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索羅門（Andrew Solomon）發表於《紐約客》的長文〈A Death of One’s Own〉作為核心案例。文中索羅門記述母親在卵巢癌末期服用大量 Seconal 自殺的經過——全家在場，是一場「被動協助的自殺」。索羅門本人是安樂死的支持者。作者依序討論三件事：個案的細節、文章納入的內容，以及（最重要的）文章遺漏的內容。

一個典型的個案#

索羅門的母親美麗、理性、是家庭的中心、極善於規劃。早在罹癌前，她就向家人表達過將來想以安樂死離世的願望；診斷後更頻繁地公開談論。她從一開始就清楚表明兩件事：

• 在用盡一切合理的治癒手段之前，無意自殺；
• 自殺時要家人都在場。

這些都是安樂死（相對於其他情境的自殺）的典型特徵。作者並指出：安樂死往往發生在一種「安樂死的家庭文化」中——一個高度推崇理性與妥善規劃的中上階層文化。

歷時約二十一個月、四輪化療後，她達到了「接受」的階段（呈現出一種蒼白、空靈、發光的美）。她以失眠為由，向三名醫師（含一名精神科醫師）取得致命劑量的 Seconal——那份「致命藥物」所象徵的控制感，給了她極大的慰藉。當胃腸科醫師建議緊急手術以免腫瘤造成腸阻塞時，她意識到再拖就可能無法吞藥，遂於當晚召集家人。丈夫與兒子們協助了周邊細節（提醒服止吐藥、準備輕食與配藥的水），她自己吞下四十顆藥，五小時後安詳離世，死亡證明上寫的是「卵巢癌」。

文章納入的內容：理性與矛盾#

索羅門細緻地討論了「理性」：他區分「理性的自殺」（非由憂鬱或其他精神障礙導致）與其他自殺。作者同意——他母親正是理性自殺的例子。但作者補充幾點審慎的提醒：

• 有些憂鬱無法治療，有時甚至難以區分「憂鬱」與「對逆境的合理反應」（第四章的維多利亞即是如此——她憂鬱卻不精神錯亂，相當理性）。
• 像凱沃基安（Jack Kevorkian）那類較激進的倡議者，似乎把「理性」當成「直截了當」；但理性決策其實是一個緩慢、糾結、極其個人化的過程。

最打動作者的，是索羅門坦露的矛盾（ambivalence）：他說「自殺終究是自殺，多重決定的、悲傷的、對它觸及的每個人都有點毒」；母親死後，他、弟弟與父親幾乎不談此事，陷入某種自己的否認。然而文末他仍明確表示，將來若罹患絕症或孤獨衰弱的老年，自己也會選擇安樂死。

作者藉此深談「矛盾」：ambi 意為「兩者」，矛盾即同時懷有正反感受、「被撕裂」之感。不健康的處理方式是「跑向矛盾的一邊」——誇大一邊、壓抑另一邊，得出簡化的非黑即白確定性。作者懷疑，索羅門文末對安樂死斬釘截鐵的擁護底下，正藏著未解的矛盾。健康的做法通常是與矛盾共存，承受那不確定的存在性痛苦。

作者也認同索羅門那句令人心驚的話——「安樂死孳生安樂死」（Euthanasia breeds euthanasia）：協助一場自殺（即使是被動地）是如此戲劇性的選擇，以致人性會對這行為產生某種「既得的投資」。這正是作者寫此書的主因之一：防止安樂死的過度孳生。善孳生善，罪也孳生罪。

文章遺漏的內容：上帝與學習#

這篇傑出文章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它寫了什麼，而是它遺漏了什麼。

在這篇一萬五千字的文章中，「上帝」一詞從未出現。在討論「誰該掌控一個生命」——本人？醫師？國家？——的利害關係人清單中，上帝缺席了。索羅門結尾寫道：「我們為何而死，是宗教所由生的問題，我們永遠無法理解，因此把它交給哲學家；但我們何時死——這是強大的事，我們終於開始發現自己的主宰權（dominion）。」

