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專門改變想法的物種#

在地球上所有物種中，人類是唯一專擅「自願改變想法」的一種：我們改變他人的想法，也改變自己的想法。我們甚至打造出各種技術，來延伸這種能力的範圍——書寫工具、電視、電腦等強大的機械造物；以及教學策略、課程、測驗等同樣強大的人類發明。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改變想法的行為只會延續，而且極可能加速。

加德納預見，新形態的「改變想法」將從三個領域湧現，他分別稱之為濕體（wetware）、乾體（dryware）與善體（goodware）。本章便是循此三線，為全書作結。

濕體：改變大腦本身#

我們帶著許多反射與傾向來到世界，但我們建構的知識，卻奠基於自身經歷的種種經驗。每個個體都必須從零開始建立對世界的理解：若我們遇見的每張臉都只有一隻眼，我們就會把世界看成獨眼巨人式的；若我們聽到的唯一語言是世界語，那便是我們會說的話。而由於這些新習得的知識全都儲存在大腦，那些負責相關知覺的皮質與皮質下區域，就成了我們觀看世界的窗口。

從黑箱到科學：以閱讀障礙為例#

有時大腦發育會出現差錯。約 5% 到 10% 的人口，在學習閱讀拼音文字時會遇到真正的困難。我們可以推測，這些人有某種底層缺陷——也許是無法夠快地處理語音（因而難以在日常口語中可靠地分辨 pat 與 bat），也許是難以把孤立的聲音連上特定的符號。五十年前，這些人會被當成愚笨；一百年前，他們甚至可能被逐出校門。如今我們才明白，讀寫障礙（dyslexia）往往是一種特定（而非全面）的失能。

過去，對閱讀困難者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門「藝術」——仰賴少數天賦異稟的教師去揣摩個別孩子的問題、設計合適的補救經驗。但隨著神經影像技術（neuroimaging）問世，讀寫障礙的處置正演變成一門「科學」：我們有望在愈來愈早的年齡辨識出閱讀障礙的高風險兒童，依神經異常的樣態判斷該用哪種介入、在什麼年齡使用，並在介入後用同樣的影像技術偵測其對神經組織的效果。

這正是最字面意義上的「改變想法」——直接作用於我們的大腦、也就是「濕體」。

當大腦被當成黑箱，介入只能停留在行為層次，成敗多半是猜測；一旦我們理解大腦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就能更直接地下手：指認出處於風險中的結構、設法強化它或發展替代路徑，並觀察閱讀改善或失敗時大腦的變化。改變大腦與改變想法之間的連結，於是從臆測、祈禱與運氣，變成了知識。

三種直接介入濕體的路徑#

由此向未來推想，加德納預見三種直接涉及濕體的改變想法途徑：

• 行為訓練：透過訓練影響大腦，並能經由影像直接觀察其效果。
• 神經介入：直接改造大腦——透過神經移植、藥物或荷爾蒙療法，造成可指定的神經連結變化。例如強化某群讀寫障礙者連結聽覺與視覺訊號的跨模態皮質區。
• 基因操作：若發現讀寫障礙者在某些染色體上帶有突變，便可能直接對有缺陷的基因進行修復或替換，而非採取行為或神經的間接手段。

滑坡的隱憂#

加德納坦承，他並不樂見這類直接改造大腦與基因來矯正認知缺陷的方案。然而他也幾乎不懷疑：這些如今被稱為「神經增強」（neural enhancement）的嘗試終將發生；而只要它們見效、又無明顯副作用，多數人（也許包括他自己）終將接納。

真正的危險在於「滑坡」。如果明天我們接受用這類介入來矯正閱讀問題，我們會不會接著想用同樣的方式提高智商或人際智能？會不會憑藉對大腦與心智運作的日增知識，發動愈來愈露骨的「心智控制」與「心智改變」？

乾體：與人工智慧交纏的心智#

當一群學者透過研究大腦與基因來理解人類心智，另一群則以同等的熱情，從資訊系統與人工智慧的角度切入——這便是加德納所稱的「乾體」。

得益於圖靈（Alan Turing）、維納（Norbert Wiener）與夏農（Claude Shannon）在 1930 年代奠定的運算與資訊處理基本法則，高速電腦如今無所不在。像庫茲威爾（Ray Kurzweil）、莫拉維克（Hans Moravec）這樣的思辨者，認為軟體與機器人硬體的智能正逐年增長，甚至相信人造物將在本世紀某個時點超越人類智能；至於這些造物將為我們工作、我們為它們工作、或人類日益變得無關緊要，仍是未定之數。

即使是對電腦持「潑冷水」看法的人（如認為運算系統被過度炒作的虛擬實境專家拉尼爾，Jaron Lanier）也必須承認：這些系統將與我們的心智生活愈來愈交纏，也愈來愈有能力改變我們的想法。

