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還無法寫出「美的法則」#
當我們不要求精確答案時,全世界對「迷人的城市」會有奇妙的共識——愛丁堡、巴黎、羅馬、舊金山,偶爾錫耶納或雪梨。我們的休假目的地也透露了同樣的偏好:很少有人選擇在 Milton Keynes 或法蘭克福度夏。
但奇怪的是,這份直覺從未轉化為可複製的「美的法則」。如果人類某時某地能造出像巴斯(Bath)那樣的城市,按理我們該能像複製藍莓果醬那樣穩定再現它——但建築一再抗拒科學化、規則化。
文藝復興時期,**帕拉迪奧(Andrea Palladio)**在《建築四書(The Four Books of Architecture, 1570)**》中達到這份野心的高峰:
- 愛奧尼克柱的 architrave、frieze、cornice 之高,須為柱高的五分之一
- 房間至少與寬度一樣高
- 房間長寬比應為 1:1、2:3、3:4
- 主廳須位於中軸、絕對對稱
但這些法則的耐用度遠不如他的房子的名聲。倫敦攝政公園北端有座 1990 年建成、虔誠遵守帕拉迪奧的住宅(Quinlan Terry & Raymond Erith, Ionic Villa)。它本應是當代倫敦的傑作、英國版圓廳別墅,現實裡卻被笑話:
- 它的形式與時代不合
- 訴說的貴族傲氣與當代理想格格不入
- 牆色太奶油、材料光潔得失去歲月感
反過來,湖區一棟塞在角落、毫無中軸、橡木柱粗厚、天花板甚至不及一人高的小屋,無視帕拉迪奧的所有原則,卻仍能深深迷住我們。
我們因而學到:建築不能只靠規則歸納;但這也不該讓我們陷入沉默。比起閉口不言,更公允的回應是培養更細緻的辨識能力——能像哲學家分析人類的德行那樣,逐一替建築命名其美德。
一、秩序(Order)#
街景中的秩序之美#
在巴黎一條對稱寬闊的街道(Charles Percier 與 Pierre Fontaine 的 rue de Castiglione, 1802),所有公寓的屋頂、立面、材料都精準配合鄰居:
- 屋頂高度、窗戶位置在街道上下、左右地呼應
- 拱廊接陽台、再接三層風化砂岩、最後是蓋鉛皮的緩穹頂
- 每幾公尺一根莊嚴幾何煙囪,像一群芭蕾舞者把腳尖對齊在同一條線上
這種精密整齊的場面,鋪陳出秩序作為美的核心地位。一條街的背後是無數犧牲:
- 各地石匠以同樣手勢敲鑿幾個月,使得石塊能無怨地與鄰石並列
- 工匠的車從各地運來,車夫離家數日、住在便宜旅店
- 二樓某個浴室的水管終於與洗手盆相接——使生活悄悄地、無戲劇地,變得更可居
我們稱這種街道為美,是因為它與我們所熟悉的混亂形成對照。這條秩序井然的街道在教我們:個體放下部分自由以服膺更高、集體的方案——所有部分藉由貢獻整體而成為更大的事物。
對抗混沌的幾何#
柯比意(Le Corbusier)說:
「你愛抱怨這些枯燥的數字是詩的對立物!但這些事物之所以美,就因為它們在自然或人類城市表面的混亂中,是幾何的居所、實用數學統治的領域……幾何難道不是純粹的喜悅嗎?」
幾何之喜,部分源自它是對自然的勝利——
- 自然不會猶豫地將我們的道路腐蝕、把我們的建築扯下、讓野藤穿牆
- 它最終會贏:我們會疲倦於修補屋頂與陽台、燈光暗去、雜草悄悄爬上圖書館與商店
- 對這種「無可避免的災難」的背景意識,正是讓我們對一條秩序之街特別敏感的原因
- 追求秩序,等同於追求生命
秩序作為對「過度複雜」的防衛#
