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首先要澄清「反智主義」這一概念的本質與涵義。
一、什麼是「反智主義」？#
「反智主義」譯自英文 anti-intellectualism，指的不是一套學說或理論體系（如科學主義），而是一種態度或行為特徵。它廣泛存在於各個社會與文化中，卻不容易給出清晰明確的定義。
已故歷史學家余英時（Yu Ying-shih, 1930–2021）認為，反智主義涉及兩個方面：
- 對「心智」（intellect）本身的憎恨與懷疑，認為智性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有害無益；
- 對代表智性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抱持輕蔑乃至敵視的態度。
余英時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採納了美國歷史學家理查·霍夫斯達特（Richard Hofstadter, 1916–1970）的定義。霍氏在 1963 年的名著《美國人生活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中，從歷史角度分析了反智主義的淵源及其在當代美國文化中的表現：
反智主義的核心定義 「以厭惡和懷疑的態度，看待心智生活及其公認的代表人物；並且傾向於持續貶抑心智生活的價值。」
反智主義 ≠ 反理性主義 霍夫斯達特強調，不能將「反智主義」與「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混為一談。反理性主義是以尼采（Nietzsche）、柏格森（Bergson）、愛默生（Emerson）等人為代表的哲學立場；他們並不反對心智生活——相反，他們是極重視心智的反思型知識份子——只是反對將「理性」（reason）奉為真理最高標準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而反智主義則是對一切心智生活與反思活動的排斥與厭棄。
二、心智（intellect）與智力（intelligence）的區分#
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反智主義的對象，霍夫斯達特區分了「智力」與「心智」：
- 智力（intelligence）：一種操作性、可調控、絕對實用的品格，運用於相對狹窄、即時、可預測的範圍，試圖抓住、操控、重整、調節。它是「最傑出、最具持久性的動物美德之一」。
- 心智（intellect）：理智中批判性、富創造力、默想性的一面。它評估、沉思、驚訝、理論化、批判、想像。
簡言之，智力是實用或實踐性的，心智是抽象或思辨性的。這正對應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關於「實踐科學」（practical science，知識為手段）與「思辨科學」（speculative science，知識本身即目的）的區分。
高智力不等於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是追求心智、為真理本身而活的人。一個智力超群者（如電腦工程師）不一定是知識份子；反之亦然。在嚴格意義上，只關注實用知識、對人文學科興趣寡然的理工專業人士並非知識份子，甚至可能是反智主義者。惟有具備批判性思維與人文關懷的人，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知識份子。
這也正是學者石衡潭所觀察到的現象：真正的人文知識份子很少加入城市家庭教會。受反智主義影響的中國教會並不缺乏理工人才，但缺少有獨立思想的「人文知識份子」。可見，反智主義者排斥的不是知識本身，而是對真理的反思能力與批判性思維。
三、西方反智主義的宗教根源#
霍夫斯達特批評的對象雖是普遍的美國國民性，但他首先批評的是宗教，因為美國文化深受新教塑造。在他看來，宗教反智主義是世俗反智主義的源頭，而其最集中的代表是福音派基督教——「在現代文化中，福音派運動一直是這種宗教反智主義……最有力的載體。」
- 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美國宗教反智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此。覺醒者並非貶低心智品德的第一人，卻「激發了反智主義」。隨著大覺醒，清教時代落幕，福音時代開啟，福音派繼承了高舉心靈、貶低理智的特質。
霍夫斯達特如此描述福音派的反智思路：
信仰的傳播主要靠的不是邏輯和學問……由此可推得：謙卑的無知遠比有教養的心智更好。這一立場縱有許多缺陷，卻在根基上與美國福音派基督教及美國民主高度融合。
這一分析促發了當代歷史學家馬克·諾爾（Mark Noll）的深入反思，成果便是 1994 年的《福音派心智的醜聞》（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福音派心智的醜聞是，基本上不存在一種福音派心智。」 諾爾指出，美國福音派雖有許多優點，卻「在維持嚴謹的心智生活上明顯失敗」：既未建立研究型大學，也未創辦與現代文化深入互動的學術期刊。在基要主義與常識哲學的影響下，福音派變得「注重行動、依賴直覺、大眾化、唯聖經主義」。
