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計畫的笑話#

1998 年夏天，塔雷伯所在的歐洲金融機構五位主管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連夜不睡地擬定「五年計畫」。

這個五年計畫荒謬至極：公司最賺錢的部門當初是某客戶意外打電話要求一個古怪交易而誕生的。成長是有機的、自下而上的，不是由上而下規劃出來的。

幾個月後，俄羅斯金融違約引發拉丁美洲債券崩盤——這隻黑天鵝不在原本的五年計畫裡。

一個月後，那五位主管全部離職了。但今天他們的繼任者仍在開會擬定下一個五年計畫——我們從不學乖。

機緣巧合（Serendipity）#

「Serendipity」一詞由作家 Hugh Walpole 從童話《錫蘭三王子》（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造出——王子們總是意外發現他們並未尋找的事物。

經典的發現模型：你尋找已知的事物（如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卻找到了你不知道存在的事物（美洲）。培根說：「最重要的進展，是最不可預測的——那些『落在想像力之外』的事物。」

幾個典型例子：

• 盤尼西林：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打掃實驗室時發現黴菌污染——不是他的研究目標
•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1965 年貝爾實驗室兩位無線電天文學家被「鳥糞」干擾的雜訊困擾——這個雜訊其實是宇宙誕生的痕跡。但他們最初真的以為那是鳥糞
• 威而鋼：原本是高血壓藥物
• 生髮劑：另一種高血壓藥物的副作用
• 雷射：被發明時被同事嘲笑「沒實際用途」——後來成就 CD、視力矯正、微創手術、資料儲存

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名言：「運氣眷顧有準備的人。」最大化曝光的方式，就是不斷研究——「收集機會」。

預測技術擴散的兩種錯誤#

當新技術出現，我們不是嚴重低估、就是嚴重高估其重要性：

• IBM 創辦人 Watson 預測「世界只需要少數幾台電腦」
• 半世紀前的人預測世界很快會說一種「邏輯化的世界語」（Esperanto）
• 三十年前一致預測現在會在太空站度週末——首次登月後 Pan Am 甚至開放預訂地球-月球往返票（後來自己倒閉了）

波普爾的歷史主義批判#

塔雷伯重提波普爾（Karl Popper）最重要、卻最少人知曉的洞察：對歷史事件的預測有結構性限制。波普爾在《歷史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中指出：

要預測歷史事件，你必須先預測技術創新——但技術創新本質上不可預測。

迭代期望定律（Law of Iterated Expectations）#

如果你今天確定「明天會發現男友出軌」，那你今天就已經知道男友出軌——你不會說「等明天再剪掉他的 Ferragamo 領帶」。

把這個邏輯應用到知識：如果你能預測會發明輪子，你就已經知道輪子長什麼樣子，於是你已經發明它了。

預測黑天鵝事件等於發明它本身——所以未來的發明本質上不可預測。我們無法輕易構想未來的發明，否則它們早已被發明出來了。

龐加萊的三體問題#

龐加萊（Henri Poincaré）是塔雷伯最敬重的科學哲學家之一。他的關鍵洞察：

• 解兩個天體互相影響的軌道：可以無限期預測
• 加進第三個天體（哪怕是一顆小彗星）：初期影響極小，但隨時間擴大，最終決定整個系統的走向
• 投影到未來時，所需的初始條件精度成倍增長——而完美精度是不可能的

撞球桌的數學示例（Michael Berry 的計算）：

• 預測第 1 次擊球：簡單
• 預測第 9 次擊球：必須考慮站在桌邊一個人的萬有引力
• 預測第 56 次擊球：必須考慮宇宙中每一個基本粒子——包括 100 億光年外的某個電子

撞球的例子甚至沒考慮相對論、量子效應、自由意志——只是簡單的撞球。在動態系統中，預測能力不只是降低，而是受根本性限制。龐加萊主張：我們只能討論系統的質性屬性，不能用數字計算。

愛德華·勞倫茲（Edward Lorenz）1960 年代「重新發現」這個結論——蝴蝶效應：印度蝴蝶振翅可能在兩年後紐約引發颶風。

海耶克對「科學主義」的批判#

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974 年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的講題是〈知識的偽裝〉（The Pretense of Knowledge）：

