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改變了我心智的會面#

1960 年代末，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哈佛攻讀心理學。當時行為主義（behaviorism）仍是主流（史金納教授的辦公室就在他樓下幾層），但認知取向（cognitive approach）正在崛起。身為「少壯派」，他傾向剛興起的認知取向。然而這兩個交戰陣營有一個共同點：都對大腦與神經系統毫無興趣。

• 行為主義者只想修正行為，認為靠精確操弄環境就能達成目標，剩下的「黑盒子」不必打開。
• 認知主義者只想釐清各種心智運作如何被表徵與執行，並相信這些運作可以就其本身來分析——一項運算究竟發生在紙筆上、大型主機裡，還是兩耳之間那團神經組織中，並不重要。

加德納坦承自己當年也共享這種「心理學家的偏見」，很少認真看待大腦。他的研究志向是理解人類認知能力的發展，特別聚焦於藝術技能。

那個下午#

本書的核心主張之一是：過了幼年，心智很少快速改變。但加德納能精確指出自己心智的一次重大轉變——就發生在 1969 年秋天的某個下午。

當時他在哲學家納爾遜·古德曼（Nelson Goodman）創立的「哈佛零點計畫」（Harvard Project Zero）工作，兩人都著迷於一項剛進入公眾意識的發現：左右腦雖外觀對稱，卻執行截然不同的心智活動——左腦處理數字、文字等數位型符號，右腦處理繪畫、雕塑、舞蹈等更整體、類比型的符號。這正好對應到古德曼與加德納關切的問題：是否存在兩種根本不同的符號系統。

於是他們邀請該領域的頂尖神經學家諾曼·葛許溫（Norman Geschwind）來演講。葛許溫描述了神經科臨床上驚人的認知剖面：有病人能寫字命名卻讀不出文字（但仍讀得出數字）、有病人記不得去過某地卻能在其中輕鬆辨路、有病人聽不懂話語卻能流利說話並欣賞音樂。他也提到失去語言能力的藝術家——作曲家拉威爾（Maurice Ravel）無法說話或作曲，卻仍能演奏自己的作品、指出他人演出的瑕疵。

這場原訂兩小時的會面一路延續到深夜。結束時，加德納已經歷了一次等同於重大生涯抉擇的「改變想法」：他決定申請博士後經費，加入葛許溫的神經科團隊。他沒料到，這一步讓他此後在失語症研究中心待了整整二十年。

「閃電式的改變」其實醞釀已久#

事後回看，加德納意識到：那種感覺如雷擊般的「閃電式改變」，其實從不真的像雷擊——無論當下感覺多突然。走進死胡同，往往正是改變想法的前奏。

加德納當時的研究已陷入瓶頸：他想理解成熟藝術家的技能如何組織，卻發現（1）這種爐火純青的能力極難剖析，（2）最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並不歡迎一個乳臭未乾的心理學研究者來探問。葛許溫展示了「技能如何在腦傷下崩解」，等於為他鋪了一條解析藝術技能的「康莊大道」。決定雖在一瞬間湧上意識，這場改變卻早已在心智的地下暗處醞釀多時。

用本書「七根槓桿」的語言，加德納看見好幾個因素在推動這次轉變：理性（reason，新視角能回答他關心的問題）、研究（research，神經學發現正在豐富理解）、真實世界（real world，腦研究愈發重要、經費充足）、共鳴（resonance，與這位受敬重的典範人物產生認同），而或許最關鍵的是——抗拒微乎其微（他本就不急著擠進教授的行列）。

葛許溫的思路，加上他自己對兒童的觀察，也逐漸鬆動了他對「單一智能」的信仰：若智能真是鐵板一塊，為何某種腦傷只損及能力 A、另一種只損及 B 或 C？又為何會有在某領域早慧、在其他方面卻極普通的孩子，或那些被大片異常包圍卻保有一座專才孤島的自閉症天才（savant）？在渾然不覺中，他已開始思考「多元智能」的構想。

思想的形式：多元智能#

心理學有一種立場認為：心智只有一種語言，甚至有個名字叫「心語」（mentalese）。心語論者相信一切思考都在這種近似自然語言的單一語言中進行——彷彿若能窺探腦中，會看見神經元用類似英語、法語或斯瓦希里語的語言彼此交談。

