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導論由本譯本譯者凱茲（Michael R. Katz）所撰寫，介紹小說的時代背景、作者生平、作品地位，以及翻譯與閱讀本書時值得留意的幾個面向。
一八六〇年代的俄國#
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罪與罰》於一八六六年連載於文學期刊《俄國信使》（Russian Messenger），共分十二期刊出。小說正好誕生於俄國史上最動盪的十年之中。
- 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的慘敗暴露了沙皇專制的弊端。
- 一八五五年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即位，史稱「大改革時代」，包括設立地方自治機構（zemstvos）、推動司法改革與軍事現代化。
- 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比林肯解放黑奴宣言早兩年），是其中最重大的舉措。
伴隨改革而來的是劇烈的社會震盪：
- 城市化加速，新移入都市的勞工陷入貧困。
- 暴力事件與謀殺率上升，報紙以聳動筆法報導駭人罪案。
- 酗酒、賣淫、疾病、失業、家庭破裂與棄嬰，構成一八六〇年代俄國社會的真實面貌。
一個世代的青年抬頭：相對於四〇年代的自由派，崛起的是更激進的「六〇年代人」。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在《父與子》（Fathers and Children, 1862）中塑造的「虛無主義者」（nihilist）巴扎洛夫，以及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在《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 1863）中提倡的「理性利己主義」，皆引發新舊世代的激烈論戰。杜斯妥也夫斯基堅決反對這些激進思想，並在政論與小說中與之深入交鋒。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平#
早年與文學起步#
- 一八二一年生於莫斯科貧民醫院，父親為退役軍醫。
- 一八三七至四三年就讀聖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
- 一八三九年在學期間，得知父親在莫斯科南郊的小莊園被農奴殺害，事件對他影響深遠，並反映於日後創作中。
- 一八四四年辭去公職投身文壇，第一份譯作為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的《歐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
- 一八四六年發表處女作書信體小說《窮人》（Poor Folk），備受評論家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讚譽，譽為「新的果戈里」；同年的《雙重人格》（The Double）則因放棄社會題材而遭冷落。
流放西伯利亞#
- 杜斯妥也夫斯基曾參加由佩特拉舍夫斯基（Mikhail Petrashevsky）主持的文學沙龍，成員多為反對沙皇專制與農奴制的青年知識分子。
- 一八四七年聚會中，他朗讀別林斯基寫給果戈里（Nikolai Gogol）的禁信，會議遭警方破獲，與會者全數被捕。
- 經審訊後被判死刑。在行刑場上等待槍決的最後一刻才接到減刑通知——這是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出於殘酷戲劇癖而安排的「假處決」。
- 死刑改判勞改與軍中苦役，整個一八五〇年代都在西伯利亞度過。直到亞歷山大二世時代才獲准回到聖彼得堡。
重要作品#
- 《死屋手記》（Notes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ad, 1860–62）：以勞改營親身經歷為本的回憶錄。
- 《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 1864）：上半部猛烈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利己主義，下半部以三段插曲揭示主角為何遁入「地下室」。
- 此後的「五大長篇」：《罪與罰》（1866）、《白癡》（The Idiot, 1868–69）、《群魔》（Devils / Demons, 1871–72）、《少年》（The Raw Youth, 1875）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 1880）。《地下室手記》常被視為這「五幕悲劇」的序幕。