• 真正的預測是由系統有機地完成的，不是由命令完成的
• 中央計畫者無法整合知識——許多重要資訊永遠缺席
• 整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能跳出框架思考
• 海耶克稱這種對社會運用「硬科學」工具的傾向為「科學主義」（scientism）

海耶克將社會科學與物理學作了硬性區分；塔雷伯認為這個區分稍嫌過頭——他對社會科學的批判其實適用於所有知識。物理學的成功是個窄領域的成功，我們把這種成功過度推廣到所有科學。我們對癌症、天氣（這些都是高度非線性的）的理解，遠不如對宇宙起源的理解。

不要做書呆子#

胖東尼 vs. 約翰博士的對比再現：

• 柏拉圖式（Platonic）：自上而下、公式化、封閉、自利、商品化
• 非柏拉圖式（a-Platonic）：自下而上、開放、懷疑、實證

學語言的對比：

• 書呆子方式：捧著文法書背誦變格——以為「文法權威」訂下了規則供凡人遵守
• 真實情況：語言是有機生長的，文法是事後由閒人寫進書中的
• 真正的學法：在塞拉耶佛酒吧搭訕女孩、跟計程車司機聊天

奧地利學派用「默會」（tacit）或「隱性」（implicit）形容那種寫不下來但不該被壓抑的知識——這就是「know-how」與「know-what」的區分。後者更虛幻、更易被書呆化。

經驗醫學派與證據基礎#

希臘經驗醫學派（Philnus, Serapion, Glaucias, Menodotus, 直到 Sextus Empiricus）的方法在兩千年後復活，成為今日的「實證醫學」：

• 不依賴推理或柏拉圖式因果鏈
• 從機緣觀察、猜測、嘗試中積累有效經驗
• 即使機制無法解釋，只要實證有效就採用

例子：

• 19 世紀中 Ignaz Semmelweis 提倡洗手，醫師拒絕接受——「沒道理」、即使臨床數據顯示死亡率下降
• 針灸的效果在實證上若可重複，即使機制未明，也應當採用

預測與自由意志#

如果可以預測你所有的行動，那你就不再有自由意志——你只是對環境刺激做出反應的自動機。

新古典經濟學的「合理性假設」正是用來解決這個矛盾——假設人會理性行動，於是行為就可預測。但這個假設與經驗證據完全不符。Kahneman 等人的啟發法與偏誤研究已徹底證明：人不只非理性，而且非理性的方式有無數種。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旦你接受人會做出不一致的決策，經濟最佳化的核心就崩潰了——你無法產生「一般理論」，沒有一般理論你就無法預測。

塔雷伯的諷刺：保羅·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以「最佳化」為基礎建立的數學經濟學，是把社會科學降格為二流工程學——所謂「物理嫉妒」（physics envy）。

翡翠的「綠藍」性質：歸納之謎#

哲學家 Nelson Goodman 提出的「歸納之謎」：

• 你看到一塊翡翠：昨天綠色、前天綠色、今天綠色
• 通常你會推論：明天也會是綠色（「綠色」性質）
• 但你也可以推論：它具有「綠藍」（grue）性質——在某日（譬如 2006/12/31）之前是綠色，之後變成藍色

同樣的過去資料，可以同時支持一個理論及其完全相反的理論。如果你是火雞，被餵養的歷史既可以證實「我安全」，也可以證實「我即將變成晚餐」。歸納之謎是敘事謬誤的另一種形式——一組觀察可以容納無數種解釋故事。

為什麼我們仍然規劃？#

哲學家 Daniel Dennett 提出：

我們大腦最強大的能力，就是把猜想投射到未來——「如果我打他鼻子，他會打我，或者更糟，叫他在紐約的律師」。

我們讓我們的猜想替我們去死。這是進化的長期租賃——其他動物受制於環境的即時依賴，我們則在腦中演練可能的世界。我們的大腦是「預期機器」（anticipation machines）。

但這不代表我們的預測準確——只代表我們演化出了預測的衝動。社會分工依賴專業化（你不會在生病時自己去念醫學院），於是我們自然傾向相信專家——即使在沒有真正專家的領域。

下一章將進入塔雷伯的政治理想：認識論治國（epistemocracy）——一個尊重不確定性的治理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