我們之所以喜歡登高、瞭望、長走廊、軸線分明的庭園,正因人類其實不太喜歡持續的驚奇。秩序的場景在象徵層面讓我們感到「掌握了難以預測的未來」。
重複,並非缺乏想像#
倫敦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露台屋、巴黎中心區的公寓——其單調重複曾因嚴格的市政建築規範而不得不然:
- 規範讓建築師戴上手銬,限制了材料與形式
- 像婚姻制度一樣,「以節制換來節制的滿足」
浪漫主義時期建築界陷入「獨創 = 偉大」的迷思——拉斯金(John Ruskin)1849 年抱怨:「沒有一天我們不被告知建築師應當原創、發明新風格……每蓋一棟濟貧院或教區教堂,都要重新發明一種建築?」洛斯(Adolf Loos)也呼籲:「最好的形式早已存在……夠了,原創夠了。讓我們繼續重複自己——一棟建築看起來像另一棟。」
在許多領域,「節制」與「遵循前例」比「原創」更為重要。我們不希望走在街上轉角時被新奇驚到——建築應該有信心與善意,做得有點無聊。
秩序的限度:複雜性才是它的搭檔#
但純粹的秩序也會無聊到令人光火。一棟每扇窗都是同樣方形玻璃、每層樓都複製、不見天線或攝影機破壞網格的辦公樓,反而會讓我們感到疲憊與煩躁。
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的兩座建築正好對照:
- 總督府(Doge’s Palace, 1340–1420)——哥德式精細變化:每層樓窗的高度與紋樣不同,但整體仍協調
- 一樓樸實踏地、二樓如繡花禮服、上方白粉紅磚體像桌布、屋頂像嘉年華帽子
- 像一首巴哈賦格
- 新行政官邸(Procuratie Vecchie, 1532)——古典簡單複製:地面樓設定模式,上面兩層只是縮小重複
- 像單調的鼓點
諾瓦利斯(Novalis)說得好:「在一件藝術作品中,混沌必須穿過秩序的紗微微閃現。」
材料、輪廓、基地中的「秩序對混亂的勝利」#
德波頓列舉幾個讓秩序與混沌共舞的設計:
- 磚牆——每塊磚紋理、顏色、性格都不同,卻以奶油色砂漿拉成同一秩序,「個性與和諧之間取得完美平衡」
- 石板地——巨大鈍石被工匠教育成方格中的成員,個性收斂卻不死板
- 木地板——木紋裡的渦旋與瑕疵被釘子規範,卻仍透露樹幹的脈動
- John Nash 的 Park Crescent(1812)——若是直線排屋會很無趣,但弧形帶來「秩序對抗反向拉扯」的張力
- Diener and Diener 的 Langhaus 公寓(阿姆斯特丹, 2001)——窗戶以 6:12:21 的非對稱節奏緩和了重複
- 捷克 Telč 主廣場——平面僵硬,但顏色、線腳、屋頂自由——「像一群只在身高一致的孩子」
古諺所言不假:美存在於秩序與複雜的兩端之間。
二、平衡(Balance)#
對立的調和#
優秀建築常以調和對立的方式創造美:新與舊、自然與人造、奢華與樸素、陽剛與陰柔。
德波頓舉了三個範例:
Karljosef Schattner,Eichstätt 新聞學院(1987)#
- 巴洛克 U 形老樓中央的庭院長期空蕩
- 1980 年代他放入一個無比現代的混凝土玻璃方塊
- 風格極端對立卻互相依存——拿掉哪一個,另一個都會變得「過於頑固」或「過於野蠻」
路易.康(Louis Kahn),耶魯英國藝術中心(1977)#
- 大廳裡用兩種完全相反的材料:英國橡木鑲板 vs. 裸混凝土
