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備競賽是一種「機構」#
「軍備競賽」（arms race）一詞聽來像是變動不居的過程，派克（M. Scott Peck）卻指出它其實是一個機構（institution）——而且是各方面最龐大的機構：
- 它有遍布的房舍與土地（一座基本訓練營曾是密蘇里州第四大城）。
- 它擁有全世界最大的預算——每年超過一兆美元（美國公民貢獻約三分之一），雇用數千萬人。
- 它極度穩定、不變、彷彿磐石：1961 年一本論裁軍的書，每一個字至今依然適用，毫無進展。
機構的特性是不論是否合宜都會自我延續，越龐大慣性越大。早期基督教神學家俄利根（Origen）說：「聖靈代表進步，因此邪惡按定義就是那拒絕進步者。」軍備競賽若所有存在理由都消失，它也會（並且確實）製造新的理由來保全自己。它不會自動消失——若要終結，只能主動把它拆除。
因此，締造和平需要「行動的召喚」；和平的主要障礙是被動。而軍備競賽正是靠機構內部者的慣性、以及機構外部者的被動共同維持。
無助感的心理學#
軍備競賽最強韌、最陰險的根源，是人們對它異常的漠不關心，而漠然背後最關鍵的，是普遍的無助感。
派克在一場 350 人的研討會上，原訂談軍備競賽，卻有 25%（90 人）舉手不願聽。問其原因，無人是「已知他要說什麼」，而是「這與靈性無關」「聽膩了」「覺得無望、反正無能為力」。派克談及正直、靈性不該被區隔化、哈馬紹（Dag Hammarskjöld）所言「在我們的時代，通往聖潔之路必經行動的世界」——最後社群一致同意讓他談下去。
派克援引韓福瑞（Nicholas Humphrey）的演講剖析這份無助：
- 他以寵物陸龜阿賈克斯為喻——龜爬進準備焚燒的柴堆過冬，柴堆越高牠越覺安全，最終卻與柴堆一同化為灰燼。我們是否也以為武器越堆越高就越安全，渾然不覺那其實是危險？
- 他特別談到「緘默」（reticence）這個根源：任何強迫他人正視核彈議題的人，會被「社會枷鎖」懲罰——被嘲笑、奚落，被貼上「理想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假道學」等標籤。於是我們說服自己「公開反核不是我這種人該做的事」。
派克認為無助感最強的根源是無知：人們因不理解軍備競賽而看不見出路。心理學家、神學家不懂政治經濟；而「主管」它的政客與商人不懂心理與神學；最糟的是，他們都不懂社群。一旦結合對社群的理解與對軍備競賽諸多交織因素的理解，我們便不必再感到無助——出路是存在的。
武力的精神醫學#
派克坦言自己無法以正直成為一個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世上有惡（個人的與群體的），目前尚無法在完全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情況下加以遏制。
他以精神科經驗說明「武力的精神醫學」：
- 必要的一面：對思想紊亂、危及自己或他人的個體，偶爾確需以武力威脅來有效處理（如說服病人住院）。
- 自我挫敗的一面：醫院曾搜身防止病人藏餐具，每週仍有約兩次持械鬥毆；改為「飯前飯後清點餐具、不再搜身」後，鬥毆降至每月不到一次。這在全球反覆驗證：對病人例行地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造成的暴力遠多於它所要防止的——這正是「自我實現的預言」。
推及國家：武力或其威脅有時確需用來遏制破壞性的國家（如納粹德國）；但美國當前「例行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政策，只會製造而非緩解國際禍患。我們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但繼續例行使用武力的下場更糟。問題不在於「要不要警察」，而在於：誰的警察？
民族國家體系的過時#
