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多數人最大的恐懼其實不是「接著機器死去」，而是死於漫長無解的身體劇痛。正是這種對「無法控制的身體痛苦」的恐懼，最強烈地驅動著安樂死運動。這種恐懼是否成立，取決於我們對疼痛本質及其治療困境的理解。
疼痛：祝福與詛咒#
作者以痲瘋病（leprosy）說明疼痛的價值。痲瘋桿菌（漢生氏桿菌）會破壞傳遞痛覺的神經，使患者失去痛感——傳教士外科醫師布蘭德（Paul Brand）發現，痲瘋造成的可怕變形，多半源自「局部痛覺的缺失」：病人踩斷腳踝卻渾然不覺、把手放在火爐上還以為聞到烤肉香。
急性、短期的疼痛幾乎總是一種祝福——它是身體出問題的訊號。但疼痛只在「作為訊號」時有用；一旦問題已診斷並適當治療，疼痛若仍持續，祝福就變成了詛咒。
作者將疼痛分為四級，並提出對應原則：
- 輕度（mild）：可忍受，或以阿斯匹靈、普拿疼等成藥緩解。
- 中度（moderate）：可忍數小時或數日，但通常不該忍，應使用可待因（codeine）等較弱的鴉片類。
- 嚴重（severe）／劇烈（excruciating）：通常只能靠嗎啡（morphine）緩解，屬於醫療急症。
急性、原因未明的劇痛，在查出病因前不應先止痛（以免掩蓋如盲腸破裂等疾病）。但對於原因已知的中重度疼痛，未予充分止痛，就是醫療疏失。讓病人的劇痛被不必要地拖延，等同於施加酷刑。
醫學中最普遍的罪行#
作者直言：未充分為疼痛給藥，是當今醫學中最普遍的罪行。 此刻全國仍有無數可被迅速、安全緩解的痛苦被醫護人員背對著。他並非要警察或律師進駐醫院，而是希望像「拔管」議題那樣，靠氛圍的改變來終止這項罪行。他逐一剖析五大成因：
一、對成癮的誤解#
所有強效鴉片類都會成癮（addiction），但其危險被大眾與醫護嚴重誇大。
- 成癮是「多重決定」的：1970–71 年約半數駐越美軍曾試過海洛因，多數人離開越南後再未尋求——光是接觸藥物並不足以造就成癮者。
- 內視鏡（endoscopy）的對照：充分給藥的病人舒適度過、毫不畏懼下次；而「X 醫師」只給一半劑量，病人全程痛苦，事後覺得像被侵犯，甚至拖到疾病無法治療才肯再就醫。
- 因醫療接觸而上癮的機率微乎其微。
病人自控止痛機（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 PCA，即「嗎啡幫浦」）的發明是氛圍轉變的最大功臣。研究顯示，能自行按鈕給藥的病人反而用得「更少」——因為恐懼與疼痛會相互增強，而消除了「看時鐘等下一劑」的恐慌，疼痛就減輕，用藥也隨之減少。
二、其他副作用#
可待因便秘、抑制咳嗽反射；腹部手術後的腸麻痺（ileus）等都需權衡，但作者認為醫師常錯誤地犧牲止痛。最受醫師擔心的其實不算副作用——止痛藥會「掩蓋」（masking）新疾病的症狀，使病人短暫成為「痲瘋者」；此問題真實但罕見，且多半後果輕微。為避免「雙重效應」（double effect，充分止痛可能間接加速死亡）而讓末期病人痛苦掙扎，最多只能延命一兩週，作者視之為荒謬。
三、公式與排程#
醫師腦中充滿關於疼痛的公式，且許多是錯的。典型醫囑如「每三小時、必要時給藥」，但個別病人的疾病、藥物反應、止痛持續時間往往不符公式——代謝快的病人被當成「壞病人」。加上醫護過勞、偶爾粗心，使病人淪為「無助的乞討者」。作者也坦承一個沉重事實：約 1% 至 10% 的醫護人員帶有不同程度的虐待狂（sadism）傾向，而控制是否給予止痛，正是他們行使支配的隱蔽手段。
四、詐病（malingering）#
作者以自己十一歲盲腸破裂、母親不信他真的痛為例，得出兩條教訓：人確實會詐病；但也很容易誤以為沒詐病的人在詐病。
偽裝嚴重劇痛其實極為罕見（不到 1%），但醫護卻常懷疑多達四分之一的病人在裝。對「疼痛閾值」（pain threshold）的假設，往往成了判定「壞病人」的委婉說辭。作者建議：忘掉閾值，給疼痛中的病人「疑點利益」；除非懷疑已成為有精神科診斷依據的結論，否則不可以詐病為由扣留止痛藥。
五、同理心的缺乏#
作者認為，比起前述各因，同理心（empathy）的不足才是更大的成因。他舉空軍士官華倫（Warren）長年背痛、X 光卻正常、屢被當成詐病，最後因作者親身罹患同樣的退化性椎間盤疾病而獲得正確用藥（NSAIDs）為例。
- 在他的演講聽眾中，至少 70% 從未親身經歷過嚴重或劇烈的疼痛。
- 由此推估，至少 70% 的醫護也從未體會過這種痛——他們面對的是全然陌生的經驗。
- 同理心極少數例外地，只能來自親身的經歷；這就是為何醫護常對劇痛病人說出「你不可能那麼痛」這類話。
對嗎啡的「過敏」與安寧療護#
少數病人自稱對嗎啡「過敏」，但作者估計過半其實是純心理因素——害怕「失控」、害怕睡著（嗎啡 morphine 之名源自希臘夢神 Morpheus）。透過耐心引導，多能化解；這類照護自然會延伸為靈性層面的諮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過敏」有時更存在於家屬身上——他們希望臨終者「清醒地」陪在身邊。
真正的嗎啡過敏（病人會因藥物亢奮、產生幻覺）確實存在但罕見。此時可改用其他鴉片類，並搭配鎮靜劑、抗發炎藥、類固醇，乃至催眠、針灸、神經手術、放射治療等，量身調配出一套「雞尾酒」。作者強調：在他有限的經驗中，從沒有人「非得」在嚴重慢性身體痛中死去。
針對末期病人，現代醫院重「治療」而輕「照顧」，因此以「照顧」為優先的安寧療護（hospice，由桑德絲（Cicely Saunders）醫師於 1967 年在倫敦創立）應運而生，其宗旨不是延命，而是讓人有尊嚴地善終，並充分提供所需的止痛。
身體痛與安樂死的關係#
作者以兩個理由深談身體痛苦：
- 理論上：若真遇到毫無緩解希望的嚴重慢性身體痛，他會認為安樂死（醫師協助自殺）是合理選項——因為一旦病因確定，無法緩解的身體痛毫無救贖意義，純粹是酷刑，人人終將崩潰。
- 但實務上：這純屬理論，因為他從未遇過這樣的病人。許多人因「恐懼自然死亡將伴隨的痛苦」而尋求安樂死，但這份恐懼其實沒有必要——以現有的止痛手段、日益改善的氛圍，以及轉往安寧療護的選項，沒有人需要在無解的痛苦中死去。
對於那些仍痛苦死去的人，答案不是安樂死，而是持續改善現有的疼痛治療實務。作者期待身體痛苦也能盡快淪為一條「轉移焦點的紅鯡魚」——因為身體的痛從來不是核心議題，真正的議題是情緒的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