- 橡木——鄉村、貴族、歷史、皮革與威士忌的氣息
- 混凝土——速度、經濟、原始力量、現代民主
- 康像個聰明的主人,沒有試圖掩飾兩位賓客的差異,反而讓彼此各自盡情展現
- 結果:「描繪出當代理想英國性的輪廓」
Herzog and de Meuron,石屋(Stone House, Liguria, 1988)#
- 暴露的混凝土框架內,鬆鬆放著無砂漿黏結的當地碎石
- 鄉村與工業、農業與工業的張力,被框架與石塊的對話化解
平衡作為內在心理健康的隱喻#
我們之所以稱讚平衡的建築,並不只是視覺上的悅目:
我們在牆上的曲線與直線之間,看見理性與情感的拉扯;在裸木裡看見「人的正直」、在鎏金中看見「人的享樂」。建築的平衡,喚起的是我們對「心智健康或幸福」的想像——我們也是對立的合成體,能否協調,攸關我們的福祉。
世界常給我們強加「不可能兼具」的對立——好笑與嚴肅、民主與精緻、世故與田園、實用與優雅、陽剛與細膩。**Skogaholm Manor(瑞典, c. 1790)**就是反例:
- 家具細膩洛可可、雕著貴族曲線與花環
- 但地板不是大理石或精緻拼花,而是粗糙未上漆的木板
- 牆上新古典花紋不是大紅大金,而是低調的灰與棕
- 提出了新的人類理想——「奢華不必沉淪、樸素不必喪失高貴」
細緻平衡的建築之所以打動我們,是因為它示範了我們也能如何調解內在的對立。
三、優雅(Elegance)#
強度的美學#
從蘇黎世往南進阿爾卑斯山的火車旅程中,乘客忽然會看見一條纖細的混凝土橋——周圍是嶙峋的岩石與咆哮的褐河,但橋本身平靜而謙遜地連接兩岸。
美的一部分來自對抗破壞性力量的能力——能擋住冰雹的厚石板瓦、能彈開海浪的防波堤、螺栓、鉚釘、纜線、樑與飛扶壁;連接城市的橋、能在電擊中飛行的飛機機翼。我們對能補足自身不足的事物有情感反應。
我們從建築中得到的美感,常與其所抵抗之力的強度成正比。
優雅 = 看似毫不費力的勝利#
光有強度不夠。**Robert Maillart 的薩爾基那托貝橋(Salginatobel Bridge, 1930)與Brunei 的克利夫頓吊橋(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1864)**都堅固——但前者明顯更美:
- 馬亞爾的橋像精瘦的運動員——縱身一跳、優雅鞠躬下台
- 布魯內爾的橋像挺著肚子的中年男人——大聲招呼別人才願意起跳
我們稱「優雅」的,是建築在抵抗、跨越、庇護的同時——還能展現從容(grace)、簡省(economy),並且謙遜地不誇耀困難。
反例:Hopkins 的 Bracken House雨棚——多根粗壯支柱,只為支撐幾片不重的玻璃,造成「任務輕、應付重」的不諧;對照**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雕塑般以最少元素抗拒重力的精神。
文學中亦同——拉羅什福柯(La Rochefoucauld)一句格言:「我們都有足夠力量承受別人的不幸。」其壓縮力等同於馬亞爾的橋。我們所欣賞的,是天才賦予複雜以簡單的外觀。
柱、窗、水準的精準#
幾個常見的「優雅關鍵點」:
- 柱子:寬肩卻看似不甘心承一層樓的柱很笨拙;纖細頸子撐起教堂高度卻顯得輕盈的柱(如阿罕布拉的 Comares 宮、Foster 的 Canary Wharf 地鐵站)令人心嚮往之,「像我們自己希望承擔重擔的姿態」