世界依「民族國家體系」（nation-state system）組織，每個民族國家同時擁有「內部主權」與「外部主權」。
既然國家偶爾也會變得瘋狂或邪惡、有時需以武力處理，天真地單方面「鑄劍為犁」並不可行。派克主張：首要目標應是盡快把武力交給聯合國或某種超國家政府（supranational government）。
問題在於聯合國並無此權限——因為成員國不願讓渡自己的主權。國際法院判美國介入尼加拉瓜非法，美國卻回應「無義務遵從」。在當前體系內這合法，但只要各國仍堅持完整的外部主權，就不可能有可執行的國際法。
派克指出民族國家體系是軍備競賽的基石，在即時通訊與即時浩劫的時代已徹底過時：
- 美國人其實最該習慣「讓渡外部主權」的概念——個人早已把「揍鄰居的權利」讓渡給法院（「法治之國」）；而美國本身，正是當年十三州各自讓渡部分外部主權給整體才得以誕生。我們最該以「地球合眾國」的方式思考。
- 讓渡主權不等於國家或國族差異的終結。如梅爾（Golda Meir）所言：「國際政府不意味國家的終結，正如管弦樂團不意味小提琴的終結。」這只是部分、選擇性的讓渡——超國家政府只在極端情況（如種族滅絕）才干預內政，絕不會規定一國該信共產還是資本、基督還是伊斯蘭。
唯有「尊重、甚至慶賀國族差異」的超國家政府才可能存在——因為它的弔詭要件與社群完全相同：一方面要為整體之善超越差異、讓渡某種主權；另一方面，這份犧牲的目的，正是更大的多樣、自由、創造、活力、喜樂與和平。
但弔詭中艱難的一半仍在：必須有某種程度的降服。在這個從孤立主義盪到世界強權的世紀裡，美國（或許因為最強最富、看似損失最大）反而比任何國家更不願讓渡哪怕一點點主權。我們必須學會降服——不是降服於蘇聯，而是降服於人類，且要快。在接受這項任務之前，我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和平，而是權力。
軍備競賽是一場「遊戲」#
派克借精神科醫師伯恩（Eric Berne）《人間遊戲》的概念，指軍備競賽是最常見的心理遊戲變體——名為「要不是因為你」（If It Weren’t for You）：
- 如同夫妻互相指責：「我嘮叨是因為你築了殼／我築殼是因為你嘮叨」，美蘇也說「我們不喜歡龐大軍費，但因為對方玩陰的、想征服世界，要不是因為他們，我們就能更體面地行事」。
- 這種溝通重複而沉悶，不容許責任、主動或任何新東西介入。
伯恩教導：停止遊戲的唯一方法，就是停止。如同「大富翁」——只要玩家還在繼續領過路費，再無聊也玩不完；唯有一方起身宣布「我不玩了」，遊戲才結束。
這暗示談判無法終結軍備競賽，因為談判本身可能就是遊戲的一部分（「我抵押這條街、你抵押那條街」反而讓遊戲更有趣）。我們向來以競爭、保全主權的精神「談判」，靠「放棄我們不再需要的東西」來談——這行不通。整個舊體系都必須廢除。
不可明說的回報#
派克提出令人不安的假設：美國其實從未真正走出 1930 年代大蕭條，自 1938 年起便靠「戰爭經濟」維生——像一個拖著點滴瓶在走廊踱步、卻宣稱「我好得很」的人。
- 艾森豪（Eisenhower）卸任時警告要提防「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這警告已成陳腔濫調，卻彷彿從未被聽見——軍工複合體只增不減。
- 約一千萬人完全、另兩千萬人部分依賴軍備競賽維生，構成龐大的「戰爭遊說團」，龐大到能製造一場「沉默的共謀」，使多數美國人仍自認是愛好和平的國家。
- 「軍備競賽的古典理論」（藉軍備競賽刺激、操控經濟）連在《時代》《新聞週刊》都從未被提及。避免經濟蕭條，是否正是這場遊戲「不可明說的回報」？而它必須保持不可明說，否則遊戲就會崩解？
派克以「目的不能合理化手段」回應：避免蕭條算不上能合理化戰爭風險的目的，何況它本身是個可疑的目的。
他把國家經濟蕭條類比為個人的心理沮喪：蕭條是社會需要重大調整的信號，社會必須「做沮喪的功課」才能做出必要的改變。 正如躁狂（mania）是抵禦沮喪的防衛、卻比沮喪本身更危險，軍備競賽正是美國不願承受蕭條之痛（即建設性社會變革之痛）的症狀。《鐵山報告》拒絕和平、因「和平所需的改變太具破壞性」——這就是拒絕進步，這就是惡。
