會之外，很少有機構像負責教育下一代的學校一樣，在根本層面上改變得如此之少。

這份延續性，與孩子在校牆之外的體驗形成強烈對比。今日孩子能接觸到早年看來如同奇蹟的各種媒介：電視、行動電話、多媒體光碟、傳真機、隨身聽、相機與攝影機。他們可以瞬間聯繫上世界各地的親友，甚至善意或惡意的陌生人；他們的習慣、態度與知識，不只受身邊的人影響，或許更主要地受媒體英雄 ── 尤其是娛樂與體育界那些「比真人更巨大」的人物 ── 形塑。那位一眼就能認出今日教室的訪客，恐怕完全無法理解一個十歲孩子的校外世界。

加德納（此處為作者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強調：學校 ── 若非整個教育 ── 本質上是保守的機構，而他在相當程度上為這份保守辯護。歷經長時間演化的教學方法自有其可取之處，而許多趕時髦的做法反而空洞、無用甚至有害。

過去一世紀，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史坦納（Rudolf Steiner）、鈴木鎮一（Shinichi Suzuki）、杜威（John Dewey）、尼爾（A. S. Neill）等具魅力的教育家發起過重要實驗，也取得可觀成功，卻始終只發生在邊緣，對當代教育主流影響有限。

六股將重塑學校的力量#

作者相信，眼前的情勢與過去不同。世界變化如此迅速而決定性，學校已不可能維持原樣、或只做幾處表面調整。若學校不夠快、不夠徹底地改變，很可能被其他更能回應需求（雖或許較不安穩、較不具正當性）的機構取代。

這種劇變並非沒有先例。三百年前，學校只服務菁英，且以宗教為主；接下來兩百年間，都市化與工業化需要一支可靠、具備基本讀寫能力的勞動力，學校於是走向服務廣大人口、以世俗為主，並催生了具明確計畫與權力的中央教育部門。

如今需求再次劇烈轉移。一百年前，只要有一群高教育的菁英，加上具基本識字能力的一般民眾便已足夠。但如今，幾乎任何能靠固定程序執行的工作，遲早都會被電腦化。要吸引雇主，個人必須高度識字、靈活、善於排除故障與發現問題，並且能在職位過時時轉換角色甚至職業。社會也無法再忽視大量人口 ── 要在快速變化的世界維持競爭力，就必須為多數未來公民提供良好教育。以下六組趨勢，是教育無法迴避的。

一、科技與科學突破#

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科技事件，是電腦的崛起。許多學校已配備連網電腦，但這些設備往往只是以更方便的形式傳遞舊課程。未來，教育將大體上圍繞電腦組織：

• 偏重與邊緣化並存：電腦互動會強化精確、明確、逐步的思考，卻可能邊緣化細膩的美學或倫理判斷。
• 個人化成為可能：過去只有最富有者才享有的個別指導，如今可普及；學生可依需求、學習風格、步調與掌握狀況，獲得量身打造的課程。這讓「個人化」與「主動、動手學習」的進步教育理想首次可能實現。

電腦把全世界的資訊放到指尖，這既是祝福也是詛咒。壞消息是網際網路沒有品質管控機制 ──「人人都能上場」，資訊與假訊息舒適地混雜，目前尚無可靠方式區分真知與扭曲、胡說。

民族誌學者特克（Sherry Turkle）記述過一個孩子堅稱「加稅時一定會發生暴動」── 因為這是廣受歡迎的遊戲《模擬城市》（Sim City）裡的「常識」。在人人可瞬間接觸數百萬來源的時代，辨識何為真、善、美，以及哪些真善美值得認識，是一項艱鉅的挑戰。這種局面前所未有：過去教育當局至少還能挑選偏好的教材、禁絕其他。

科技與科學不只改變我們對「真」的認識，也孕育新角色、挑戰傳統價值，改變我們的道德可能性與美學感受。

二、政治趨勢#

冷戰結束後，二十世紀國際關係的基本假設已被動搖。對抗強大軍事宿敵不再是教育或訓練的動機；民主政體興起；隨著溝通更便利，自由新聞與遷徙等模式更具吸引力，審查與侵犯人權則更難被倡導。