- 窗戶:玻璃對窗框的比例。十八世紀巴斯的喬治亞式建築把窗條從 38 mm 細到最後僅 16 mm,輕巧得像 Degas 筆下用五個腳趾轉旋的芭蕾舞者
- 無實用功能的細膩裝飾——Henri Labrouste 的巴黎聖熱訥維埃芙圖書館(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 1850)拱中那些鍛鐵小花
我們的物種花費驚人的時間在毀壞東西。但偶爾,我們會在毫無實用理由下為建築加上石獸(gargoyles)、花環、星星、花圈。這些優雅的點綴,是「物質形式的善、凝結的仁慈」——是「不是只為生存,而是為了茁壯」的人性證據。
四、連貫(Coherence)#
自身內部的連貫#
德波頓談到一棟北倫敦讓他每次經過都發毛的房子:
- 像每翼樓層各由不同團隊設計,沒有人見過彼此的圖
- 部分模仿都鐸風、部分趨向哥德、夾雜著美術工藝運動與安妮女王風
- 連頂樓也搖擺於「mansard 還是普通直牆」之間
這就是「身分認同危機」。另一棟 Sidney Kaye 在 Shepherd’s Bush(1971)的塔樓也同樣令人不適:
- 二十層高,從漢普斯特德都看得到,卻被屋頂、窗戶、白條等水平元素強拉成「矮胖」
- 像「把戰後英國海濱平房的美學套到摩天樓尺度上」
- 它既不甘謙遜也無膽張揚,像被推上舞台卻只能呆望觀眾的青少年
蘇利文(Louis Sullivan)在《從藝術角度思考高層建築》(1896)就指出:「高層建築的根本特徵是高聳。它必須每一寸都驕傲地、上升地存在;從底到頂,應為一個整體,不存在一條反對的線。」紐約與芝加哥的偉大摩天樓——如 Cass Gilbert 的 Woolworth Building(1913)——就完美實現了他的建議。
建築會說話,但從來不是用單一聲音。它們是合唱,不是獨唱——這帶來和諧的可能,也帶來不和的危險。建築中沒有任何元素本身是醜的;它只是位置不對、尺寸不對。美,是各部分之間連貫關係的孩子。
維也納奧托.瓦格納(Otto Wagner)的某住宅入口廊:雕像說東方、柱說古希臘、鐵藝說奧地利鄉村花邊——一片混亂;對照帕拉迪奧的 Villa Contarini,「拱門和諧地調和柱子,灰泥對照石塊的粗糙,雕像平衡了整體的肅穆」。
與環境(地理/時代)的連貫#
連貫不限於建築自身,也涉及它與所在地與時代的關係。
德波頓親身去日本長崎旁的「豪斯登堡(Huis Ten Bosch Dutch Village, 1992)」主題公園——一座 152 英畝、以驚人忠實度複製前二十世紀荷蘭風光的設施:
- 紅磚新文藝復興旅館、運河、海牙王宮、起司鋪、五座古風車、30 萬株鬱金香
- 但身處日本的事實使一切變得詭異不安
一棟建築不只要與自身和諧,還要與所在的時間與地點和諧——否則就像在熱帶設無法開的窗、在山中設關不上的窗一樣令人不安。
真正的「向過去致敬」#
東京當代建築對日本傳統的呼應,多半淪為媚俗:
- 京都辦公樓頂上夾在空調與天線間的迷你神龕
- 公寓門口擺微縮松、陽台懸掛苔玉
- 浴簾上印書法、廚門上裝紙拉門
- 招牌偶爾微微上翹模仿德川風格
紙門不會讓房子變成日式精神,混凝土也不必然違反它。德川住宅的真正繼承者,外表往往不像它的祖先——其相似在於比例與關係,正如優秀的紫式部譯者敢於對單字做大幅度自由處理,因為他們知道機械式對譯反而會背離原意。
