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釐清了痛苦與拔管的複雜之後，作者在本章處理謀殺、自殺與自然死亡之間的區分——這些看似分明的界線其實同樣充滿模糊。釐清它們，才能在章末提出安樂死（euthanasia）的明確定義。

謀殺#

謀殺與自殺都是「殺」，但人們的態度截然不同：對謀殺者感到憤怒、想懲罰；對自殺者則多半感到憐憫。關鍵差異在於意志（will）——謀殺是違反他人意志剝奪其生命，自殺則是依本人意志的自我侵害。

但「謀殺」的定義並不簡單：

• 法律判決有層級之分（一級、二級謀殺、過失殺人、因精神失常無罪）。
• 意外撞死人的清醒駕駛、戰場上殺敵的士兵，都「違反對方意志取走生命」，卻不算謀殺。戰爭中的界線會逐漸瓦解——最終連「好人」也可能轟炸整座城市（廣島、長崎、德勒斯登、東京）。

作者由此區分兩種倫理觀：

• 守則倫理（code ethics）：如十誡「不可殺人」，宣稱某些行為本身就是錯的，不論情境。
• 情境倫理（situational ethics）：主張任何行為都須考量整體脈絡才能評斷。

數百年來社會朝情境倫理演進，作者大致贊同（這是脫離簡化、走向複雜的文明化）。但他也憂心：情境倫理可能反過來製造出「怎樣都行」的情境（如戰爭中「目的證成手段」），而原始絕對的「不可殺人」至少能讓我們在開戰前停下思考其正義與否。

國家還在墮胎與死刑兩種情境中（以不同程度的矛盾）合法化「謀殺」。作者刻意不把安樂死與這兩者緊綁——他引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愚蠢的一致性是小心靈的妖怪」，認為硬把三者並論只會混淆視聽。

至於「仁慈殺人」（mercy killing）：

• 納粹的「安樂死計畫」殺害七萬名智障、精神分裂、失智者——這些人照常進食飲水、毫無自殺意念，顯然是違反其意志被殺，動機更多是經濟而非仁慈。
• 殺死仍渴望生存的殘疾妻子、卻不徵其同意的丈夫，他所謂的「解除痛苦」，往往是想解除「自己」的痛苦，是殺人者的自我辯護。

作者重申「取走生命」（taking life）與「容許死亡」（allowing death）的關鍵區別。當年他鬆開東尼點滴夾的行為，是在明確情境下終止英雄式措施——那既非殺人，也非仁慈殺人，更非他將要定義的安樂死，而只是「拔管」、容許一個本已垂死之人自然死去。

自殺#

自殺的定義同樣不如想像中清楚：它有時與謀殺難以分割（自殺任務）、與文化相關（高他殺率的社會往往低自殺率，反之亦然），而且有不同程度的正當性（如作者對 Roger 與 Howard 之死的不同感受）。

作者以**維多利亞（Victoria）**為例，呈現一個介於古典自殺與安樂死之間的「無人之境」：

• 她是跋扈、凡事要掌控的家族女族長，一生有過憂鬱史。七十九歲中風致右臂全癱後再度陷入憂鬱，反覆服藥過量。
• 女兒們「介入」、剝奪了她管理藥物與解雇看護的權利。她最後選擇絕食，歷時三週多、意志從未動搖，對醫師 Jason 說：「這是我的選擇。」
• Jason 與女兒們決定不阻止。作者認為這並非犯罪過失——強行灌食一個決心求死的八十三歲憂鬱癱瘓老人，反而可能更殘忍。

維多利亞之死不算安樂死（她沒有致命疾病，且有明確的憂鬱症）。但此案說明：人求死的決心可能極其堅定，並非所有自殺都能預防（作者亦舉了精神病房內仍成功自殺的駭人案例）。本書的目的不是阻止所有安樂死，而是像支持「選擇不墮胎」的 Birthright 組織那樣——鼓勵「自然死亡」這個選項，而非譴責選擇安樂死的人。

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也難以界定。作者坦率地以自己抽菸、酗酒的自毀生活方式為例自問：若因此早逝，算自然死亡、自殺，還是對自己施行安樂死？

• 人生充滿壓力，菸酒是他應對壓力的「拐杖」——「有時拄著拐杖走，總好過完全不能走」。他指出人人都有某種成癮，有些（如對金錢、權力、自以為義的成癮）遠比藥物更具破壞性。
• 「我們得以死去」本身也是一種恩典。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晚年認為人類行為可化約為兩股對立的力量：

• 生之本能（Eros）：求生與成長的衝動，即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稱的「生命衝力」（élan vital），嵌在每個細胞裡——這正是死亡為何不易的原因。
• 死之本能（Thanatos）：euthanasia 一字的字源，指一切逃避生命、逃避現實與存在性痛苦的傾向，包含神經官能症與性格疾患。

詩人狄蘭・湯瑪斯（Dylan Thomas）寫下「不要溫馴地走進那良夜……怒斥光的消逝」，自己卻在三十九歲死於酗酒。作者認為他並非偽善，而是一個 Eros 與 Thanatos 同樣巨大、「比生命還大」的人。

由此引出作者的一個切身不滿——對長壽的偶像崇拜（idolatry of longevity）。這種文化加諸眾人不必要的道德負擔，彷彿八十歲前死去就是一種背叛（如媒體對搖滾樂手 Jerry Garcia 之死的處理）。

作者以**席夢（Simone）**為例：罹患肺氣腫卻不願戒菸，她真正在意的不是醫師的責備，而是「上帝是否要她長壽、繼續抽菸是否在欺瞞上帝」。作者回答：神樂見任何人活出豐盛的一生，至於壽命長短祂並不太在意，並會在她離世時隆重地迎接她。兩年後席夢死於一場與抽菸無關的中風。作者坦言自己也同時活在 Eros 與 Thanatos 之中——既因無意求長壽而繼續抽菸，又每天忍痛做背部運動以求活著。

終於，一個定義#

1938 年成立的美國安樂死協會將安樂死定義為「以無痛方式終止人的生命，以結束嚴重的身體痛苦」。作者認為這完全不夠——它沒區分終止者與被終止者的意志，沒交代痛苦是暫時或慢性、可治或不可治，也涵蓋不了凱沃基安（Jack Kevorkian）那類「根本與身體痛苦無關」的案例。

為了讓混亂、不連貫的辯論能有共同焦點，作者提出刻意收窄的定義：

準安樂死（quasi-euthanasia）：自殺行為（無論是否經他人協助），其主要動機是為了逃避「衰弱的老年，或無治癒希望的慢性衰弱疾病所固有的存在性情緒痛苦」。維多利亞之死即屬此類。

這兩個窄定義排除了大量議題：墮胎、死刑、拔管、身體痛苦、仁慈殺人，以及除「以慢性衰弱或末期疾病為主要動機」之外的一切自殺——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它們各自值得作為獨立議題討論。

作者總結：一旦定義清楚，安樂死辯論的核心其實只剩兩個議題——生命的意義與死亡的意義，而兩者密不可分。它們又分屬數百年來被視為彼此分離的兩個領域：神學與心理學。但這種分離是虛假的；存在性的情緒痛苦本質上就是「心理靈性」的。因此作者邀請讀者同時在神學與心理學兩個層面上思考，並努力將兩者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