對心語假說最明顯的挑戰來自心像（imagery），尤其是視覺心像。多數人都有豐富的視覺心像，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便自陳關鍵的思考發生在「視覺、肌肉與身體型態」的意象中。加德納本人缺乏視覺心像，卻有極強的聽覺心像。

心語論者不否認心像存在，但主張它們是附帶現象（epiphenomenal）——只是包裹著底層單一思維過程的外衣，本身並不構成思考。

加德納無法認真看待這個立場。要說莫札特（626 首編號作品）、瑪莎·葛蘭姆（數十支舞作）、畢卡索（數千幅畫作）在做著與物理學家、數學家相同的邏輯運算，實在難以置信。若心語論者辯稱「這些藝術家根本不是在思考」，那只顯示此人不懂藝術創作的過程。

什麼是智能#

在主要於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完成的分析中，加德納刻意採取多學科進路——匯集人類學（不同文化珍視哪些能力）、演化（特質如何跨物種演變）、個別差異研究（自閉症者、神童、學習障礙者等特殊族群），尤其是腦科學的證據——最終提出多元智能理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加德納把智能定義為：一種處理特定形式資訊、以解決問題或製造產品的生物心理潛能（biopsychological potential）。而要被視為「智能」，這些解答與產品必須至少在一個文化或社群中被珍視。

這意味著智能並非放諸四海皆準——印刷術或電腦這類發明，能相當劇烈地改變一個文化所看重的能力。人並非在所有情境下都同樣「聰明」或「愚笨」，而是擁有在不同情境下被不同看待的多種智能。

這正是對標準「鐘形曲線」（bell curve）智能觀的批判。後者主張：智能是單一實體、與生俱來、難以改變（「寫在基因裡」）、且可用 IQ 測驗測出你有多聰明。

多元智能與改變想法有何關聯？最根本地說：改變想法就是改變心智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因此，你在論證時能訴諸一個人愈多的智能，就愈可能改變他的想法，也愈可能改變更多人的想法。加德納坦言，提出多元智能本身，就是他做過最雄心勃勃的一次「改變他人想法」的嘗試——他也因此累積了大量證據，見證要改變人們對「智能是什麼」的既有看法有多困難。

符號分析者的智能#

加德納通常從最廣為承認的兩種智能講起——它們正是當今學校教育（聽講、閱讀、書寫、計算）與各類智力測驗最看重的。

• 語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善用口說與書面語言。在商業世界中兩個面向特別值錢：能靠巧妙提問取得有用資訊的對話者，以及能用故事、演說、勸誡說服他人採取行動的修辭者。
• 邏輯數學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可拆為兩類——邏輯（判斷各種情境下發生了什麼、可能發生什麼）與數字（計算財務、估算盈虧、決定如何投資）。

史隆（Alfred P. Sloan）在 1920 年代接手鬆散的通用汽車，靠著建立精確權責分層、協調各部門又保留各分部效率的「邏輯」壯舉，使它成為全球最成功的企業。一個世代後，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在福特集結一群「神童」，以邏輯分析加數字運算重奪市場。人們理所當然地假設，這份天才能無縫移植到另一個龐大官僚體系——美國國防部。他確實成功精簡了國防部，但他的邏輯數學天才，卻與印度支那戰爭截然不同的文化、歷史與戰略問題嚴重錯配。（記者哈伯斯坦以《出類拔萃之輩》一書反諷這種心態。）

由此得到的教訓是：即使只看這兩種公認的智能，也能辨識出大量更專門的能力。同時兼具語言與邏輯數學天才的人（如歐本海默、凱因斯）畢竟罕見；更常見的是相對偏強於語言（詩人、演說家）、數學（避險基金經理）或邏輯（規劃專家）其中之一。

