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必須持續維護#

社群一旦達成，並非從此一勞永逸。人性中「熵化的惰性」（拉我們退回舊有的防衛模式）與「伸向更好的創造」的力量，在社群中持續拉扯。

任何活的有機體都存在於張力之中——生理上稱為「恆定」（homeostasis）。社群是最有生命力的存在，因此必須承受比其他組織更大的張力。對外服務或許是社群的終極任務，但自我審視與自我維護，必須永遠是它的第一優先。

之前各章聚焦於「如何初次建立社群」。本章則探討長期社群（如教會堂區、希伯來學校、企業，或決定持續下去的工作坊群體）在維護時最常經歷張力的參數：規模、結構、權威、包容、強度、委身、個體性、任務定義、儀式。派克以兩個虛構但取材自真實的長期社群為例來說明。

案例一：聖奧洛伊修斯修會（OSA）#

OSA 是一個高強度的修道社群，由生不逢時的安東尼弟兄（Brother Anthony）於 1938 年在伊利諾州創立。他極度不信任權威與結構，堅持：

• 拒絕擔任院長，主張「真社群人人皆領袖」，任何權威結構都會破壞社群。
• 每張支票、每份法律文件都由每位弟兄簽署；甚至未受聖職者也輪流主持彌撒（「人人都是祭司」）——公然違抗天主教教規，成為「叛逆修會」。

OSA 數十年的興衰，正是社群在各參數上不斷「建構與重構」以保持活力的縮影：

• 包容的限度：起初邀請流浪漢參加晚間社群聚會，卻發現過度干擾而失去社群精神；安東尼終於承認包容有其限度，將核心社群的聚會與對外的聚會分開。
• 權威的妥協：二戰時為爭取政府承認（弟兄們是和平主義者，面臨徵兵），不得不指派受過法律訓練的大衛弟兄為「受託人」（trustee）而非「院長」（abbot），以迴避權威頭銜。
• 規模與混亂：戰後三年內修士從六人暴增至二十人，共識決策變得困難、小圈圈林立、瀕臨混亂。所幸戰時平靜歲月孕育出一個成熟、有凝聚力的核心，引導群體做出艱難決定：設立 postulancy（初學前期）與 novitiate（初學期）、抑制「配對」、設立決策議會。
• 包容 vs. 排他的再修正：當初學者抗議被排除於議會之外（這違背社群「包容」的理想），議會認真看待，最終廢除議會、購置新農場、將修會分為兩個自治會院——社群精神因此完全恢復。
• 個體性的界線：1960 年代，部分弟兄想參與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遊行，經禱告與共識後獲准；但要求隱修、免除晚間聚會的請求則被駁回——因為社群本身、以及每晚的社群聚會，才是修會的首要焦點，真想隱修者可另投適合的修會。
• 女性與和解：1972 年成立第五個（女性）自治會院；並在梵二（Vatican II）放寬規定後，經一年才達成共識重新認同天主教會——但聲明「OSA 蒙召在教會內持續就『何謂社群子民』發揮領導」。最終雖設立了院長職位（僅代表修會、無單方決策權），決策仍維持共識制。

派克借一位猶太人之口點出社群成功的祕訣：他七歲女兒說，他們社群（一所希伯來學校）最棒的地方是「他們常常一起大笑」。一個成員不常盡情歡笑與慶祝的社群，恐怕難以真正成功。 故事以安東尼過世後一場盛大歡慶的「葬禮派對」作結，絕非偶然。

案例二：地下室團體（The Basement Group）#

與 OSA 形成鮮明對比，地下室團體是一個低強度的長期社群。1961 年由衛理公會牧師彼得（Peter）與一位坦承「我只是很孤獨」的基督徒心理學家拉夫（Ralph）發起，每週在地下室聚會兩小時。

它幾乎沒有結構：以三分鐘靜默開場、以各人簡短的禱告結束，中間毫無議程，唯一的規則是「脆弱」（vulnerability）——既要訴說私密，也要以開放、相對清空評斷的態度傾聽彼此。他們很快成了真社群。

它在各議題上的處理同樣展現了維護的智慧：

• 包容：陸續納入猶太拉比、甚至一位直言不諱的無神論者（容許他在禱告時保持沉默，但信徒們也不願把信仰擱在門外）；定義自己為「支持團體」而非基督教專屬。包容雖難，過程後社群精神反而更強。
• 命名與神話：創辦人拉夫西遷時，團體領悟到自己鍾愛「地下室」——它既象徵潛意識、又象徵「支持」與「根基」，更因成員都是「在無法暢所欲言的世界裡的地下工作者」。從此「地下室團體」永遠在地下室聚會。
• 不是治療團體：早期成員愛互相剖析詮釋，結果總是引發混亂；團體自行領悟「療癒與轉化的企圖往往破壞而非支持」，遂定義自己「只是、僅僅是一個支持團體；我們的目的是愛，不是醫治」——但許多成員仍因此得到極大療癒。
• 設限的痛苦：鄉村俱樂部經理泰德（Ted）連續多次酒醉鬧場，主宰了十次聚會、幾乎毀掉團體。團體最終不得不設限：「你只能清醒地參加。」泰德再次酒醉現身後，團體只得報警，他從此未再出現。團體為此哀傷、自責良久，最終領悟自己已盡力，並把「社群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納入傳統智慧。
• 委身與「漂流者」：對因升遷出差而只能部分出席、但委身明顯的羅傑，團體一致挽留；對缺乏委身、隨興來去的「漂流者」，則在掙扎後形成政策——只要有堅實的委身核心，群體就能承載少數未委身者，有些漂流者最終也成了委身成員。