倫敦曼徹斯特廣場(Manchester Square)西北側 GMW 設計的辦公樓亦是反例——他們知道窗戶是與舊立面協調的關鍵,於是給了白色矩形窗框,卻忘了古典窗框的精髓在於纖細與優雅,最後做出粗壯的鋼工字樑窗框。對照劍橋艾曼紐學院(Emmanuel College)由 Michael Hopkins 設計的 Queen’s Building(1995)——窗框雖為銀黑色、雖為水平,反而比假裝古典的曼徹斯特廣場更合古典精神。
真正的致敬,很少看起來像致敬。
何謂「成功的當代日本建築」#
德波頓引述歌德 1772 年〈論德國建築〉中宣稱「德國本質上是基督教國家、唯一適當的風格是哥德」,但他指出:
- 沒有任何國家擁有一種風格、也沒有國家被前例鎖死
- 國族建築身分像國族身分,是被創造而非由土壤決定
- 建築師有挑選地方精神中哪個面向加以凸顯的特權
一棟具備「在地連貫性」的建築,是承載其時代與地方最值得追求的價值與最高志向的建築——它是一個可實踐之理想的容器。
幾個成功的範例:
- **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希望他的作品能像最開明的巴西人——既懂殖民歷史的負擔與特權、又同情現代科技、保留健康的玩心與感性、依舊鍾愛巴西的「白沙灘、巨大的山、漂亮的褐皮膚女人」
- Geoffrey Bawa 的可倫坡議會島(Parliament Island, 1982)——屋頂呼應前殖民時代康提(Kandy)王宮與寺院的雙坡頂、室內結合僧伽羅、佛教與西方元素,「描繪出一種理想的當代斯里蘭卡公民形象」
- Tezuka Architects 的 Jyubako House(東京, 2004)——對外是空白的混凝土臉、入內是天井灑下毛玻璃天窗的柔光,將「禪式對日常之退避」以現代材料重述
- Peter Zumthor 的 Gugalun House(瑞士山地)
- S333 Architects 的 Vijfhuizen 新區(2004)——遠看像傳統荷蘭村,近看才見邊角銳利的當代細節:屋頂是肋條鋼板、牆面是鋼板與木板交錯——「在傳統形式與現代材料之間,展開了一場相互尊重的對話」
谷崎潤一郎(Junichiro Tanizaki)在《陰翳禮讚(In Praise of Shadows, 1933)》中寫道:「我們不太能與光亮閃爍的東西真正親近……銀器我們偶爾使用,但寧可不去拋光;它必須蒙上一層陰暗的、煙燻的銅綠(patina),我們才開始享受它。」這份對材料缺陷與時間痕跡的偏愛——讓木、石、混凝土與木的混合,緩慢、有尊嚴地老去,與我們自身的失意與衰退形成優雅的對位。
五、自我認識(Self-knowledge)#
柯比意的瘋狂方案#
德波頓某夏天在巴黎二區一家小旅館住了一段時間,常去名為 Chez Antoine 的咖啡館——時尚的女人、警察、學生、學者、政客、妓女、離婚者、觀光客都會在某個時刻路過。即使他鮮少與人交談,也未感寂寞——和他在洛杉磯被高速公路夾住的居住經驗形成天壤之別。
數年後他翻閱一本城市規劃書,吃驚地發現他住的整個區域、咖啡館、報攤、洗衣店、甚至國家圖書館,都在**柯比意 1922 年「Plan Voisin」**的炸毀範圍內——他打算在原地建起 18 棟 60 層樓高的十字形塔樓,間以大公園延伸至蒙馬特山下。
但這方案絕非瘋人之作。它出自一位看來聰明、理性、富於人道精神的建築師。要批判它之前,得先理解他面臨的問題:
- 1800 年巴黎人口 64.7 萬;1910 年已達 300 萬,超過設施容納量