即使歡呼這些發展的人，也認清其棘手之處：

• 民主有程度與類型之分，其外在形式比底層價值更容易模仿。
• 民主原則常「說一套做一套」── 許多美國人若不知出處，甚至分不清《獨立宣言》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字。
• 共產主義崩解與社會主義弱化並非沒有代價：人們仰賴的安全網消失或萎縮，犯罪勢力常趁虛而入，被極權壓抑的族群與部落基本教義派以意料之外的力道回歸；大規模戰爭或許變少，但無止盡的地方衝突、酷刑甚至種族滅絕仍在。

由於教育與價值體系密切相關，政治生態的劇變造成張力：教材、教案乃至世界觀都得改寫，教師必須在各種主義、族群、新舊價值之間穿行。想想過去五十年在東歐當老師是什麼滋味 ── 一九五〇年、甚至一九九〇年被視為真善美的東西，今日未必如此；然而在舊時代受訓的人（家長不亞於教師）無法輕易甩開早已內化的信念。用英國詩人兼教育家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話說，他們可能「徘徊於兩個世界之間 ── 一個已死，另一個無力誕生」。

這種失範感也不限於前共產世界：隨著時間拉開距離，許多西歐與美國公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國家在二戰等重大衝突中的角色（例如所謂中立國與納粹的勾結），而這是痛苦的。弔詭的是，那些自認最愛國的人（如美國右翼民兵），最終擁抱的美學標準與道德價值，卻與他們表面上誓死捍衛的民主價值相牴觸。

三、經濟力量#

即使對民主制度與價值毫無同情的地區，如今也承認市場與市場力量的優勢。昔日的「第三世界」── 中國與俄羅斯、伊拉克與伊朗、非洲與拉美 ── 如今都無可避免地捲入新科技、大企業的壯大，以及全球市場上永不止息的競爭。

學生必須受教育，才能在這種不折不扣的達爾文式環境中參與並存活。在資本主義早已當道的社會，這較為容易；但在強調合作而非競爭、鼓勵個人壓抑私欲、由國家提供安全網（常以政治合作或沉默為交換）的社會，適應這種你死我活的環境既困難、或許也令人反感。

全球化是這個新環境（政治與經濟兼具）無可迴避的一部分。孤立經濟體系的時代早已過去 ── 跨國企業、區域貿易協定、國際投資與融資是新現實。金融機構每天流通一兆美元；一國股市驟跌，可在數小時內引發全球數十億美元損失。「當索羅斯（George Soros）開口，市場為之震動。」

全球化也有生態面向：污染不理會政治邊界，清理與保護空氣、水、太空需要國際合作。但市場回應的是短期壓力與利潤，而非長期政策；開發中國家又常把生態倡議視為維持不公平競爭的幌子。因此，除非假設這些問題會自行解決，否則把生態與經濟意識納入課程勢在必行。

市場經濟還常伴隨其他現象：搶著生產差異極小的產品、再把它們廣告成彼此不同、計畫性汰舊、聚焦於消費與消費主義。可惜，人們似乎不需「訓練」就能進入這個世界 ── 它太契合人性的深層傾向。因此，若要抵抗市場的誘惑（最美味的巧克力、最時髦的球鞋、最快的機車），或許反而需要「防禦性教育」。

隨經濟成長而來的，是轉向資訊社會、知識社會、學習社會。愈來愈多人從事知識的創造、轉化與傳播，並依其所知、學習能力與近期貢獻被雇用或解雇。沒有人能靠過去的學歷坐享其成。

作者聲明：描繪這些經濟力量，並不代表他認同（他至多對其感受複雜），也不表示它們將永遠主導。亞當斯密與傅利曼、或李光耀與鄧小平式的資本主義，並未窮盡所有選項；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國際上不存在可行的替代方案。公民必須被「預備」（或說被「接種」）以參與市場經濟，同時或許能抵抗其較不可口的一面。

學校是否該為市場主導的世界預備學生尚可爭論，但學校無法置身事外：教哪些技能、如何安置與升遷、學用銜接，處處是教育與經濟的交會。學校可以體現市場、也可以提供另一種生活模式；可以為市場而教、也可以反市場而教。而選擇走哪條路，本身就是一項道德決定，反映教育者對「善」的理解。

