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克斯（John Brooks）筆下的聯邦所得稅，是一部充滿矛盾的史詩：表面上採取累進稅率（progressive tax rate），對高所得者徵以接近九成的「沒收級」稅負；實際上卻佈滿各式逃生口（loopholes），讓最有錢的人反而能合法地少繳，甚至完全不繳。這套法律既是國家財政的核心，也是國民道德最尷尬的鏡子。
從南北戰爭到憲法修正#
美國的所得稅起步遲緩，且一再反覆。1862 年，南北戰爭軍費壓力下，國會勉強通過稅率最高 10% 的累進所得稅，由林肯（Abraham Lincoln）簽署生效。馬克吐溫（Mark Twain）繳完第一筆稅後甚至寫道：「我被課所得稅了！這太美妙了，我從沒覺得自己這麼重要過。」此法 1872 年廢止。
1894 年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總統推動 2% 統一稅率的所得稅，遭參議員雪曼（John Sherman）痛斥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惡魔主義」。法案雖通過，卻在隔年被最高法院以違反「直接稅須按州人口分配」的憲法條款為由宣告違憲（unconstitutional ruling）。
戲劇性的逆轉出現在 1909 年：原本反對所得稅的共和黨提出第十六條憲法修正案（16th Amendment），自信各州不會通過——結果 1913 年順利批准。同年國會立法，個人稅率自 1% 至 7%，企業則為 1% 統一稅，所得稅自此成為美國財政的固定支柱。
戰時擴張與大眾稅#
兩次世界大戰是稅制的轉捩點。一戰時最高稅率衝上 77%；二戰期間更達歷史巔峰，個人最高 94%、企業 80%。然而布魯克斯指出，真正革命性的變化不是高所得稅率，而是工資稅的普及——所得稅從「富人稅」轉型為「大眾稅（mass tax）」。
1939 年僅七十萬人繳了九成稅款；1960 年則需要三千兩百萬人才能撐起同樣比例。薪資源頭扣繳（withholding at source）使受薪階級成為國庫主力。歷史學家賽利格曼（Edwin R. A. Seligman）所謂「依負擔能力課稅」的演進，到了戰後反而出現微妙的逆轉：稅率雖維持累進外觀，重擔卻悄悄壓在中產階級身上。
漏洞的森林#
布魯克斯把稅法稱為一座「漏洞的森林」。1960 年年收入二十萬至五十萬美元者平均僅繳 44%，百萬美元以上者甚至不到 50%；當年更有十一位百萬富翁完全不繳稅。
- 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持有六個月以上的投資獲利，最高僅課 25%，被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稱為「最壯觀的漏洞」，更衍生出 1950 年的限制性股票選擇權（restricted stock option），讓高階主管以資本利得稅率取得報酬。
- 油氣折耗（oil depletion allowance）：1926 年立法，油井業主可逐年扣除毛收入的 27.5%，且不受原始成本限制——某油商五年淨收入 1,433 萬美元，僅繳稅 8 萬美元，稅率 0.6%。
- 開支帳戶（expense accounts）：1930 年的「柯亨規則（Cohan rule）」允許商務開支以合理估計報銷，三十年後在 1962–63 年改革下廢除；但新規仍要求商務談話以證明娛樂費可扣抵，反而把社交談話商業化——遊艇若用於商務超過 50% 即可折舊，催生了「左舷碼錶、右舷碼錶」式的荒謬計時。
- 慈善捐贈（charitable deduction）：升值資產捐贈不但可全額扣抵市值，還免課資本利得，使富人「序列收藏」——買進後印象派、再換中國玉、再換美國當代藝術——幾乎無償地完成藝術善舉。
1964 年稅改#
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 1961 與 1963 年推動史上最廣泛的改革方案，原意既要降低稅率，也要堵塞漏洞。然而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米爾斯（Wilbur Mills）主導審議下，民間反改革聲浪洶湧——從油商到夜總會老闆群起抵抗，連肯塔基大賽馬都被搬出來作為反對開支帳戶改革的理由。
最終由詹森（Lyndon B. Johnson）總統簽署的 1964 年稅法（Revenue Act of 1964），把個人稅率從 20–91% 調降至 14–70%，企業稅由 52% 降至 48%——史上最大減稅；但堵漏條款幾乎全數陣亡，部分漏洞甚至被擴大。布魯克斯犀利地指出：在美國，「提高稅率與新增漏洞容易，降低稅率與堵塞漏洞困難」這條政治自然律，1964 年只證明了前半。
Brooks 的詰問#
布魯克斯的批判直指三個層面：公平性——稅法名為累進實為退化（regressive in practice），九成稅率成了麻醉公眾的安慰劑；效率與道德——複雜性讓只有富人付得起頂級稅務顧問，繳稅變成「資訊不對稱的競賽」，連社交談話都被商業化以合法扣抵，敗壞國民生活的格調；政治力的不對稱——逃漏稅 vs 避稅（tax evasion vs tax avoidance）的界線雖在法律上清晰，但在政治經濟上，受益者組織嚴密、改革者孤立無援，使得堵漏永遠輸給設漏。
布魯克斯引述前國稅局長凱普林（Mortimer Caplin）的話作結：理想的稅法應該短、簡單、低稅率、少例外——本質上回到 1913 年那部初代所得稅法。換言之，若有朝一日改革成功，所得稅將回到它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