- 一座廁所往往服務 70 名居民;冷水龍頭是奢侈品
- 工廠與住宅混雜、煙塵與毒物並排
- 兒童在污水四溢的庭院中玩耍;霍亂、結核病不斷
- 公車與馬車相撞,馬甚至被撞穿到歌劇院大道路燈柱上
柯比意因此宣稱「所有城市都已陷入無政府狀態。世界生病了。」歷史的巴黎,只是「結核病的巴黎」的另一說法。
他的方案#
- 摩天樓——以鋼筋混凝土技術解決擁擠與蔓延(一棟 4 萬人也行)
- 廢除郊區(他連厭惡郊區人的狹隘心態一併批判)
- 消滅街道——「街道是過時的觀念」
- 行人與汽車徹底分離——「行人永遠不會遇到汽車!」
- 50% 城市土地做公園、塔頂打網球與曬日光浴
- 工業區與住宅徹底分開
- 為「我們所有人!!!」打造綠地、清新空氣、充足住房
他遺漏了什麼#
諷刺的是,柯比意的夢想催生的,正是今日巴黎周邊的反烏托邦住宅群——觀光客在進城路上撇開眼神不忍直視的廢地。乘坐區間列車到那些地方,便能看見柯比意對建築與人性的種種遺忘。
德波頓列出柯比意忘了的事:
- 忘了 2,699 個鄰居中只要幾個決定辦派對或買槍是多麻煩
- 忘了灰天下的鋼筋混凝土有多消沉
- 忘了當有人在電梯點火、而你住四十四樓時的恐懼
- 忘了貧民窟令人厭惡,但它們的街道布局其實沒問題——人類欣賞那種從房子出來像是走進戶外房間般的安全感
- 忘了「行人慢車流、車流的眼睛守護行人」的奇妙互依
一座貌似理性、把住宅、商場、圖書館分開、用高速公路串連的城市,剝奪了我們偶遇之喜:路上看見魚販擺出驚瞠的漁獲、工人吊起花布沙發、葉子在春陽下展開、戴眼鏡棕髮女孩在公車站讀書——這些「走著走著驟然湧現的小幸福」正是城市的精髓。
設計失敗的根源:對自我的缺乏理解#
那為什麼建築師會犯這樣的錯?德波頓的回答是:「設計,意味著被迫去未學自己以為已知的事」——
- 認得「光線恰到好處」、「樓梯好走」很簡單
- 但要把這直覺翻譯成可重現的設計原則卻極為困難
- 我們的行為充滿難以預測的怪癖:寧可坐靠牆的硬凳而不選舒適沙發、寧可走自己踏出的捷徑而不走景觀師的路、孩子寧在停車場通風井玩而不去專門兒童遊樂場
我們的滿足感由細膩、未必預期的線編織而成:
- 椅子不只要支撐我們,還要讓我們的後背覺得「有掩護」(彷彿仍在防範祖先所怕的捕食者)
- 進門前那道小門檻、那段欄杆、那遮雨蓬、那一行花石——幫我們標出公共與私人空間的過渡,安撫進出住所的細微焦慮
當這些細節被忽略時,我們不會劇痛,只是要更費力對抗一陣陣模糊的不適——不知如何形容時,我們可能訴諸玄學、講風水、講靈氣。但這些不適真正的源頭從不神秘——它們可以被追溯回同理心的失敗:建築師太傾倒於「他覺得我們可能是誰」的簡化想像,而非「我們其實是誰」的迷宮現實。
壞建築 = 心理學失敗#
建築師創造不出宜人環境,反映的是我們在生活其他面向也找不到幸福的一般性失敗:在材料中表達的,正是讓我們在情感與職業中走錯方向的同一傾向——不理解我們自己是誰、什麼能滿足我們。
我們會選錯伴侶、選錯職業、選錯假期、拆掉古老街道(其實該裝路燈與下水道)。
- 美的場所——出自那些少數有勇氣質問自己慾望、能把瞬間感受到的喜悅譯成清楚計畫的建築師
- 他們的禮物,是替我們創造出能滿足我們自己未必意識到的需求的環境
建築的德行——秩序、平衡、優雅、連貫、自我認識——說到底,都是「讓人活得更好」的不同面向。它們不是相互獨立的法則,而像一個成熟人格中相互支援的特質:缺一個,整體就會失衡。
原書插圖#