四、社會、文化與個人趨勢#

經濟的走向清晰，社會、文化與個人趨勢則更難辨識。人們可以想像一個烏托邦：個人舒適安穩、隨心所欲、享有前所未有的休閒與文化機會。同樣容易的是想像反烏托邦：個人被看不見的廣告商與操盤手操縱、群體衝突加劇、看似無限的選項實則被憤世嫉俗的媒體所有者所限制、隱私屢遭侵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則預見威權但經濟強大的亞洲儒家社會，與民主但組織較鬆散的西方之間的鬥爭。

有一項預測相對安全：傳播媒體將成為全球具主導性（有時是無意的）的教育力量。廣播、電視、電影、雜誌、廣告會不斷擴散，傳遞關於角色與價值的強力訊息。

在這樣的世界，要孤立某一特定文化將極為困難：全世界的人都能全彩接觸到數十億他人的信念、態度與生活方式。伊朗的伊斯蘭、以色列的猶太、美洲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仍可堅守信仰，但必須在關於其他教派、以及數百萬不再以宗教為重的人的「嘈雜」知識中如此。有些人會感到威脅而選擇固守、排斥；但另一些人 ── 較年輕、較勇敢、較有冒險精神者 ── 會擴大自己的選項感。當「有哪些選項、如何實踐」的知識變得普及，要以膚色、族裔、性別或性取向邊緣化大量人群，應會更加困難。

五、知識版圖的移動#

知識向來擴張，但過去的擴張是漸進而看似可控的。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一八八八年過世的阿諾德是世上最後一個「無所不知」的人。如今幾乎沒有一門學科的知識庫不以幾何速率成長 ── 保守估計，可得資訊每幾年就翻倍，甚至有人宣稱全世界的資訊每八十天翻倍一次。即便這些數字大體無意義，它們試圖量化的現實，也讓「哪些真理值得研究、值得據以生活」變得更難判斷。

因此，未來能檢視這些知識體、判斷何者值得知道的人（或「智能代理」）將極為搶手；而能綜合這些指數擴張的知識領域、把關鍵資訊化為一般公民與決策者可用形式的人（或程式），更是可貴。

教育系統的保守在此格外棘手：知識前沿逐十年更替（分子生物學界的朋友說，他們連三個月都不敢停止閱讀期刊與線上服務），連人文學科對藝術與文學的觀點都與上一代大不相同；然而全世界的學生仍在學和父母、祖父母幾乎相同的「科目」，方式也幾乎相同。當學生日後在大學、自修或學徒歷程中發現學科前沿真正的樣貌時，往往大為驚訝。

關於跨學科學習：知識前沿的多數問題並不整齊落入單一學科，跨學科團隊是常態，最有效的研究者能審慎結合兩門以上學科的洞見與技術。但作者主張，高中乃至大學仍應繼續教授學科式思考 ── 學科是我們有系統思考世界的最佳成果，也是勝任跨學科工作的先決條件。代價是：這在「以學科為本的訓練」與「以跨學科為現實的前沿學術」之間，造成一道不受歡迎的斷裂。

知識版圖的變動令人目眩：重要發現如今數日內傳遍全球，紙本出版日益成為形式；新領域年年誕生，昔日主流則式微；大型資料庫讓沒有正式訓練者也能精通主題、做出貢獻；遠距學習讓人不必搬到大學就能修進階課程。連「識字」的概念也隨之改變 ── 在傳統的讀、寫、算之外，勢必得加上各種運算與程式語言，並融合圖像、語言乃至聽覺等多重素養。

六、越過現代主義：後現代的岔路#

過去一個世代，西方（尤其法國）發展出對知識的新觀點，統稱後現代主義、相對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這些並不全然相同），它們共同挑戰早先時代所假定的確定性。

• 溫和版本：警告不應獨尊特定觀點，呼籲承認不同（常被壓抑）的「聲音」，並強調一切知識的「建構性」。
• 激進版本：質疑知識與真理是否可能進步。「純粹派」宣稱知識本質上關乎權力，掌權者決定何為真、何為假，並隨「霸權」更替而變；文本因自相矛盾而無法承載真理，一切閱讀都是誤讀，學者的任務就是透過「解構」揭露這些內在矛盾。