派克強調，蕭條雖痛卻不邪惡，且自願的蕭條（有時間規劃、漸進變革）遠優於 1929 年那種突襲式的非自願蕭條。大規模社會變革的關鍵是「替代」（substitution），而非拆毀機構，而是轉化它們：
- 軍隊 → 轉化為「國家服務團」，從事清除貧民窟、教育、保育等創造性工作，並保留一支受過非暴力抵抗訓練的自衛幹部。（他也點出弔詭：和平時期職業軍人反而失意——升遷凍結、薪資偏低；指望軍人渴望和平，無異於指望他們是聖徒。）
- 中情局（CIA） → 不是廢除而是擴大並轉化：以理解文化的「文化人類學家」取代操弄文化的間諜。
- 國防工業 → 製造凝固汽油彈的可改製更安全的煙火、製造落葉劑的可改製肥料、造坦克的可造築路機械。
但轉化必有代價：有些人不願或無法學新技能，必有某種程度的擾動與痛苦。這帶出資本主義的核心問題——資本主義本身是「無關道德」（amoral）的：它把信心全押在自利的利潤動機上，而利潤動機無需向任何高於自我之物降服；一個不向更高之物降服的意志，必然趨於邪惡，並傾向「拒絕進步」。
派克不主張廢除利潤動機或資本主義，但問：資本主義如何能被適當地轉化，學會在適當時把利潤動機降服於真理、愛與和平等更高價值？這是「我們時代最關鍵的問題」。答案之一仍是社群——必須把商人帶進真社群，讓他們親身體驗社群的價值與喜樂。多數企業如今只是「假裝」有社群意識（一種形象）；除非資本主義整體能真正具備社群意識，否則它與它從中獲利的世界都難以存續。
民族主義：健康還是病態？#
「我們不會改變自己引以為傲的東西」——正因驕傲抗拒改變，才說「驕傲在敗壞以先」。驕傲（自戀）是生存本能的心理面，不可或缺；但弗洛姆（Erich Fromm）所謂「惡性自戀」，正是群體或個人之惡的主要前兆。
派克指出驕傲在「身分認同的形成」中是健康且必要的——青少年照鏡子試穿各種身分，黑人在六〇年代以「黑就是美」鍛造自我認同，都是健康的、關乎尊嚴與尊重。
而國族的驕傲就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
- 它在一個國族正形成認同時（部落／城邦成為民族國家、殖民地擺脫宗主國，如 1776 年的美國）最自然健康。其力量極為強大——美國在越南慘痛地發現，最嚴重的誤判是把越南的民族主義誤讀為共產主義運動；反對正當的民族主義，反而把越南推向蘇聯與共產極權。反對正當的民族主義，是拿自己冒險。
- 但也有一種不正當的民族主義該被反對：當一國堅持不對任何人負責、自命為法（如美國宣稱不受國際法院裁決約束）。健康的自尊與「目空一切的優越感」之間僅一線之隔——納粹「優等民族」與美國自信「最懂尼加拉瓜要什麼」，都是民族主義在作祟。
辨別健康與病態民族主義，關鍵在於身分認同的發展階段——而「孤立自我」本身是個幻覺，我們其實都相互依存。靈性成長之路，正是走出自戀、邁向「自我認同與人類及神性融合」的神秘意識；國家亦然，終須走出國族自戀、邁向以人類為首要認同的全球社群。
但「必須先擁有，才能放下」：國家發展的正確模式是先成長進入民族主義，再成長超越民族主義。因此南非黑人的民族主義需要被鼓勵（他們仍在鍛造國族認同），而美蘇的民族主義早已過剩、需要被約束。
辨別的測試與「好壞思考」相同：少了什麼？有多整合？是否有意識地納入了所有相關變數？ 健康的民族主義領袖會清楚意識到自身的民族主義及其在更大格局中的位置（如胡志明很清醒，而詹森則陷於傅爾布萊特所謂「權力的傲慢」——一種不自覺的惡性自戀）。
派克以幾個例子收尾：夏威夷某次入籍典禮上，州長在七門大砲的硝煙與三連武裝士兵之前，竟說「我們用鮮花慶祝，共產國家卻搞軍事展示」，全場無人察覺其荒謬；俄國與美國的孩子，教室地圖正中央分別是蘇聯與美國。但他女兒送他的新地圖沒有中心，公平地呈現世界各地——
「我們可以改變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