p.152|What laws allow: Quinlan Terry and Raymond Erith, Ionic Villa, London, 1990

p.157|The pleasures of an ordered view: Top: Carl Frederik Adelcrantz, Sturehof Estate, near Stockholm, 1781 Bottom: Christopher Wren and his successors, Greenwich Hospital, c. 1695

p.159|The pleasures of an ordered view: Top: Carl Frederik Adelcrantz, Sturehof Estate, near Stockholm, 1781 Bottom: Christopher Wren and his successors, Greenwich Hospital, c. 1695

p.162|The tedium of order: Mauro Coducci, Procuratie Vecchie, Venice, 1532

p.163|The tedium of order: Mauro Coducci, Procuratie Vecchie, Venice, 1532

p.164|Diener and Diener, Langhaus, Java Island, Amsterdam, 2001

p.166|Flirting with being boring, rescued by the scale and the curve: John Nash, Park Crescent, 1812

p.167|Flirting with being boring, rescued by the scale and the curve: John Nash, Park Crescent, 1812

p.167|Remove either one, and something is lost: Karljosef Schattner,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Eichstätt, 1987

p.169|Remove either one, and something is lost: Karljosef Schattner,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Eichstätt, 1987

p.172|Herzog and de Meuron, Stone House, Tavole, Liguria, 1988

p.173|Men and women: Wiel Arets, University Library, Utrecht, 2004

p.174|A balanced building as a promise of a balanced life: Interior, Skogaholm Manor, Närke, c. 1790

p.175|A balanced building as a promise of a balanced life: Interior, Skogaholm Manor, Närke, c. 1790

p.180|Michael Hopkins, Bracken House, London, 1991

p.180|Robert Maillart, Salginatobel Bridge, Schiers, 1930

p.181|Silvia Gmür and Livio Vacchini, house in Beinweil am See, 1999

p.182|Silvia Gmür and Livio Vacchini, house in Beinweil am See, 1999

p.182|How we should like to stand in relation to our burdens: Left: Foster and Partners, Underground Station, Canary Wharf, 1999

p.183|How we should like to stand in relation to our burdens: Left: Foster and Partners, Underground Station, Canary Wharf, 1999

p.184|Right: The Comares Palace, Alhambra, Granada, 1370

p.185|A magical ratio of frame to glass, and foot to body: Left: Marlborough Buildings, Bath, eighteenth century Right: Edgar Degas, The Star, 1879

p.188|friar, Wells Cathedral, Somerset, 1326

p.190|‘Every inch a proud and soaring thing’: Cass Gilbert, Woolworth Building, New York, 1913

p.192|Otto Wagner, villa, Hüttelbergstrasse 26, Vienna, 1886

p.193|Andrea Palladio, Villa Contarini, Padova, 1546

p.194|Huis Ten Bosch Dutch Village, Nagasaki, 1992

p.196|Marine Catcher, Shinjuku, Tokyo

p.196|Huis Ten Bosch Dutch Village, Nagasaki, 1992

p.198|skyscrapers, Shiodome, Tokyo

p.199|Kamagaya City, Chiba Prefecture, 1993

p.200|An architecture that cannot accept who we have grown into: Poundbury, Dorchester, 1994

p.201|Shijo-dori, Kyoto

p.202|GMW Architects, north-west side, Manchester Square, London, 2001

p.204|tanned women’: Oscar Niemeyer, Kubitschek House, Pampulha, Minas Gerais, 1943

p.206|‘A house like me’: Geoffrey Bawa, Parliament Island, Colombo, 1982

p.207|Tezuka Architects, Jyubako House, Setagaya-ku, Tokyo, 2004

p.208|Tezuka Architects, Jyubako House, Setagaya-ku, Tokyo, 2004

p.211|Coherence in place and in time: S333 Architects, New Quarter, Vijfhuizen, 2004

p.212|The future of a great city: Le Corbusier, Plan ‘Voisin’ for Paris, 1922

p.213|The future of a great city: Le Corbusier, Plan ‘Voisin’ for Paris, 1922

p.216|From Le Corbusier, The Radiant City, 1933

p.216|A skyscraper for 40,000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