《罪與罰》的地位#
《罪與罰》長期被視為俄國小說的代表作。
- 一八八六年首譯為英文時，評價兩極：有人讚為「展現前所未見震撼寫實主義」的傑作，也有人斥為「不連貫且不具藝術性」。
- 至今仍是流傳最廣的俄國小說，於大學的俄國文學、俄國史、俄國文化、歐洲小說、世界文學課程中皆是必選。
- 中學課本亦廣泛採用；讀書會、讀經班與閱讀社群也常選讀此書。
一則耐人尋味的軼事：當「駭客／吹哨者」史諾登（Edward Snowden）滯留莫斯科機場過境區時，他的律師為他準備了三位俄國作家的作品作為消遣與精神準備，其中唯一的小說就是《罪與罰》。
翻譯的挑戰#
譯者凱茲指出，翻譯杜斯妥也夫斯基面臨許多選擇與難題：
語言層次的豐富#
現代俄語文學語言融合了：
- 古俄語：東斯拉夫人的口語方言。
- 古教會斯拉夫語：俄羅斯東正教的古典書面語。
這種語言混合自普希金（Pushkin）以來，為俄語作家提供了異常豐富的意象與語體。例如第一部第二章中，主角拉斯柯尼科夫（Raskolnikov）走進酒館遇見落魄的馬爾梅拉多夫（Marmeladov）。這位老人察覺到聽眾後，便長篇傾訴自己悲慘的人生。在酒館老闆與醉客的嘲弄聲中，他的告白竟逐漸轉化為一場「佈道」——以宣告式的聖經文體，把福音書的話語織入自己的言談之中，幾乎在讀者眼前把自己幻化為基督的化身。
莊嚴的修辭雄辯與荒誕的喜劇感結合在一起，這在世界文學中幾乎找不到對應。它揭開了全書最重要的宗教主題——這個主題會出現在拉斯柯尼科夫的第一個夢、所有「頓悟時刻」（多半發生於他在聖彼得堡街頭遊蕩時），最終在常被誤解、屢遭詬病、卻不可或缺的尾聲中達到完成。
角色語言的個別性#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物必須各具鮮明個性。譯者必須掌握其獨特的「個人語體」（idiolect）：
- 主要角色：拉斯柯尼科夫、索妮亞（Sonya）、斯維德里蓋洛夫（Svidrigaylov）、波爾菲利．彼得羅維奇（Porfiry Petrovich）。
- 次要角色：馬爾梅拉多夫、拉祖米欣（Razumikhin）、杜妮亞（Dunya）、盧仁（Luzhin）等。
- 即便是不識字的醉漢農民（如拉斯柯尼科夫第一個夢中的角色），其粗野、辱罵、喧鬧的話語也鮮活生動。
幽默與機鋒#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描寫與對白充滿機智、反諷與嘲弄。主角與審訊推事波爾菲利之間的鬥智對話，需要譯者具備細膩的語感、節奏感，以及處理作者突如其來的語體切換的能力。
閱讀本書值得留意的幾個面向#
凱茲在導論末段提示讀者幾條重要的閱讀線索。
拉斯柯尼科夫的夢#
主角在小說中經歷一連串令人不安的夢境，這些段落對於：
- 刻畫主角性格
- 探索其犯罪動機
- 揭露其良心狀態
- 發展全書核心主題
皆具有關鍵意義。從第一部中被毒打的老馬之夢，到尾聲中亞洲瘟疫之夢，主角的「潛意識」不斷向他與讀者傳遞訊息——那是來自他經驗深處不容忽視的報告。
各種「-cide」#
評論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指出，托爾斯泰寫的是「死亡」，而杜斯妥也夫斯基寫的是「謀殺」。《罪與罰》從一樁雙重凶殺案展開，書中還包含：
- 寓言式的自殺：拉斯柯尼科夫對索妮亞說：「我殺的不是老太婆，是我自己。」
- 真實的自殺與未遂的自殺。
- 有評論家甚至提出，殺害當鋪老婦是主角對母親「位移性、寓言性的弒親」（matricide），並指他在尾聲中也對母親之死負有間接責任。
尾聲的爭議#
尾聲（Epilogue）至今仍困惑著許多讀者：
- 它是否與正文格格不入？
- 是否只是讓主角脫離苦難的牽強收尾？
- 還是主角真正向某種終極啟悟的邁進，超越他先前歷經的諸多片段頓悟？
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筆記本》（Notebooks）中，留下了一條耐人尋味的另類結局線索：「小說結尾：拉斯柯尼科夫去開槍自殺。」考慮到這個更黑暗的可能性，讀者可以自行判斷尾聲作為這部偉大作品最後一語的意義與恰當性。
一部「為什麼幹的」偵探小說#
《罪與罰》是一部深思謀殺及其後果的傑作，本質上也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偵探小說——不過讀者從一開頭就知道凶手是誰。正如某位評論家俏皮地說：
這不是一部「Whodunnit（誰幹的）」的小說，而是一部「Why he dunnit（他為什麼幹的）」的小說。
凱茲於本書出版一百五十週年之際完成這部新譯本，獻給讀者，希望讓這部不可取代的傑作的生命延伸至最遙遠的未來。
— 凱茲（Michael R. Katz），米德伯里學院（Middlebury College），二〇一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