作者坦言他對「純粹」版後現代思想幾乎毫無容忍。他認為這一立場本身就充滿自相矛盾：若唯一的標準是權力，我們為何要理會解構主義者的著作？若我們該理會某些著作（而非不可能地平均對待所有著作），那就必有某些標準在運作 ── 後現代立場於是無法自洽。人不能既強調一切知識的相對性，又要求別人認真聽自己說話。

在某種意義上，後現代主義者或許是對的：即便在科學中，終極真理也可能是不可能的目標；美與道德的觀念確會、也將持續（雖緩慢地）改變。因此，一套以傳統真理為基礎的課程不應自稱終極定論，而應闡明當前文化對真善美的理解，納入對立主張的檢視，並承認一切知識的偶然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應讓「持續尋找值得欽佩、譴責、困惑之範例」的努力具有正當性。作者藉此坦露其傳統主義根柢，以及對啟蒙的信念 ── 他相信人類在他所珍視的三個領域（真、善、美）中，隨時間確有若干進步。

多元文化主義的視角#

後現代主義有時被與多元文化主義混淆，或許因兩者都在人文科系被推廣，有時還出自同一批人，且都以批判標準西方人文學術為起點。但接著兩者分道揚鑣：後現代主義者針對經典的「知識論」，多元文化主義者則攻擊經典的「構成」── 在他們看來，那是對「已故白人男性」思想與作品的過度偏重。

作者對多元文化主義的看法比對後現代主義細緻得多。他同意：

• 堅持單一經典是錯誤的 ── 值得研究的作品遠多於任何經典所能容納。
• 一部刻意汲取不同歷史、文化、意識形態來源的多元經典有其價值，在人口本就多元的國家尤為必要。
• 何謂經典可以正當地改變，端視所涉的教育社群而定。

對作者而言，關鍵在於標準與準確。他借用阿諾德（本章第三次登場）的話，呼籲教育者「學習並傳播世上已知與所想中最好的」，並要學生掌握盡可能準確的資訊。只要滿足這兩項準則，多元文化的課程與取徑就是有益的。但當多元文化主義者為選材放棄高標準、僅因來歷討喜就偏愛劣作，或在缺乏可信證據下改寫歷史、把發現的功勞歸給某些口音、文化背景或政治態度的人，他就與之分道揚鑣。

正面地說：他要所有學生都培養高標準的意識，都力求準確、正確運用證據，都尊重各種群體與文化，但不是不加批判地尊重。一套滿足這些準則的大學前多元文化教育是可能的（雖非必然結果）；而滿足這些準則的後現代課程則不可能 ── 因為在後現代主義者眼中，這些準則本身就毫無正當性。

一個教育的十字路口#

前面的綜覽觸及了數百年來教育的常數，以及未來將主導景觀的變數。合起來，它們對任何教育者都是巨大挑戰：一方面要決定如何最好地傳遞理想的角色、價值、素養、學科，以及對真善美的細膩感受；同時要留意科學、科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個人層面的變化並予以回應；最後還得在後現代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論述中定位自己的工作。

作者已指出，教育是保守的，而這份保守未必是惡：就價值的傳遞與某些符號系統及學科的精通而言，保守的取向或許正是所需。但知識的爆炸與學科版圖的不斷移動，要求我們對課程投以嶄新而細緻的關注；若要讓年輕人為迅速變化的角色做好準備，就必須發展新穎而富想像力的取徑。

作者與多數觀察者一樣，深信教育正站在十字路口。世界的變動如此劇烈，其意涵與過往實踐如此扞格，現狀在世上大多地方已無法延續。弔詭的是，依當前標準被視為最成功的國家，反而最擔憂自己的學校不適於未來所需 ── 東亞社會呼籲更多創意與個性，歐美領袖哀嘆學校無法觸及（更遑論激勵）大批人口。

我們無法預知未來的學校與教育會是什麼樣子，但可以預期它們將與我們及先人視為理所當然者大不相同。所幸，在尋找新教育願景的旅程中仍有「陸地」── 若干可供庇護之處，來自我們對心智的研究（心理學）、大腦的研究（神經學與生物學），以及文化的研究（人類學）。晚近改變的一部分，正是我們對這幾個領域的理解；我們如今得以在重塑教育景觀時援引這些知識，以臻於對真、善、美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