語意網與個人化的資訊#

只要往前快轉幾年，人類認知與人造認知的融合勢必更加無所不在。全球資訊網的發明者柏內茲-李（Tim Berners-Lee）相信，新的運算系統將能理解概念、進行完整的語意處理：你只要告訴「語意網」（Semantic Web）你想知道什麼，它就會像稱職的圖書館員那樣提供答案，並說明為何這正符合你的需求。就連 amazon.com，都能根據購買軌跡替加德納的妻子推薦書籍，其精準程度勝過任何一位親密好友以外的人。

我們對愛、支持與動機的心理需求，也可能日益由設計良善、程式精巧的人造物來滿足——從幫助身障者導航實體世界的義肢，到撫慰情緒糾結者的裝置。

為多元智能補位#

人工智慧甚至能延伸到多元智能的層次——聰明的程式可以在人們較弱的智能領域提供協助。加德納以自己不擅長空間任務為例：一旦要他在腦中反覆摺紙，他很快就會頭痛；但藉助能把空間操作外顯出來的軟體，稍加練習，他就能變得像個技巧嫻熟的心像高手一樣「聰明」。

由此可見，任何想與我們心智互動的實體，若能掌握我們的「多元智能側寫」（MI profile），無論是要教我們什麼、還是要賣我們什麼，都能以貼合我們當前心智表徵內容與偏好格式的方式來傳遞資訊。

「濕」與「乾」的界線正在模糊#

加德納預期，乾體終將與我們自身的濕體更緊密地咬合——矽基硬體與靈長類神經組織之間的介面正在被創造出來。即使批評者說對了、機器智能與人類智能終究本質不同且處於從屬地位，這種融合仍會發生。

事實上，整個宇宙都可被視為一套資訊系統：電腦程式的資訊與遺傳資訊，只是同一類事物的兩個實例。正如運算科學與神經科學結合成了「運算神經科學」，我們如今也有了基因演算法、人工生命等跨越「位元」與「分子」鴻溝的產物。「濕」與「乾」的界線將持續模糊，而改變想法，也將意味著對這兩種資訊的重新排序。

這一切都逼出了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透過這種界線模糊來改變想法，究竟是「好」還是「壞」？

善體：卓越與倫理能否結盟#

科學與技術本身無所謂善惡。愛因斯坦對質能關係的理解，可以用來建造核電廠，也可以造出熱核武器；一枝鉛筆可以寫出優美的十四行詩，也可以刻意戳瞎敵人的眼睛。同理，本書談的各種改變想法，也能服務於形形色色的目的：拿破崙能鼓動舉國開戰，曼德拉（Nelson Mandela）則能以和平手段促成劃時代的政權更替。

西方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出色地把「技藝的卓越」與「道德的高下」切分開來。我們明白：一個人可以身懷絕技卻毫無道德，也可以品行端正卻能力不足；多數專家其實是倫理與非倫理行為的混合體。既然如此，我們能否設法改變想法，讓卓越與倫理更緊密地結盟？

善工作與三個 M#

近年來，加德納與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戴蒙（William Damon）共同研究他們所稱的「善工作」（GoodWork）——既在技術上卓越、又追求合乎倫理、道德與責任之結果的工作。每個專業與領域都有「善工作者」。

研究指出，成為並維持善工作者，取決於若干因素：童年時期（常透過宗教訓練）建立起的堅強道德準則、早年養成的環境，以及第一份工作所獲得的同儕支持與師徒引導。但即便早期條件俱足，人仍可能失足——誘惑無所不在，變動的職場可能推崇壞的或妥協的工作，領域的劇變甚至可能讓人分不清何謂善工作。因此，工作者需要定期的「加強針」，來一再確認善工作的必要。

一個人如何判斷自己是不是善工作者？加德納提出「三個 M」的自我檢核：

• 使命（Mission）：辨識並確認自己專業的使命——為何入行、對社會有何貢獻，並定期回顧、個人化、必要時修訂它。
• 典範（Models）：尋找值得效法的正面典範；也向負面典範（他稱之為「反師」或「折磨者」）學習，把「我絕不想變成那樣」當成警世故事。
• 鏡子測試（Mirror test）：定期照鏡自問「我是不是善工作者？我以自己的工作為榮嗎？若否，我能做什麼？」若對自己說謊，鏡子便毫無用處——因此需要用你所信任者的評價，來校正自我認知。

