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需要一門新學科#
距離本書第一版問世已將近四十年。作者貝利（Kenneth E. Bailey）在再版前言中回顧這段旅程，主張除了人類學、語言學與亞非研究外，現代宣教運動還孕育了另一個值得正名的學科——「中東新約研究」（Middle Eastern New Testament studies）。許多人乍聽之下會覺得矛盾：中東不正是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嗎？這片土地與新約有何關聯？
然而事實是：中東的阿拉伯語基督徒人數比全世界猶太人還多。五旬節當天，馬可樓上就有阿拉伯語使用者在場（使徒行傳 2:11）；今日中東仍有數以百萬計的阿拉伯基督徒，卻幾乎完全在西方世界的視野之外。
三道隔絕東西方的簾幕#
貝利借用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鐵幕」的比喻，指出基督信仰早期就有三道簾幕橫亙於地中海，將中東與歐洲一分為二：
- 迦克墩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 主後 451 年）：希羅世界教會與東地中海大多數教會因此分裂。
- 伊斯蘭擴張（七世紀起）：伊斯蘭勢力席捲中東、北非、西班牙，乃至小亞細亞與巴爾幹，東方基督徒大多在征服下被遺忘。
- 語言簾幕：非迦克墩派東方基督徒的主要語言——敘利亞文（Syriac）、科普特文（Coptic）與阿拉伯文（Arabic）——對新約學者來說極為陌生。
這三道簾幕的結果是：將近一千五百年來，西方解讀新約時，幾乎完全沒有接觸到那些以獨特方式承接聖經文化的東方基督徒。
耶穌作為一位猶太人，本身就活在中東文化的土壤裡。希臘化（Hellenism）固然有力，但耶穌主要使用的是亞蘭文（Aramaic）和希伯來文，並非希臘文。
文化是理解故事的鑰匙#
若神學以概念和邏輯表達，所需的工具就是清明的頭腦；但若神學以故事呈現，那麼解釋者就必須盡可能進入說故事者及其聽眾的文化處境。
賴特（N. T. Wright）借用凱爾德（George Caird）的例子說明：「I am mad about my flat」這句話，在美國人聽來是「我氣壞了，因為輪胎被刺破」（flat = 漏氣輪胎），在英國人耳中卻是「我超愛我的新住處」（flat = 公寓）。語言背後的文化若沒有被穿透，意義便無法被正確掌握。
對路加福音 15 章而言，許多問題唯有透過中東文化才能浮現：
- 父親仍健在時，小兒子要求繼承產業，這在當地文化中是否羞辱？
- 哥哥保持沉默是否帶有不祥的意味？
- 把分得的家業變賣，是否使家族在村莊中蒙羞？
- 父親跑下道路相迎，是否使自己蒙受屈辱？
- 父親離開筵席，到院子裡與在外慪氣的長子說話，又意味著什麼？
五階段研究歷程#
貝利的路加福音 15 章研究經歷了五個彼此交疊的階段：
- 傳統中東文化：與中東基督徒共同生活、學習。
- 東方基督徒新約文獻：研究 1800 年來新約由希臘文翻譯為敘利亞文、科普特文、阿拉伯文的傳統，並接觸如伊本·阿薩爾（Hibatallah ibn al-Assal）與伊本·阿—塔伊布（Abdallah ibn al-Tayyib）等敘利亞文與阿拉伯文註釋家。
- 拉比文獻（Rabbinics）：通讀《密西拿》（Mishnah）兩遍，深入《巴比倫塔木德》《耶路撒冷塔木德》《米大示·拉巴》（Midrash Rabbah）、《托塞夫塔》（Tosefta）與《塔古姆》（Targumim）。
- 詩篇 23 篇：發現迷羊比喻（路加福音 15:3-7）是對牧者之詩的「改寫」。
- 雅各的故事：發現浪子比喻與創世記 27:1–36:8 雅各的故事之間有五十一處對照與對比——耶穌是在以「定義以色列身分的核心故事」為藍本，重寫一則新比喻。
任何文化背景的讀者，都會把一整套關於家庭、榮譽、權威、性別、時間、金錢等的預設帶進文本。貝利的中東經驗，加上嚴謹的早期拉比文獻閱讀，讓他得以「逃離」自己的西方文化監牢。