「非典型」智能#

加德納相信人類至少還有六、七種可辨識的智能，即另外半打以上的心智表徵形式。

• 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對音樂的知覺與生產能力，在許多方面類比於語言智能。它不只屬於藝術與娛樂界——從電視廣告到整場會議、體育賽事、宗教儀式，幾乎任何公開展演都用得上。加德納甚至自陳，他組織文字與圖像的方式，其原理竟源於音樂結構。正如佩特（Walter Pater）名言：「一切藝術都不斷嚮往音樂的境界。」
• 空間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在心中形成並操作空間表徵的能力。一種涉及廣闊空間（飛行員、火箭科學家、水手），另一種涉及受限空間（棋手、雕塑家、畫家、設計師）。它也常以隱喻層次運作——人幾乎能把任何內容「空間化」，例如把兩家合併公司的權責關係畫成組織圖後，再對這個新表徵進行加工與賦義。
• 肢體動覺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運用整個身體或身體部位來解決問題、製造產品。它在史前曾被稱為「工具」或「技術」智能，是狩獵、採集、製衣、築屋、禦敵的生存關鍵。企業界不乏曾是競技運動員的創業者與業務員，也常用球場語言來設想彼此與對手的關係。

每一種智能都必然涉及技能的發展，但我們談到「技能」這種心智表徵時，特別會援引肢體動覺智能——因為技能一律涉及身體的運用，儘管跳舞時身體的角色比說話、書寫、解方程式時更外顯。而隨著精熟，技能往往被自動化、內化：生手只能靠實際彈奏學會曲子，行家卻能光讀譜或在腦中「彈奏」就有所得，肢體動覺智能於是逐漸退出視野。

**自然者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是加德納在原始理論發表後才補上的第六種：在自然界做出關鍵區辨的能力——分辨植物、動物、雲層、岩層、潮汐。它在人類演化史中至關重要（分辨有毒與可食、可獵與該逃）。

值得注意的是，消費社會其實也建立在自然者智能之上：分辨球鞋、毛衣、汽車、腳踏車的品牌，動用的正是遠古用來分辨蜥蜴、灌木或岩石的模式偵測能力。每種智能都是為了在特定生態棲位中生存繁衍而演化——即便都市人從沒見過農場或森林，仍會在購物與比價時調用、甚至剝削這份能力。

個人智能#

前述智能大致落入兩類：或處理物質對象（空間、肢體、自然者），或處理符號串（語言、音樂、邏輯數學）。而近來備受關注的第三組，則關乎認識人。

• 人際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區辨他人、看穿其動機、有效與之共事，必要時加以操縱。無論行銷、業務、公關或帶領團隊，對他人的敏感度都是關鍵資產——高曼（Daniel Goleman）「情緒智能」概念的風行，正是這份敏感度受到重新肯認的明證。它並非單一整體，而含括對氣質性格的敏感、預判他人反應、有效領導或追隨、居中調解等多個面向。
• 內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朝向內在，擁有一個關於自己的良好運作模型——能辨識自己的感受、目標、恐懼、強項與弱點，並用它做出明智的人生決定。

內省智能難以評量：人各不同，一人的量尺無法套用到他人；而它又極為主觀，我們並不會對外展示自己有多了解自己、這份自知又有多準確。

但就「改變想法」而言，低估它是嚴重的錯誤。在後工業世界，我們幾乎都得自行決定住哪、做什麼工作、失意或被裁員時怎麼辦。加德納大膽估計：準確的自知之明，至少值 15 到 25 個 IQ 分數——而那可不少。

美國總統中，林肯似乎極有自知之明，雷根則少見內省傾向；主管、創業者與投資人也能依「自我認識」的發達或萎縮程度來區分。

存在智能：那第「八又二分之一」種#

近年加德納思索是否存在第九種——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起因是不少人誤傳「加德納相信有一種超自然的宗教或靈性智能」。他檢視後認為靈性整體不符合智能的判準，但其中一個成分——存在思考——可能符合。

存在智能，是人類提出並沉思最大問題的能力：「我們是誰？為何在此？將會如何？為何會死？這一切究竟所為何來？」全世界的孩子與成人都會叩問這些問題，眾多宗教、藝術、哲學與神話的符號系統，都是為了提供令人信服的解答（或至少是動人的表述）而生。

它相當符合心理與生物判準（有發展歷程、有跨文化的符號系統、有早慧個案），加德納唯一的猶豫是：目前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存在思考動用了專責的神經中樞、或具有獨特的演化史。因此這最新的候選者仍在「待命航線」上盤旋——借費里尼經典電影之名，他如今說的是**「八又二分之一種智能」**。