兩個社群的對照#

兩案例共同揭示一條通則：群體要初次成為社群，必須有高度的委身；任何社群要維持自身，則必須有一個「委身的核心」（committed nucleus）。此外，社群既不能毫無結構（會陷入混亂），也不能完全結構化（沒有「空」的餘地）；威權式領導與真社群永不相容。

派克也指出，社群的療癒效果尚待認真的科學研究。長期社群（強度較低、或得在社群生活中洗碗賺錢）雖不如週末工作坊那般狂喜戲劇化，但其療癒更緩慢穩定，最終或許更為深刻。

維護，還是死亡？#

維繫社群是理想，但這只是「一般原則」——並非每個社群都該追求不朽。

社群如同個體，有不同的、合宜的自然壽命。匿名戒酒會（AA）由數萬個小分會組成，新分會不斷誕生，舊分會也會凋零關閉；大型修會的各自治會院亦有興盛、穩定與衰亡之分。社群的長壽，並不比個人壽命的長短更能衡量其成功。

如何辨別社群是「該死亡」還是「只是低潮、可藉改變恢復」？沒有免除痛苦判斷的公式，但有幾項原則：

• 提出這個問題本身：時時面對死亡的可能，不會加速死亡，反而幫助社群更充分地活著——或更有效率、更優雅地走向死亡。
• 辨識需要時間：派克曾參與一個達成任務後仍捨不得解散的社群，精神已逝卻拖了兩年才埋葬。若一開始就意識到「死亡」這個選項，就不會拖延這麼久——但等待一段時間，看看是否會浮現新任務，也是恰當的。
• 是逃避任務，還是已無任務？：群體有時會因害怕任務而寧可自我了結，也不願面對所逃避的東西。認真自問「我是否在逃避任務」，便不致落入「自殺」而非自然死亡的陷阱。

最危險的行為：製造敵人#

「製造敵人」（enemy formation）是社群維護中最具毀滅性的現象：一個已失去社群精神的群體，企圖藉捏造一個本不存在的敵人來重拾凝聚力。

最著名的例子是納粹德國藉煽動對猶太人的仇恨來凝聚多數德國人；詹森總統（President Johnson）也以虛構的「東京灣事件」凝聚國會對越戰政策的支持。

製造敵人初看似乎增進群體運作，實則是社群衰敗與死亡的徵兆——群體日益排他、變成「我們對抗他們」，愛已喪失。而且它總是自我實現的預言：被捏造的威脅終將成為真實的敵人（大屠殺催生了好戰的猶太復國主義；東京灣事件鞏固了越南的好戰共產主義）。真社群必須警惕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內部力量；要「為善而站」，而非「為反惡而站」。一旦群體開始製造敵人，就該認真考慮自身死亡或徹底改變的時候是否已到——讓美好傳統終結，勝過豢養衰敗與仇恨。

從「社會性動物」到「社群性生物」#

本章結尾，派克把社群的規則架到國家層次，為第二部「橋樑」鋪路。他連串叩問：國家政府雖以世界和平為目標，行為卻完全違背社群營造的規則——

• 國家動輒指控彼此邪惡，卻幾乎不像真社群那樣為「這究竟是正當判斷、還是代罪羔羊式的製造敵人」而痛苦掙扎。
• 國家領袖鼓勵還是壓抑人民的依賴？他們維持全球視野，還是只先想到本國利益、結成破壞全球社群的「配對」式同盟？
• 國際關係的舞台，是否正以「逃避」（迴避痛苦議題）與「爭鬥」（而非尋求共識）這兩種逃避任務假設為主要運作模式？

派克總結：在核戰可輕易毀滅世界的時代，各國卻持續依循著「彷彿為了把我們推向戰爭而精心設計」的規則行事。我們已知社群的規則、也見證了它對個體生命的療癒；若能跨越「知與行」之間的橋樑，這些規則難道不能同樣療癒我們的世界嗎？

人類常被稱為「社會性動物」，但我們尚未成為「社群性生物」——我們為求生存而被迫彼此關聯，卻仍未以真社群的包容、寫實、自覺、脆弱、委身、開放、自由、平等與愛來相待。把自己從單純的社會性動物轉化為社群性生物，是我們核心而關鍵的任務——這是人類演化得以繼續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