作者對此既同意也不同意：

• 他同意「為何而死」是宗教的源頭問題，但反對據此就把所有宗教一筆打發；宗教的探問（與生物科學並行）能讓我們瞥見關於生與死的真理。
• 他同意選擇安樂死確實是「權力與主宰」的問題——但他對此遠比索羅門不安。人類不受約束地行使權力的歷史紀錄並不光彩。作者主張的不是放棄權力，而是分享權力：不只與醫師、家人分享，也與上帝分享。把上帝納入「時機」的決定，人就能成為自己臨終的「共同創造者」。

至於「學習死亡」，文章也完全略過：我們不知道她母親在那二十一個月裡是否學到了什麼、靈魂是否成長。作者推測，她可能是個強勢、慣於掌控（甚至「過度掌控」）的人；而她原本或許可以學會「放棄一點點權力與控制」——不是全部（那愚蠢，且敗壞靈魂），只是一點點。

作者設想自己若身處同樣處境，會傾向一條「中間路線」：他同樣會認清大勢已去、不做姑息手術，但不選安樂死，而是請家人把安寧療護（hospice care）帶進家中。只要能確保身體的疼痛獲得緩解，他就將自己交託給他們與上帝，一面禱告：「主啊，教我如何放手、把控制權交給你……我還需要學什麼？教我。」他會向家人說愛的告別、給彼此寬恕與和解的空間，但不會把「死亡的精確時機」這個負擔加在家人身上——那交給生理與上帝。同時，他也誠實承認：心中會有恐懼，現實可能遠比這份幻想狼狽。

安樂死作為一種否認#

作者勾勒出一個「典型」安樂死者的輪廓——他以平淡的代號「X」（用男性，儘管多數報導案例其實是女性）概括：罹患絕症、強勢人格、自我塑造的成功者、對宗教表面認可卻與上帝無個人關係、已走過五階段並接受死亡、不談恐懼只談決定的理性、不要陌生的安寧人員進家、堅持要這麼多的控制、不認為家人會有任何矛盾、家人甚至準備在藥效不足時為他套上塑膠袋。

既然 X 主動選擇加速死亡、看似對死亡毫無否認，他為何不邀請能保證「在家無痛死亡」的安寧療護？作者認為，最根本的答案是：沒有人能保證他的死亡「在情緒上」無痛。

沒有安樂死，X 就得眼睜睜看著身體繼續腐朽、承受失禁與心智混亂的屈辱、越來越無助、最終放棄一切權力與控制，過程狼狽、且不知何時了結——這一切都是情緒的痛苦。而安樂死讓他得以避開這種存在性的情緒痛苦（之所以稱為「存在性」，是因為它本就內含於從纏綿之病自然死去的歷程中）。

作者於是提出全章的核心叩問：那些堅持在自選時機、完全自我掌控下「乾淨地死」的人，是否其實仍在否認死亡——否認自然的臨終過程，仍想以自己的條件、而非死亡（或上帝）的條件來「戰勝」死亡？他曾譴責醫師用英雄式措施企圖戰勝死亡；但走向安樂死的另一極端、突然繞過整個臨終歷程，難道就是正解？

作者承認，安樂死確實「符合成本效益」（安寧療護並不便宜）——但這只在「不顧生命意義」的前提下才成立。若 X（或索羅門的母親）選擇安寧緩和照顧，他或許能換得兩到六週身體舒適的時光。他可能什麼也學不到；但也可能學會：在完全控制與完全被動之間的中間路線、如何歡迎陌生人盡責的照顧、如何再次依賴他人、無助與空虛中那弔詭的力量、身體與自我的尊嚴相較於靈魂的尊嚴是何等膚淺、如何信任，甚至從存在性痛苦中學會一點點如何禱告、如何與上帝交談。

這幾千美元換來的學習機會是一場賭注——從純然理性、世俗的角度看，幾乎不值得；但從靈魂的角度看，這樣的死亡，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划算」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