為何此刻特別重要#
二 ○○ 一年九月十一日（2001-09-11）之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話與正面相遇已比四十年前更急迫。伊斯蘭歷來把浪子比喻解讀為「對道成肉身（incarnation）與救贖（atonement）的否定」——若浪子單憑己力與父親和好，那麼耶穌講的這個故事就只是在重申伊斯蘭神學。本書正是要回應這一挑戰。
戲劇作為嚴肅神學#
若故事是傳達神學意義的嚴肅媒介，那麼情感與戲劇就不能被忽略。然而當代「聖經劇」常與虛構交織，最後成為導演用以表達自身觀點的工具，反而掩蓋了聖經作者的原意。
貝利曾為兩部專業長片撰寫劇本，其中一部即取材自路加福音 15 章的三則比喻；他親身體會到「讓戲劇服膺於耶穌原意」所需的堅持。本書下半部的戲劇《我有兩個兒子（Two Sons Have I Not）》正是這場「嚴謹釋經」與「嚴肅戲劇」聯姻的嘗試。
伊斯蘭對浪子比喻的挑戰#
自伊斯蘭興起以來，穆斯林聲音一再宣告「基督徒篡改了耶穌的信息」，並以浪子比喻為證。其論證大致如下：
在這比喻中，父親顯然代表神，小兒子代表全人類。兒子離家、陷入困境，最後決定回到父親身邊——他「yistaghfir Allah」（向真主祈求赦免）。父親一見他回來就接納他，顯明祂是「rahman wa rahim」（憐憫而慈悲）。
這裡沒有十字架、沒有道成肉身、沒有「神的兒子」、沒有「救主」、沒有「道成了肉身」、沒有「救恩之道」、沒有死亡與復活、沒有中保與中保之工。兒子不需要任何幫助就能回家。耶穌在此其實是個好穆斯林，他在這比喻中肯定的正是伊斯蘭神學。
中東的阿拉伯基督徒已與這「詮釋危機」搏鬥了一千多年。在當代，由於移民與一連串國際衝突，基督教與伊斯蘭的交鋒已迫在眉睫。
「福音中的福音」何以隱去十字架？#
特倫奇（R. C. Trench）在其著名的《主之比喻箋註》（Notes on the Parables of Our Lord）中指出，浪子的故事歷來被稱為 Evangelium in Evangelio（福音中的福音）。但若這比喻真是「福音中的福音」，為何道成肉身與救贖看似在其中缺席？十字架若是赦免的關鍵，為何在這故事裡似乎不見蹤影？
這正是本書要回答的核心問題。
方法論：透過中東農村的眼睛來讀#
一個日本基督徒畫家畫《聖母與聖嬰》時，畫中人物自然帶有日本面孔。若拘泥字面，這幅畫是被文化「扭曲」的；但正是日式特色讓它傳達出獨有的力量。
每一位讀經者都不可避免地戴著某種文化眼鏡。既然如此，何不刻意採用一種最接近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文化視角？貝利的基本預設是：
- 中東保守傳統村莊（無論古今）與第一世紀巴勒斯坦並非完全相同，但兩者之間的延續性遠勝於歐美現代社會。
- 因此，透過中東農民的眼睛看比喻，會比透過北美或歐洲的眼鏡看，更靠近故事原本的張力。
- 「中東農民的保守性如花崗岩」——人類學家艾魯特（Henry Ayrout）在《埃及農民》（The Fellaheen）中已詳細論證這一點。
寫作慣例#
- 耶穌主要說亞蘭文、希伯來文，並懂一些希臘文。本書偶爾引用一千兩百多年來的阿拉伯文聖經翻譯傳統——這是一個匯集了科普特、希臘、敘利亞文詮釋的「翻譯之湖」，至今幾乎無人問津。
- 聖經引文採用 RSV（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或作者自譯希臘原文。
- 各章開頭的阿拉伯書法插圖，是作者嘗試將伊斯蘭以來的書法藝術進一步推進，使之以視覺方式呈現經文的神學意涵；每幅插圖附有對應的翻譯與註釋。
「他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路加福音 15:24, 32）
願這三則比喻在本書的釐清之下，能堅固讀者的信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