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規模社群到世界社群#

在第一部，派克（M. Scott Peck）已證明：在對的條件下，小團體確實能例行地以愛與和平共處。對他而言，這不是探索的終點，而是起點——它開啟了新的可能：

• 若小團體可以，更大的群體為何不行？
• 若單一堂會可以，整個教會、整座城鎮、整個州、整個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國家，為何不行？

邁向更大規模社群的常見假設是：人性必須改變、所有人必須變得一樣。但這既不可能、也非必要。在派克親歷的小規模社群裡，個體差異不但被接納，更被慶賀。因此，邁向更大社群的第一步，恰恰在於接受「我們不一樣、也永遠不可能一樣」這個事實。

多元主義的問題#

由於每個人都獨一無二，我們不可避免地活在多元社會中。美國以多元為傲，但派克提醒這份驕傲常流於傲慢與狹隘（俄國社會同樣維繫著至少相當程度的多元）。

更常見的是，多元被視為一個「問題」：

• 國內的種族、貧富、特殊利益團體之間關係緊張；基督教會分裂為數十個宗派，宗派內部也爭吵不休。
• 世界各國的多元若未釀成戰爭，每年為「防禦」付出的軍費也超過一兆美元，整個族群更活在生存不確定的陰影下——所謂軍備競賽的「嚇阻」，反而加劇了多元的問題。

無論在教會、國家或全世界，這個問題只有一個像樣的解答：社群。社群不是硬漢個人主義的場所，而是柔性個人主義的場所——它鼓勵多元。透過社群，多元不再是問題；社群是一場真正的煉金術，把我們差異的渣滓轉化為金色的和諧。

人性的幻覺#

要理解這如何發生，必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人性是什麼？

派克先談「龍」這個跨文化的神話符號。從歐洲基督教修士到中國道士、日本佛僧、印度教徒、阿拉伯穆斯林，都描繪龍——因為龍正是人類自身的象徵：

我們是「有翅膀的蛇、會飛的蟲」。如爬蟲般，我們貼地滑行、深陷於動物本性的泥淖與文化偏見的污濁；卻又如鳥般屬於靈性，能翱翔天際、超越自身的狹隘與罪性。神話之所以必要，正因人性如龍一般多面而弔詭，無法被單一、簡單的詞語所捕捉。

而對人性最危險的簡化、最根本的「幻覺」，就是**「人都是一樣的」**：

• 「全世界的人都差不多」「皮膚底下人人皆兄弟」「俄國人基本上跟我們一樣」。
• 這正是「邪惡統治者理論」（evil ruler theory）的基礎。二戰時，人們因相信德國人「跟我們一樣」，只好把暴行歸咎於希特勒一個瘋子的奴役。但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中揭示：德國人並非被奪走自由，而是心甘情願地逃離自由、與希特勒共謀——這根植於德國歷史、文化與社會的獨特力量。

半世紀後，人們仍用同一套邏輯：相信俄國人「跟我們一樣渴望民主」，只是被「克里姆林宮的邪惡統治者」攔阻。但《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主任史密斯（Hedrick Smith）發現，街頭的俄國人根本不懂美國人為何要為水門案這種「小事」罷黜尼克森這樣的強人領袖——所謂「跟我們一樣渴望民主」，不過如此。

派克的立場是弔詭的平衡：

• 政府並不能完全奴役人民，但也確實會影響、甚至蒙蔽公民（美俄各以不同方式為之）。政府與人民之間是一場持續的「文化之舞」，而不同文化的舞步如同狐步、華爾滋、波卡與霍拉舞，截然不同。
• 然而說不同文化的人「毫無相似之處」，又是另一種過度簡化。!Kung 與斐濟療癒者的靈性旅程，其轉化的動力與基督教修士、修女幾乎相同——靈性旅程的動力是全球共通的，是人性的一個共有特徵。男女、美俄之間也是如此：我們客觀主觀上都大不相同，卻同樣必須面對相同的死亡、攀越相同的成熟關卡。

因此「人性是什麼」的答案必然是弔詭的：人類既深刻地不同，又深刻地相似。但因為「人都一樣」會是個簡單得多的世界，所有文化中的人都傾向嚴重地低估彼此的差異。班尼迪克（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已證實文化差異之巨大——一個文化的「正常」在另一文化可能是「異常」，連善惡觀都在相當程度上由文化決定（例如美國人歸咎於蘇聯共產主義的種種「邪惡」，許多其實源於數百年的沙俄傳統，而非共產主義）。

