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

本章是第三部分的核心，深入分析法國與美國這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展示不平等的歷史演變如何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Piketty 通過長時間序列的數據，揭示了不平等的縮減與擴大都不是自然而然的經濟過程，而是政治、社會與制度力量交織的結果。

法國：一個相對簡單的案例#

法國的案例之所以「簡單」，是因為其不平等的歷史軌跡相對線性，且具有歐陸國家的代表性。

三個核心事實#

事實一：不平等的大幅縮減

• 最富有 10% 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從一戰前的 45%-50% 下降至今天的 30%-35%
• 這代表了近 15 個百分點的下降——意味著最富有 10% 每年獲取的財富份額減少了約三分之一
• 這等同於最貧窮 50% 人口所得份額增加了約三分之一

事實二：縮減完全來自資本高收入的崩潰

• 若只看薪資不平等，分配結構在長期內驚人地穩定：最高 10% 的薪資始終占薪資總量的約 25%
• 薪資層級的底部同樣穩定：最低 50% 的受薪者始終獲得約 25%-30% 的薪資總量
• 沒有資本高收入的崩潰，法國的收入不平等在二十世紀根本不會縮減

最戲劇化的變化發生在最頂層：

• 最富有 1% 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從 1900-1910 年的超過 20% 暴跌至 2000-2010 年的約 8%-9%
• 這代表了一個世紀內超過二倍的下降

事實三：不平等的歷史是政治的、混亂的

不平等的演變充滿了意想不到的反彈和逆轉，絕非朝向某個「自然」均衡的平滑趨勢。

Piketty 的核心論點是：二十世紀不平等的縮減主要是戰爭和政治衝擊的產物，而非漸進、和諧、自發的民主演化過程。是戰爭（而非民主理性或經濟規律）推翻了舊秩序，這直接反駁了 Kuznets 的樂觀理論。

從「食利者社會」到「經理人社會」#

1932 年與 2005 年法國高收入的組成結構對比，揭示了深刻的結構轉型：

1932 年：

• 在最富有 0.5% 的人群中，資本收入（租金、利息、股息）仍是主要收入來源
• 越往金字塔頂端，勞動收入越不重要，資本收入越主導

2005 年：

• 在「9%」群體中（十分位上層減去百分位上層），薪資占收入的 80%-90%——這是「經理人的世界」
• 資本收入只有在更高的層次——「1%」乃至「0.1%」——才開始主導
• 但關鍵差異是：如今需要爬到更高的社會層級，資本才能壓倒勞動

這一轉變的本質是：法國從一個由食利者主導頂層百分位的社會，轉變為一個由高薪經理人主導的社會。不是經理人取代了食利者「向上」晉升，而是食利者——至少十分之九——「向下」滑落了。

兩次大戰之間的混亂#

1914-1945 年間的不平等演變極為複雜：

• 最頂層百分位的份額幾乎持續下跌——從 1914 年的超過 20% 降至 1945 年的僅 7%，反映了資本遭受的連續衝擊
• 十分位上層的份額變化更為不規則：
  • 一戰期間下降
  • 1920 年代不規則回升
  • 1929-1935 年間出現令人驚訝的強勁回升
  • 1936-1938 年再度下跌
  • 二戰期間崩潰

這些看似矛盾的走勢，實際上完美反映了「9%」和「1%」兩個群體截然不同的處境：

• **「1%」**主要靠資本收入生活——1929 年危機導致企業利潤崩潰、股息暴跌，其份額自然下降
• **「9%」**主要是高級公務員和企業主管——他們幾乎不受失業衝擊，且從 1927-1931 年的公務員加薪和 1929-1935 年的通縮中受益（名義薪資不變但物價下跌 25%，實質購買力反而上升）

1936 年，人民陣線上台、馬提尼翁協議的大幅加薪和法郎貶值，再度逆轉了這一趨勢。

時間性的衝擊#

Piketty 強調必須區分不同的時間尺度：

• 長期趨勢（三四十年）：如二戰後資本/收入比的結構性回升
• 中期波動（十到十五年）：如 1945-1967 年不平等擴大、1968-1983 年不平等壓縮、1983 年至今不平等再度擴大
• 短期震盪：兩次大戰期間的薪資壓縮（戰時通膨壓低高薪的實質價值），以及戰後的重新拉開

不平等傾向於「順週期」運動：在經濟繁榮期，利潤份額和高薪（獎金等）增長快於中低薪資；在衰退期則反之。但政治因素（如最低工資政策、稅收制度）可以打破這一規律。

法國不平等自 1980 年代以來的回升#

1945-2010 年法國的不平等經歷了三個明顯階段：

1. 1945-1967 年：不平等擴大——十分位上層份額從不到 30% 升至 36%-37%，背景是重建時期的高增長，高技能薪資增長快於基層
2. 1968-1983 年：不平等壓縮——五月風暴後，格勒內勒協議（加薪 20%）、最低工資制度化並快速調升（1968-1983 年間購買力增長超過 130%，而平均薪資僅增約 50%），導致薪資不平等大幅壓縮
3. 1983 年至今：不平等再度擴大——「緊縮轉向」凍結薪資、放棄大幅調升最低工資的政策，利潤份額回升，薪資不平等重新擴大

