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研究缺席的一個世紀#

若我們活在 1900 年前後、又對思想議題稍有興趣，大概會認為科學終於要正面處理情緒了。當時的鋪陳看起來十分完備：

• 達爾文（Charles Darwin）已證明某些情緒現象在非人類物種身上以驚人相似的方式存在。
•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與卡爾・朗格（Carl Lange）提出了創新的情緒處理模型。
•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把情緒推上精神病理研究的核心位置。
• 謝靈頓（Charles Sherrington）著手研究情緒所涉及的腦迴路生理機制。

然而那場對情緒的全面進攻始終沒有到來。恰恰相反，二十世紀心智與腦科學蓬勃發展，興趣卻轉往他處，今日統稱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的各支學門對情緒研究擺出冷臉。精神分析學派不曾遺忘情緒，關注情感疾患的藥理學家與精神科醫師、少數獨行的心理學家與神經科學家也仍在耕耘——但這些例外反而更凸顯了主流的忽視。行為主義、認知革命與計算神經科學，都沒有讓這份忽視有任何實質減輕。

1994 年《笛卡兒的錯誤》初版問世時，大體上仍是這樣的局面，只是地基已開始鬆動。本書從頭到尾談的都是情緒的腦科學，以及它對一般決策、特別是社會行為的意涵。

十年後的翻轉#

作者原本只期望能安靜地把話說完而不被轟下台，結果卻得到了熱情、專注而慷慨的讀者，書中不少想法進入了同行與非專業大眾的思考。更出乎意料的是，大量讀者主動來信提問、建議與指正，有些後來成了朋友。

到了 2005 年，情況已徹底不同：

• 《笛卡兒的錯誤》之後不久，兩位長期研究動物情緒的神經科學家各自出書——勒杜（Joseph LeDoux）的《The Emotional Brain》（1996）與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的《Affective Neuroscience》（1998）。
• 美國與歐洲的神經科學實驗室接續投入情緒研究。
• 耕耘此主題的哲學家獲得新的重視，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是特別鮮明的例子。
• 借力情緒科學的著作廣受歡迎，例如高曼（Daniel Goleman）的《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緒終於得到了先驅們期待它得到的位置，儘管遲了一個世紀。

本書主軸：情緒在理性的迴路之內#

本書的主題是情緒與理性的關係。作者根據對「同時具有決策缺陷與情緒障礙」之神經科病人的研究，提出了身體標記假說（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情緒身處理性的迴路之中；情緒能夠協助推理歷程，而非如當時普遍假定的那樣，必然干擾推理。

這個想法今日已不會令人皺眉，但提出之初曾讓許多人震驚，甚至遭到懷疑。整體而言它被廣泛接受——接受到有時被扭曲變形。

三個常見的誤讀，作者明確否認：

• 他從未主張情緒對推理的協助必然是非意識的。相反地，他最初的提法是把身體標記等同於有意識的直覺感受（gut feeling），只是同時保留了非意識的變體。
• 他不把皮膚電導反應（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當成身體標記本身，而只是身體標記的指標。
• 他從未主張情緒可以取代推理。某些粗淺版本的轉述讓它聽起來像是「跟著心走、別動腦，一切就會很好」。

情緒有時確實能代替理性——但那不是全貌#

在某些場合，情緒確實可以替代理性。我們稱為恐懼的情緒行動程式，能在極短時間內把大多數人帶離險境，幾乎不需要理性幫忙。松鼠或鳥面對威脅時完全不必思考就會反應，人類也可能如此。在某些情境下，想太多遠不如完全不想。

這正是情緒在演化中運作的精妙之處：它讓生物不必聰明地思考，就能聰明地行動。

但在人類身上，故事變得更複雜，有好有壞。推理做的是情緒在做的事，卻是知其所以然地去做；推理讓我們有機會先聰明地想、再聰明地行動。這件事很重要，因為情緒單獨能解決我們複雜環境拋出的許多問題，卻不是全部，而且情緒給出的解答偶爾會適得其反。

那麼複雜物種是如何演化出這套聰明的推理系統的？本書提出的新主張是：

好與壞：情緒參與推理的兩面#

情緒必然參與推理，其結果是有利還是有害，取決於決策的當下情境與決策者的過往歷史。

當情緒被完全排除在推理圖像之外——如同某些神經疾患的情況——理性出的錯，比情緒對我們的決定耍花招時更加嚴重。

身體標記與直覺#

身體標記假說從一開始就主張：情緒會標記情境的某些面向，或可能行動的某些結果。這種標記可以相當外顯（如直覺感受），也可以隱蔽地進行，透過發生在我們覺察雷達之下的訊號（例如多巴胺或催產素這類神經調節物質的反應，它們能改變代表某一選項的神經元群的行為）。

推理所用的知識也一樣，可以相當明確，也可以部分隱藏——例如當我們「直覺出」一個解答時。

直覺（intuition）不過是快速的認知，其所需知識有一部分被掃到地毯下，全靠情緒與大量過往練習。

老話說「直覺偏愛有準備的心智」。在身體標記假說的脈絡下，這句話的意思是：直覺的品質取決於我們過去推理得多好、取決於我們把過往經驗的事件與它們前後的情緒分類得多好，也取決於我們對過往直覺的成敗反省得多好。

作者從未想把情緒與理性對立起來，而是視情緒為理性的協助者，最好的情況下則是與理性對話。他也從未把情緒與認知對立，因為在他看來，情緒本身就在遞送認知資訊——直接地，以及透過感受。

從額葉病人到社會行為的神經基礎#

支撐身體標記假說的證據，來自多年對「社會行為因額葉特定區域腦傷而改變」的神經科病人的研究。這些觀察最終導向本書另一個重要想法：

那些共同參與情緒與決策的腦系統，普遍也涉入社會認知與社會行為的管理。

這個想法打開了一條路——把社會與文化現象的織理，連結到神經生物學的具體特徵，而這條連結有強力的事實支持。

早發型病例：本書出版帶來的發現#

本書的出版還意外促成了一項相關發現。有些年輕男女在社會行為的某些面向上像極了作者研究的成年後發病額葉病人，他們的父母寫信來，敏銳地問道：孩子的問題會不會也源自腦傷？

結果證實確實如此，相關研究於 1999 年首度發表。這些年輕成人在生命早期就已遭受額葉腦傷，這件事要不是父母根本不知情，就是從未與孩子明顯異常的社會行為聯繫起來。

研究也發現早發型與成年後發病病例的一項根本差異：

這項事實對於理解社會行為失序的可能成因，其意涵才剛開始被人們體會。

通往人文的雙向橋樑#

本書的〈後記〉包含一個指向神經生物學未來的想法：

基本體內恆定（homeostasis）的機制，構成了人類價值之文化發展的藍圖——那些讓我們得以判斷行為之善惡、歸類事物之美醜的價值。

寫下這個想法時，作者期待神經生物學與人文學科之間能架起一座雙向的橋，藉此更好地理解人類衝突，並更完整地說明創造力。他很樂於回報：這座橋的建造已有一些進展。例如有人正積極研究道德推理所伴隨的腦狀態，也有人試圖發現大腦在美感經驗中做了什麼。

其用意不是把倫理學或美學化約為腦迴路，而是探索那些把神經生物學與文化交織起來的線索。作者對這座看似烏托邦的橋樑能成真，抱持比當年更大的希望，並樂觀地認為我們不必再等一個世紀才能享受它的好處。

——安東尼歐・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