鏡子測試還能從個人擴及專業整體：「我是否以同業執業的方式為榮？我的專業當前是否以善工作為特徵？」若個人與專業兩面測試之間出現落差，這便是警鐘。加德納因此指認出一種「受託者」（trustee）的特殊角色：由資深者自我承擔起維護整個領域工作品質的責任。正如劇作家莫里哀所言：「我們不只要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也要為自己沒做的事負責。」

善工作與改變想法的連結#

「善工作」直接挑戰了「把倫理逐出職場」的二分心態。加德納主張，社會需要善工作者，尤其在變動劇烈、市場力量凌駕一切而少有制衡的時代。而善工作的達成，本身就涉及兩重「改變想法」：其一，是讓人相信善工作是生命中不可交付給運氣或他人的重要部分；其二，是創造出能提高善工作發生率的經驗。

我們不該假設改變想法「總是」可取。企圖改變想法未必總是「好」，安於原地也未必總是「壞」。每一次，有能力也有機會去改變他人想法的人，都必須自問：這是不是該走的路。而「使命、典範、鏡子」這三面鏡子，正能幫我們判斷哪些改變想法屬於善工作，哪些則有助長壞工作或妥協工作之虞。

改變想法，最後一次回顧#

在全書收尾之際，加德納重述了整套論證的骨架，並鼓勵讀者用自己的經驗來充實它——同時想想：你自己的心智，是否已被所讀到的內容改變了？

心智改變的基本圖像#

• 改變想法，本質上就是心智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的變動。這些表徵承載著內容：概念、技能、故事，乃至完整的理論。幾乎所有內容都能以多種形式、媒介、符號系統來表達，既可外顯為紙上的記號，也可內化為某種「心智語言」或某種「智能」。
• 改變想法有一個弔詭：它時時刻刻都在發生，尤其在年輕人身上，直到死亡都不會停止；然而某些觀念在生命極早期就已形成，並出人意料地頑固難改。「心智手術」的訣竅，就在於接受那些反正會發生的改變、承認某些改變或許不可能，並把力氣集中在那些重要、不會自然發生、但只要投入足夠努力與動機便可達成的改變上。

改變想法的檢查清單#

以此為背景，加德納整理出一組在考慮「改變想法」時可用的關鍵維度：

• 現有內容與期望內容：先確定當前的內容是什麼、期望的內容又是什麼，並盡可能明確地攤開與之競爭的各種「反內容」。
• 聽眾的規模：面對廣大聽眾與面對親密的少數，挑戰截然不同——前者主要靠強而有力、由講者以生命體現的故事來打動，後者則能受惠於高度情境化的個別手法。
• 聽眾的類型：面對龐大而異質的聽眾，是「未受學派訓練的心智」，簡單的故事最有效；面對共享知識與專業的同質群體，則可用更精緻的理論，並應正面處理反論。
• 改變的直接程度：政治、商業、教育領袖透過直接傳遞的訊息促成改變；創造者則透過其符號產物（藝術、發明、理論）間接促成改變——後者耗時更久，效果卻可能持續得更長遠。
• 改變的槓桿與引爆點：傳統上，改變透過強制、操縱、說服或其組合而發生；但未來，這些低科技手段很可能被生物性、運算性、以及兩者交纏的新介入所取代。

七根槓桿與最後的自由#

最大的挑戰，或許是判斷期望的內容究竟是否已被傳達、又是否真正被鞏固。這一步沒有公式：每一樁改變想法都是獨特的。值得記住的是，多數改變想法是漸進的、對改變的覺察往往稍縱即逝、人有明顯退回舊思路的傾向；但一旦某個改變真正鞏固，它就會變得像它所取代的舊想法一樣根深柢固。

一般而言，當七根槓桿齊力朝同一方向推動時，想法的轉移便最可能凝聚：當理性（常有研究佐證）、多重表徵的強化、真實世界的事件、共鳴與資源全都指向同一方向，而抗拒又能被辨識並成功化解時。反之，當抗拒強大、其餘槓桿又多半缺席時，改變想法便難以發生或鞏固。

正如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尖銳指出的，促成改變的技巧未必（他甚至主張不該）帶有道德維度。本書所述的多數過程，既能用於中性、不道德，也能用於令人敬佩的道德目的。

面對世界紛雜的力量，我們很容易攤手宣稱：正向而審慎地改變想法，其可能性微乎其微。這也許沒錯。但除非甘願成為徹底的決定論者——而沒有人真正那樣過活——我們就必須繼續相信意志是自由的、個人能帶來改變。人類心智是人類的創造，而一切人類創造都是可以改變的。 我們不必被動反映自己的生物遺傳或文化與歷史傳統；我們能改變自己的想法，也能改變身邊他人的想法。認知的視角提供了一套思考方式與一批工具——至於是否使用、以及是為了自私毀滅還是為了慷慨與豐盈生命而使用，全在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