此外，自 1990 年代末起，法國出現了一個新現象：極高薪資的快速增長。薪資層級最頂層百分位的份額從 1980-1990 年代的不到 6% 上升至 2000 年代末的 7.5%-8%，十年間增長近 30%。在更頂端（0.1% 或 0.01%），增幅更為驚人，十年間購買力增長超過 50%。

美國：一個更複雜的案例#

美國的案例與法國形成鮮明對比，其不平等的演變軌跡獨具特色。

美國不平等的歷史軌跡#

美好年代（1900-1910 年）：

• 美國的收入不平等低於歐洲：十分位上層約占國民收入的 40%，而法國為 45%-50%
• 原因是雙重的：歐洲的資本/收入比更高，且歐洲資本所有權的集中度更極端
•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是平等的「拓荒者天堂」——重讀 Henry James 或回憶 Titanic 上的奢華便知

1914-1945 年的壓縮：

• 美國也經歷了顯著的不平等壓縮，但幅度不如歐洲
• 美國資本遭受的衝擊較小（沒有戰爭破壞），但有大蕭條和聯邦政府的強力財政衝擊
• 結果：美國從較低的不平等高峰出發，也到達了較高的不平等低谷

1950-1970 年代：美國最平等的時期

• 十分位上層份額降至 30%-35%——與今日法國的水平相當
• 這就是 Krugman 懷念的「我們喜愛的美國」——Mad Men 時代的美國，不平等程度實際上低於戴高樂治下的法國

自 1970 年代以來的不平等爆炸#

自 1970-1980 年代起，美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收入不平等爆炸：

• 十分位上層份額從約 30%-35% 攀升至 2000-2010 年代的 45%-50%
• 這代表了約 15 個百分點的國民收入轉移——是美國貿易逆差的四倍
• 若趨勢持續，到 2030 年十分位上層可能突破 60%

增長被誰攫取了？

• 1977-2007 年間美國經濟的全部增長中，最富有 10% 攫取了約四分之三
• 最富有 1% 單獨攫取了約 60%
• 對剩餘 90% 而言，收入的年均增長率降至不到 0.5%

Piketty 認為，很難想像一個經濟體和社會能在群體之間長期維持如此極端的分化而不產生嚴重後果。這些數字本身就值得嚴肅審視，無論人們對不平等的正當性持何種立場。

不平等增長的分解#

將十分位上層進一步分解為三個群體，可以看到增長的高度集中：

在 15 點的總增幅中，「1%」獨占了約 11 點（約四分之三），其中約一半又由「0.1%」（收入超過 150 萬美元）攫取。

超級薪資的崛起#

美國不平等爆炸的最突出特徵是超高薪資的出現：

• 薪資不平等的擴大解釋了約三分之二的總體收入不平等增長
• 薪資十分位上層份額從約 25% 升至 35%——增加了約 10 個百分點
• 這主要由大型企業高階主管的薪酬爆炸驅動

「超級經理人」現象的關鍵數據：

• 0.1% 最高收入者中，60%-70% 是大型企業的高階主管（cadres dirigeants），而非體育明星或藝人（後者僅占總數的不到 5%）
• 金融業在最高收入中的占比約為其在經濟中占比的兩倍（約 20% vs. 不到 10% 的 GDP）
• 但 80% 以上的極高收入並不來自金融業——超高薪現象遍及各行各業的企業高管

薪資不平等的擴大並非被更高的薪資流動性所抵消。美國的行政和稅務數據顯示，即使按照個人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平均收入來計算，不平等的增長幅度完全相同。麥當勞的服務生和底特律的工人並不會輪流擔任大企業的高管。

百分位上層的「共居」#

儘管超高薪資解釋了美國不平等增長的大部分，但資本收入的角色同樣不可忽視：

• 資本收入的極端不平等及其自 1970 年代以來的增長，解釋了約三分之一的收入不平等增長
• 在美國如同在法國，資本收入始終隨著社會階層的攀升而漸次壓倒勞動收入
• 差異僅在於程度：1929 年，資本收入在 1% 最高收入中已占主導；2007 年，需要上升到 0.1% 的水平才能看到同樣的現象

Piketty 引用 Wolff 和 Zacharias 的觀點，將這種現象稱為**「共居」**（cohabitation）——在百分位上層，多個世界共存：高薪經理人、食利者、混合型（既有高薪又有龐大財產）並存於同一個統計群體中。

不平等的擴大是否導致了金融危機？#

Piketty 明確認為，不平等的擴大確實促成了2008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

• 約 15 個百分點的國民收入從最貧窮 90% 轉移到最富有 10%，導致中低收入階層的購買力幾乎停滯
• 這催生了過度借貸——在銀行和金融中介提供越來越寬鬆的信貸條件下，中低收入家庭被迫舉債維持生活水準
• 富裕階層的巨額儲蓄注入金融體系，推動了對高回報投資的追逐

但 Piketty 也指出，將不平等視為金融危機的唯一或主要原因是過度簡化。美國社會內部的不平衡（約 15 點國民收入的轉移）是貿易逆差（約 4 點國民收入）的四倍。這表明解決方案應首先在美國內部尋找，而非僅僅歸咎於中國或國際失衡。

法國與美國：兩條道路的對比#

本章的最終啟示是：不平等的歷史始終是一部政治史。制度、政策和社會規範的選擇——而非單純的經濟力量——決定了一個社會的不平等結構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