諾爾進一步指出，美國基要主義接受了蘇格蘭啟蒙運動哲學家湯瑪斯·里德（Thomas Reid, 1710–1796）的「常識哲學」（Common Sense Philosophy）。為抵制休謨（David Hume）的懷疑論，里德等人強調日常經驗感知的可靠性；這雖為基要派提供了抵制聖經批判的武器，卻也在敬虔主義土壤中滋生了反智主義——推崇即時直覺，輕視深入的批判性反思。
同年，神學家大衛·威爾斯（David F. Wells）在《真理無地》（No Place for Truth）中批評：許多福音派牧者放棄傳遞上帝話語的角色，淪為治療師與企業經理，使神學在教會中失去立足之地。英國學者葛尼斯（Os Guinness）也批評福音派「重視身體訓練，卻荒廢頭腦與思想的訓練」。可見，美國福音派的反智主義已受到學者們的充分關注。
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反智論#
與西方相比，漢語學界對中國反智傳統的研究相對薄弱。作為一種人類現象，反智主義雖普遍存在於所有文化中，但必然帶有各自文化的烙印。最早且最系統研究中國反智傳統的學者是余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中，他剖析了道家與法家對智性與知識份子的排除和貶低：「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
- 愚民政策：道家與法家都主張不讓百姓有知識，以便君王統治。老子（Laozi）寫道：「絕聖棄知，民利百倍」「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法家則將「愚民」付諸實踐——秦始皇採納韓非子（Han Feizi）「以法為教」之議，全面推行愚民。
- 敵視知識份子：法家特別防範、仇視喜歡質疑當權者的儒家讀書人。《商鞅書》稱「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正是對知識份子的敵視，導致秦始皇發動「焚書坑儒」。
中西反智主義的本質差異 中國傳統政治的反智宣導者自身並不反智——他們多是博學的思想家（如老子、韓非子），反對的只是「他人」（被統治的人民與讀書人）擁有思考能力。這是一種維護專制政權的政治手段，帶有功利性與政治目的，與西方語境中真誠排斥心智價值的反智主義有很大差別。
五、中國教會與中國傳統社會的關係#
研究中國教會反智主義的文獻更為稀缺，且多簡短概要。本書希望在余英時的基礎上作出更深入的探討。首先須注意，中國教會與中國傳統社會之間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既有不連續性，也有連續性：
- 不連續性：作為蒙召聖徒的群體，中國教會的反智與中國政治的反智論在本質上不同。教會的反智不是領袖為鞏固權力而推行的「愚民」政策；相反，許多教會領袖自己就真誠地反智，排斥理性在信仰中的價值，與會眾一同「真誠」地反智。在這一點上，它與西方語境更為接近。
- 連續性：既然中國教會由生活於中國文化中的華人組成，就不可能不受中國文化影響。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中國文化對知識份子的排斥——正如古代知識份子質疑統治者，人文知識份子也質疑教會領袖，於是傳道人對他們普遍採取提防或冷落的態度，造成「信仰上的獨斷」與「組織的不民主」。
六、中國教會反智主義的定義#
基於以上討論，本書將中國教會的反智主義定義為：
「基督徒反對以理性和對話的方式反思或探討信仰及相關問題的傾向或行為。」
這一定義包含兩個層面：
- 對內：拒絕對自己的信仰作審視、反思與自我批評，堅信信仰「像嬰孩一樣」單純、絕對不容質疑，並害怕反思會動搖信仰。
- 對外：拒絕與其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信仰問題作敞開而真誠的對話，同樣出於擔憂信仰被質疑、被視為「信心軟弱」。
反智主義映射出一種對自身信仰立場不容質疑的絕對自信，但這種自信背後，其實隱藏著擔憂與信心的缺失。
七、定義的進一步澄清#
- 反對的不是探討聖經真理，而是用理性與學術的方式探討聖經。許多反智的基督徒尤其熱衷追求聖經真理，卻偏好字面解經、靈意解經或承襲傳統，懷疑學術性的聖經研究。倪柝聲、王明道、宋尚節皆推崇字面或靈意解經，並輕視嚴謹的解經學。
- 反對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對信仰的反思。許多高學歷基督徒擅長用理性處理專業（尤其理工）問題，卻拒絕以理性對待聖經與信仰。例如宋尚節擁有化學博士學位，卻認為世俗學識對信仰毫無價值，回國途中將學歷拋入海裡。
學者周學信指出：反智主義反對的並非人的智慧本身，而是「人針對觀念進行反思」，認為這欠缺立即功效、浪費時間，從而使教會過分強調行動、過於務實與功利。
筆者認同周學信「反智主義反對的不是理性，而是對信仰的理性反思」這一觀點，卻不完全認同其「功利主義動機」的看法。務實與功利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核心原因在於對理性與信仰關係的認識偏差：反智的基督徒習慣將理性與信仰對立，認為上帝的真理只能靠單純信心接受，不能用邏輯與理性分析。
因此，這不只是文化問題（中國人的務實功利），更是神學問題：他們將信仰與理智對立，根源在於對上帝及其創造的認識有偏差。在信仰框架中，對一切事物的認識最終都基於對上帝的認識，因為上帝是萬事的起點。所以，本書的目的不是描述反智現象，而是追溯並探討其背後的神學根源，為中國教會提供更整全的上帝觀與神學基礎。