「存在」其實是門大生意：從天使到魔鬼的書籍、影音、主題樂園，到各種宗教與靈性組織。但它更是職場中被低估的一面——人若在工作中找不到意義，注定不滿，甚至更糟：失去生產力。

為何採取認知取向#

至此，我們已深入一種理解人類的認知取向：我們思考的內容（概念、理論、故事、技能），以及心智進行思考的格式（八、九種不同的智能）。但其他學科的思考者不會因此就退場。加德納認為，相較於當今另外兩種被用來解釋人類事務的取向，認知取向有明顯優勢——關鍵在於：那兩種取向都主張人的能動空間受到嚴重限制。他以汽車工業為例展開說明。

背景：直到 1960 年代，汽車業還屬於美國。但隨後一二十年間，以德國福斯與日本豐田為首的外國廠商，靠著更便宜、更被認為安全可靠耐用的車輛快速搶占市佔。美國企業先是忽視威脅，再急起直追——到 1990 年代看似有望，21 世紀初卻又前景堪憂。不同學科會如何解釋這一連串轉折？

• 社會生物學取向（sociobiological）（近來重新包裝為演化心理學）：以人類（或靈長類）特徵解釋——如同個體，人類群體也排出支配位階。長期稱霸易生自滿，通用汽車等「領頭羊」忽視了位階較低者的突襲。
• 歷史文化取向（historical-cultural）：人不只是又一個物種，我們有漫長的歷史與強大的文化背景。德、日在兩次大戰慘敗後，憑藉勤勉的工人、既有的重工業傳統與馬歇爾計畫，把汽車業推成經濟奇蹟；它們的霸權，只能靠同樣深掘美國文化與歷史傳統的「棋步」來挑戰。

這兩種取向各有洞見，卻共享同一個致命問題：它們的根都扎得太深，深到可能從「解釋」變成勒住我們的「絞索」。

社會生物學的主張大多無法檢驗，且本質上只在記錄人類的限制——若照單全收「我們注定被基因劇本擺布」，那就根本沒有理由去嘗試任何重大轉變。歷史文化取向同樣如此：可一旦承認人能夠克服歷史與文化的某些面向（如德、日近半世紀所展現的），這套解釋的力道就大幅削弱了。對兩者，結論都一樣：承認限制、對它敏感，然後放手去做。

於是，經由一場優雅的辯證，認知取向重回舞台中央。它奠基於心理學、神經科學、語言學等對心智運作的科學理解，既承認我們與生俱來的早期表徵，也承認它們受文化與生物因素的影響。它的核心樂觀信念是：多數心智表徵既非天生給定、也非採納後就凍結，而是在我們的心智／大腦中隨時間建構出來的——因此可以被重塑、重構、轉化、組合、更動乃至瓦解。它們就握在我們的手裡、藏在我們的心裡。正因我們手上有如此眾多、又能以無數方式組合的心智表徵，可能性基本上無窮無盡。

1960、70 年代的美國汽車分析師，其實大可成為（多半不自覺的）認知主義者：坐下來釐清問題出在哪、盤點各種選項、擬定重奪市佔與重談合約的計畫；若不成，就回到繪圖板（或電腦模擬）上一再重來。生物學與文化都無法解釋 1960 到 2003 年汽車業的變局，認知取向至少還有機會。它不保證成功，也不否認人的限制，但它邀請精確、測試、修正與進步——承認我們能構想新的情境，並努力去實現。

至此，加德納已引介了認知主義檢視心智的兩面透鏡：一面對準內容（概念、故事、理論、技能），一面對準這些內容賴以呈現的形式（表徵，或說智能）；再加上決定改變想法可能性的那幾根槓桿，這套工具箱在某些用途上已然足夠。

但這套框架仍是靜態的——它忽略了我們是需要從頭發展心智、並終生持續發展的個體。因此下一步，必須把兒童期的認知發展納入考量。而一轉向「發展中的心智」，我們就會立刻撞上一個困擾「改變想法」這一核心議題的迷人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