派克也提醒：文化差異並非全然不可變（如日本病患一旦睡過床，多半不再選擇睡榻榻米），但常見的危險心態是「我的文化才是好的、優越的，該改變的是別人」——這把「人性幻覺」推向更危險的極端：不只假設人人本質相同，更假設人人「應該」相同；凡是不能、不願、不想「變得跟我們一樣」的，就被標記為敵人。

轉化的能力#

派克認為，人性最根本的特徵，是它能被文化與經驗以極多樣的方式形塑。與其說人性「有彈性」，不如說人性具有「轉化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transformation）——而弔詭的是，這份能力既是戰爭的根本病因，也是戰爭的根本解藥。

他以兩個生動的例子說明：

• 如廁訓練：人性的起點是「在褲子裡大小便」——想拉就拉。約兩歲時，幼兒覺得憋住、趕到馬桶看著有趣的東西被沖走「極不自然」。但若親子關係良好、母親不急躁，孩子會把「忍住、準時上廁所」當作送給母親的愛的禮物而去做這件「極不自然」的事；短短兩年內，孩子便出於愛而改變了自己的本性。
• 缺乏本能的自由：人與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不是拇指、喉頭或大腦皮質，而是相對地缺乏本能。候鳥能靠星辰精準飛抵同一地點，卻也只能去那裡、別無選擇；而人因缺乏固定本能，擁有巨大的自由——可以選擇過冬地點、待在家、甚至反其道而行跑去北方滑雪。

派克年輕時以為人老了「本性」必然僵固，直到二十歲那年與六十五歲的名作家馬昆德（John P. Marquand）共度一夏：對方對萬事萬物（包括無足輕重的他）充滿興趣，每週數次在深夜辯論中改變心意。他這才領悟：身體必然衰老，心智與靈性卻不必。

由此引出另一個弔詭：

• 身心靈最成熟的人，最不容易在心智上變老；而我們所謂的「老化／衰老」（senility），很大一部分其實是身心靈不成熟的末期形式——所謂「第二次童年」，往往是因為他們從未離開第一次童年，只是成年的薄皮磨穿了。
• 真正的「成人」（adult）稀少而值得驚嘆，他們是持續發展並運用轉化能力的人。走得越遠，清空舊我、迎入新我的能力越強，成長的旅程往往越走越快。

正是這份轉化能力，使我們成為如此不同的人（不同基因、童年、文化、經驗，尤其是不同的「選擇」，把我們塑造成多樣的路徑）。但也正是運用這同一份能力，我們能超越（而非抹除）自己的童年、文化與過往，從而超越彼此的差異。於是，原本造成戰爭的根源，最終能成為戰爭的解藥。

寫實、理想與浪漫#

派克最後重新定義了「鷹派」與「鴿派」之爭：

• 鷹派自稱「寫實主義者」（realists），其核心假設是「好戰是人性」。但這並不全然正確（瑞典、瑞士數百年未戰），更重要的是，它昧於人性的本質。
• 鴿派被鷹派譏為「理想主義者」。派克坦然接受這個標籤——他定義理想主義者為「相信人性具有轉化能力的人」。既然轉化能力才是人性最根本、使人類得以演化與存續的特徵，那麼真正寫實的，反而是理想主義的鴿派。

但理想的鴿派可能在一點上脫離現實——當派克說裁軍大約需要十二年（也差不多是我們僅剩的時間）時，原以為只需半年的人臉色一沉。這些是浪漫主義者：他們不只相信人性能轉化，還相信轉化很「容易」。轉化不容易，但確實可能。

之所以不容易，是因為「人格」可定義為「心理元素一致而穩定的組織模式」，而一致性既有光明面（讓人成為可信賴、可預期的存在），也有黑暗面——心理治療師稱之為「抗拒」（resistance）：人格（無論個人或國家）天生抗拒改變。「真理使你自由——但先會把你氣個半死。」

改變不易，卻是可能的，更是人類的榮耀。派克指出，這份榮耀正是昔日「美國理想主義」的根基：《獨立宣言》《憲法》《權利法案》的基本功能，都是創造一個**最大化人民「改變的自由」**的社會（改變信仰、住所、生活方式、想法、乃至統治者）。

他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反比：兩百年前美國幾乎不花錢去控制他國，各國卻紛紛效法其精神與政治榜樣追求自由；而後美國耗費越多金錢精力去操弄他國，其政治與靈性的領導力反而越衰退。他援引匿名戒酒會的名言「你唯一能改變的人是自己」，並提醒「試圖轉化他人只會導向混亂、遠離社群」——若美國把「使自己成為最好的社會」當作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世界各國或許會再次僅因榜樣的影響力而自願效法。但這需要美國願意冒險，重新尋回那份曾使它偉大的理想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